我之前跟慕尼黑大學法學院的人一起參觀總理府，接待我們的是一個法律系出身的事務官。他跟我們講述他最近的事物。因為當時正好是巴伐利亞邦改選，組成聯合政府，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按照新的聯合政府施政綱領，從新設計中央部會。第二件事情，根據選舉結果、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以及聯合政府彼此間的承諾，在新政府上台後，主管部會的事務官馬上拿出新版本的「菸害防制法（我用台灣的法規名稱）」，進行部會協調，並且準備提交邦議會審議。這位總理府的高級事務官的工作，乃是各部會產生歧異，要交給邦總理裁示之前，儘量完成協商版本；如無法如願，則交由內閣會議，由總理與各部部長討論解決。相對於此，台灣中央部會似乎並沒有這種根據新政府的施政綱領主動進行調整業務內容的習慣。內政部以下的單位與機關處理的事物儘管天南地北，共同點在於，長期以來，這些事務官體會因其職掌，每年擬定年度施政計畫。因此，我常常在想，就算部長與政務次長只是個演員，透過常務次長以下的事務官體系，內政部也是會運作如常。職此之故，江教授如果擔任內政部部長的最大問題，乃是他到底要執行甚麼樣的施政理念。
至於台大學生的信與江教授的澄清，容我不禮貌地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對話罷了！依照我的自己的經驗法則，台灣社會，從來沒有一個「教授或學者不得擔任政務官」的規則。長期以來，社會所懷疑者，教授或學者真的能夠做好一個政務官，給大家一個願景。因此，抬出某個政治學家的理念，引述某個書本中的論述，並非解決台灣社會的懷疑，僅僅是解決單一或學者群體從政的事實，找出一個合理化的根據罷了！問題是，如果沒有我前述的規則，學界又何必合理化的事由呢？說來說去，不過是選擇進入政治部門服務的學者，需要一個標準，讓他強化自己的內心，堂而皇之地告別自己以前所說的話，甚至毫無愧咎地正視他人的目光。可是，就算是如此，一個政治學家曾經說過甚麼，也是有極限的：它可以合理化學者從政的事實，它卻無法辯護特定學者擔任特定職位的選擇。以江教授為例，他之前在研考會推動的主要工作，是中央政府的政府改造工程，這個工程在民進黨時期，推動了八年，雖有法案，卻無法經由立法院通過。現在交到江教授手中，按照報載，江主任委員有不同的想法，做了修正與新的規劃。政府改造工程雖然跟直接的民生問題無關，但是不是不重要，何以不繼續留在研考會繼續推動，而選擇一個高度政治敏銳度的內政部部長？這是江教授需要回答的問題。難道江教授以為，他規劃的新政府改造法案，會因為國民黨佔多數而在立法院通過嗎？如果了解當初遊說立法院不得通過民進黨政府的政府改造法案之勢力，就可以知道，政府改造受阻，早非藍綠問題。
其實，江教授真正習題，不是學者為何從政，也非選擇特定職位，而是江教授為何選擇成為馬政府的政務官，為國民黨效力。對我而言，不管蔣經國對台灣做了甚麼貢獻，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架空憲法本文的憲政秩序，就是換湯不換藥的台灣版「授權法」；將希特勒凍結威瑪憲法，邁入第三帝國的舊招搬到台灣來。馬英九總統選擇為這樣的獨裁政權做事，並且一路平步青雲，我不知道江教授要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難道七百五十萬票就是一切的答案嗎？其次，江教授是學政治學，做政治理論，從歐美的民主國家的標準，國民黨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是一個忠誠的反對黨嗎？國共論壇，將正規的國家體制予以摧毀，要台灣跟中國一樣，進入蘇維埃政體，一切先黨後政，我不知道江教授又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情？難道只要為國民黨好、為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好，國家的憲政體制都可以讓步或轉彎嗎？最後，國民黨在陳水扁執政時期，因為陳水扁或民進黨政府的政策，常常要求台灣的軍公教站出來，揭竿起義，反對政府，不要執行政府的政策。我很納悶，如果軍公教是國家的公務員，應該對政治保持中立，一個不斷侵擾甚至煽動軍公教體系的政黨，會是江教授的服務對象，難道江教授以為，軍公教體系應該是國民黨囊中之物，任由其操弄嗎？如果真的有甚麼「學術是社會的良知」，我實在很好奇，江教授的良知是如何回應這些問題。
附註：圖片為總理府內的內閣會議開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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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投書批忘記理想 江宜樺澄清 【9/15 14:15】
〔本報訊〕內政部長江宜樺上任不到一周，本報就接獲其教導學生投書，問江宜樺從學術殿堂走進政壇，是否還記得身為學者所懷抱的政治理想？並質疑江宜樺，因為和馬總統交情好所以入閣；江宜樺正面回應，說接任內政部長是因為能夠站在第一線上，實踐政治理念，不是因人設事。
內政部長江宜樺上任不到一個禮拜，就接到過去台大政治系教書時學生的投書，署名為給江宜樺老師的一封信，內容寫道「老師當初在課堂上以亞里斯多德學說暢談實踐政治的教誨言猶在耳，然而一年後，在老師高升內政部長的第一天，卻說您之所以接下內政部長一職，是因受了馬總統的『感召』。」還問江宜樺「是否仍記得 1年前為實踐政治理想而為的澎湃，心中依舊悲憫？」這篇文章似乎頗有教訓老師的味道。
學生談論政治走學院派，寫給老師江宜樺信中還特別提到：「是否上級長官動之以情，已凌駕老師數十年來自我的政治理念？倘若有一天，上級長官的關切，與政治人既有的實踐政治理念衝突時，想請問老師，我們該如何自處？」
面對學生拿過去他教書理論提出疑問，對此，江宜樺表示，自己不懷疑同學的動機。也強調自己是實踐政治理念，不是因人設事。
台大政治系畢業生投書本報：
出處：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268873&type=%E6%94%BF%E6%B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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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江宜樺老師的一封公開信
老師您曾鼓勵我們，身為政治系的學生，應該將平常所學所想的東西，在某個時間點將它想辦法實踐。您更說：「有時候就是要做某種實踐，這是身為政治人的一個宿命。」您說，實踐就像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一樣，只有在那個過程中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它不只是如科學方法般「應用」即可，沒有一個預先知道的知識是可以指導你，如何去航行過那不可測的大海。您更期許我們，透過實踐的過程，也許這世界會像康德所講，會慢慢變好。
在您的諄諄教誨下，我們懷抱理想，從「學術的政治」走入「實踐的政治」。在實踐的路途中，即使偶爾迷惘於現實環境與政治理想的衝突，我們亦步亦趨，時時警惕自己莫忘初衷。老師也曾在離開校園、接任研考會主委一職前的最後一堂課說過，若明白您所以出仕之內情的人，「都會覺得十分值得悲憫，絕對值得悲憫。」是否老師在踏出校園的當下已看清箇中衝突了呢？
老師當初慨然允諾接任新政府政務官，也許是您的「政治人宿命」，亦是實踐您政治思想的一大步。身為老師的學生、政治人，我們亦為您如今的成就感到高興，為政治學之理想得以步出象牙塔感到榮耀。先前劉兆玄內閣總辭時，您的堅辭讓人動容，讓我們感受到政治學中強調的「責任政治」確實獲得了實踐。
老師當初在課堂上以亞里斯多德學說暢談實踐政治的教誨言猶在耳，然而一年後，在老師高升內政部長的第一天，卻說您之所以接下內政部長一職，是因受了馬總統的「感召」。同樣身陷現實泥淖的我們，或許能理解「實踐」與「感召」不存在根本性的衝突，但令學生不解的是，老師的「感召」所謂何事？您為了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放下教鞭走入世界，此刻卻是為人的「感召」再度出仕。不知老師是否仍記得一年前為實踐政治理想而為的澎湃，心中依舊悲憫嗎？又，是否上級長官動之以情，已凌駕老師數十年來自我的政治理念？那麼，倘若有一天，上級長官的關切，與政治人既有的實踐政治理念衝突時，想請問老師，我們該如何自處？
台大政治系畢業生 王祥維、李兆立、黃田瑩、蔡恩加 敬上
出處：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sep/15/today-o3.htm
12 則留言:
批評起政治系的,果然火力四射啊...
（開玩笑的）
不過你最後提出的那些質疑，我個人覺得很切重要點啦！不過，我覺得這問題不光是江教授要回答，而是所有標榜為自由主義者，可是卻一直甘為國民黨化妝師的學者都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不要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這樣的期望常常聽到
也許要等有一天事情輪到我們頭上
才會真正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做不到
無論如何
百姓始終盼著所謂的"清流"出現
我們都還在等待轉變發生
To SoupBun:
我覺得換了位置，或多或少一定要換個腦袋，不然不可能永遠演甚麼像甚麼。
民主國家中，每次的選舉，似乎都是一場期待。只是作為選民，所謂國家的主人，可能不是只能期待而已；更多的責任，是無法迴避的。
To 無名：
我不了解自由主義者是甚麼樣的基本態度。我覺得學者的社會實踐不是只有從政一途；從政，似乎也與自主的公民社會相趣甚遠。
是否進入社會任何事情就得跟現實妥協呢？
我覺得江教授的事情，可能不是「跟現實妥協」這麼簡單。
無意中看到您這篇文章,有一些想法。
我是政治系畢業的學生，政治學最認真看待關於
＂權力＂＂利益分配＂這些面向。
很多人也許認為這種事情很齷齪，但是，
政治學就是以正面的態度來看待這些事情，
我們既現實但同時也浪漫的自認為，
合理的運用政府權力，能夠有效的改善生活。
我們固然認同社會團體、ｎｇｏ等公民社會力量，但是政治學更關切的是權力運用的正當性。那麼？究竟要如何運用權力呢？
在江老師的政治思想史專業中，有許多關於人群如何更合理生活的論述，舉例來說：
共和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
都有他們各自的解答，但既有缺點也有優點。
所以，生活的方式從來都是一種辯證方式，
根本沒有絕對一套生活模式。只有謙虛
的認識到這點，我們就能理解為何有人以聲譽卓著的學者身分跳入大染缸。我不認為江老師純粹是愛權、愛當官。我相信他想做事，至於為何幫國民黨做事，那請問，就一定只能幫民進黨做事嗎？台灣就這兩個政黨而已。只能說，也許江老師理念只是更接近馬英九，馬英九的政策白皮書將佬師也有參與。
至於有人問說，為何自由主義者喜歡幫國民黨做事，我個人的淺見是，除了施明德、陳菊、呂秀蓮、陳義雄等曾經位民主而犧牲的前輩，當今這群民進黨人只是消費這些人的價值、拿台灣主權當擋箭牌，重要的是，他們善用民粹，自由主義雖然相信人權、個人主義，但是
民進黨後輩的作法，更讓人感到盧梭式民粹民主的恐懼，這也是憲政主義、自由主義者所戒慎恐懼的。
請原諒我的碎嘴,但是就如哈柏瑪斯的理念,
公民社會的我們,更需要交流與討論。針對這件事，我很願意分享我的觀點。
很少看到這麼讓人願意反覆咀嚼的留言。所以在下也不舛淺漏，放肆一下，還望諸位方家有以教我。
我認為，政治有兩個面向：一是權利鬥爭的面向，也就是Schmitt所說的「敵友關係」；另一是「Daseinvorsorge」的面向，也就是正義的問題，而正義的問題的討論，自Rawls以降，便關聯到Basic Institution的問題（我自己對Rawls的理解，這裡討論的重心，則是在於憲法上關於社會或國家底基本制度的討論）。
但是，若是我理解的沒有錯誤，Blog主人主要是從第一個面向去提出他的觀點，即：對江宜樺老師做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底審核標準。我自己理解的Blog主人的論述策略如下：國民黨做為一個威權政黨，在民主轉型之後，是否與過去的威權歷史有了儀式上的告別了？還是說，國民黨僅是表面上暗暗地終結了與個人歷史的關係（但是，真的終結了嗎）？
如果國民黨對自己的歷史與歷史上的暴行，沒有一個清楚的總結，一個自由主義者如何能夠參與到其中呢？而這就是政治上的敵我關係，對於一個自由主義者來說，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陽性或潛在性的）威權主義者，都是其敵人；而與敵人同路，是意謂著今是而昨非、還是要從內部瓦解敵人、還是為了實踐更大的理想而屈身侍敵？我認為，這是做為一個不光滿足於政治理論的政治學家們，都必須要睜大眼睛關注的事件。江宜樺老師正在以身試法，給後輩的學人提供一個可供學習並檢正的活例子。
學者（特別是政治學者）從政與否，我認為是「去留肝膽兩崑崙」的問題；畢竟，政治本來就是一個淑世的科目。在這點上，我認為Blog主人並沒有去全然地否定學者從政的意義；我認為，他僅是指出：學者從政必然會面對一個一般的政治人物所沒有的挑戰或課題，即：他過去所主張的政治理念（思想），和他從政之後的言行，能和冠以邏輯上一致性的解釋。而Blog主人所提出的此論點，也是我所贊同的。
另外容我回到你文中提出的另一個觀點。個人完全贊同你對於民進黨在過去幾年當中流於民粹的觀察，我也贊同你所說的，其他的自由主義者對於盧梭式共意志民主的理念可能危害個人的部份基本人權的擔憂；我想這部份應該是從Berlin的Two Concepts of Liberty以來，政治學界少數沒有太大異議的共識。但是，同樣的標準，是不是也該拿來檢驗國民黨呢？
我這幾年由於生性疏懶，加上時空的距離，所以對於台灣的政治現象，很少有深入的觀察跟反思。但是從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我仍有下述的兩個質疑：1.民進黨後輩所面臨的問題，跟其前輩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有政權保衛的挑戰的危機（當然，是不是應該把政權保衛無限上綱，這是一個再討論的問題）。而在過去八年國民黨用盡所有政治資源，杯葛民進黨的執政來看，民進黨是不是也只能被迫訴諸民粹呢（當然，我們可以質疑，民進黨是不是已經竭盡所有體制內能夠訴諸的政治手段；但這樣的討論會流於過細的政治實務問題，非我力所能及）？2.國民黨自己在某些議題上是否也有玩弄民粹呢？我的觀察是，至少在外省族群跟公務人員的部份，國民黨的民粹操縱是很成功的。不然我們不足以解釋，為何一個施政滿意度這麼高的市長，會沒辦法選上；以及在最近一次的選舉，兩位至少在歷史經驗上，都獲得高評價的政治人物，會慘敗於現在的郝市長；以及立委選舉在號稱高素質的台北選區，居然都是國民黨的天下。
上面第一項質疑，我試圖解釋，民進黨過去何以偏向民粹，當然裡頭有很大一部份是我個人的合理推斷，並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但是，我覺得如果人們試圖移情把自己至入到他者的脈絡下，或許我們可以對他者的行為或決斷，有較多的同理心；雖然我們為必要贊同其決定。
第二點，則是要指出，如果國民黨也民粹的話，那江宜樺老師的選擇，顯然就不能從民進黨的民粹特質與自由主義者的理念相違，這樣的理由來解釋了。
私以為，江宜樺老師到底為何而從政，吾人無須對其動機做過多的詮釋，因為這太自由心證，而且人的動機向來都不是單純簡易的（不然Kant不會認為只有出自義務的行為才是道德行為）。或許，我們需要一些超然的態度，來檢驗江宜樺老師這幾年當任公職的時間，與其過去做為自由主義者的主張，會否產生矛盾之處；以及，當江宜樺老師再度回到學界後，他如何補上這幾年的學術空窗期，而跟上最新的政治思想的研究。畢竟，江老師以前常常拿引用書目的更新度，來做為一個學者是否認真的標準。
To 艾莉絲嚕:
歡迎拜訪與感謝留言！
坦白說，您用文字所呈現的想法，如果是處於沒有時間記憶的真空狀態，或許一切言之成理。可是，如果將您的說法跟台灣這塊土地與社會連結，抑或解釋江教授擔任內政部部長一職，恐非您所說的這般美好！至少，擔任特定執政黨或某一個執政團隊的部長，並非主持研究計畫；相反地，乃是貫徹該執政黨或執政團隊的政策與意識型態。
儘管如此，我不反對學者從政，並且認為學者從政是一件再單純也不過的事情；單純到不需要做任何的包裝與理由。可是，今天既然要將政治理論抬出來，大談讀書人的抱負，我自然有就有我好奇的一面。：國民黨籍總統的部長，何以是政治思想理論出身，實踐抱負的方式？
最後，您文末提到「憲政主義」、「自由主義」，並且認為民進黨不具備之。相形之下，從您認為台灣就只有兩大黨，不是國民黨就是民進黨的說法看來，國民黨應該是比較合乎憲政主義、自由主義的標準？！對此，我相當好奇，並且感興趣。還望願意分享觀點的您，闡明之。
Peter先生 您好:
我同意 gustavko所說的，一個學者從政的確應儘量做到言行合一邏輯一致，如果替江老師申辯，的確沒有意義，那是江老師自由心證的問題也要靠他的表現去回答。我起初的立場是認為，一個自許自由主義者願意從政是一件難得的事。但是你們的確拋出許多我沒思考過的事情：
1.一個學者與當官其中的衝突如何調合?
2.國民黨比民進黨更符合憲政主義、自由主義的精神嗎?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想到韋伯在＂學術與政治＂中曾經提過，學術者總是處於＂冷靜懷疑節制的態度＂，而政治家則是＂採取立場、充滿激情＂，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學術者與政治者肯定是衝突的關係。所以，有像江教授、杜正勝、莊國榮、李鴻禧這樣的衝突角色，的確不讓人意外。但是在我們的國家，有沒有可能思考一個調合的方式？還是知識份子應該永遠呆在學術界？因為政治人物從來都是採取立場，執行權力。而學術者總是客觀中立。
第二是關於國民黨就比民進黨更具被憲政主義、自由主義思想？
我承認我的確認為民進黨比國民黨更讓人不放心，在我進入大學以後，是民進黨主政時期，這時候歷經如廢核四、欲取消１８％、廢除中正紀念堂。先不談這背後的統獨意識型態，但民進黨政府上述的決策都是打算推翻立法院的決議。行政部門是執行立法決議的機關，沒有權力自行創立新的事物。所以，我說他們不遵守憲政體制是這樣來的，對我來說，雖然三權分立，但國會是體現人民主權的主要機關（雖然立法院自己常不守法，但這是人民自己選出來的）；阿扁也曾說他也是民選，也代表一種主權民意。很好，大家都這樣自許為主權代表，難怪只要台灣處於行政立法分立的時候，只有零和遊戲，沒有妥協。
也許其他人會說國民黨就更好？當然不呀。但比較這兩個政黨是浪費時間，國民黨威權時代拿過什麼好處，虐待過多少民主人士，這些要不要都清一清？老芋頭都死光，要找誰清算？
到最後還不是說：勿忘歷史，然後寫近教科書？歷史對我來說是一種補償。
於是，我突然變成一個保守份子，我寧願希望政府守法（法治），也不要一個濫權、過度積極的行政部門。
我覺得各位前輩都說的很有理。台灣的民主問題其實都在中國的威脅，因為他們的威脅使台灣人無法好好思考什麼是對的。民進黨（感情／主權）與國民黨（經濟利益）是愛情與麵包的選擇。
p.s.我反應比較慢,突然發現大家都很樂意回覆我,謝謝！
我想，在此可能只能簡短地回覆第一個問題。至於第二個問題，或許是因為年紀的區別，所以在歷史記憶上有很大的斷裂，並因而在政治判斷上有很大的不同；若是加以討論的話，或許只能是各說各話，然後各自知道彼此的立場而已，但並不能形成對話。
我同意Peter兄跟閣下的說法，就是：學者與政治人之間，有著極大的差距；因此，換了一個位置，就應該換個腦袋。也就是說，學者從政的第一個功課，就是從學術人的腦袋，換成一個政治人的腦袋。
但是，或許可以討論的地方是，一些在描述語言上用字的差異，背後對於事物的想法或圖像，便是很不同的。比如，閣下說：「因為政治人物從來都是採取立場，執行權力。而學術者總是客觀中立」。從事實或結果來看，或許政治人物從來都是採取立場，而學者總是可以用比較抽象的語言或專業名詞，來賦予自己的言論某種抽象性。
但是，如果更進一步地去看兩者的「工作」，我們會發現，政治人物跟學者之所以會一方表現出激情，一方表現出客觀冷靜，其實在於政治人必須採取立場，而學者不必採取立場（即便他有立場，他亦可以刻意掩飾或不去展現立場，因為學者的工作本身像一個保護傘，使他擁有更多的行動空間）。而從兩者之間行動性質的差異，我們就必須用不同的價值判斷方式，來評價其行為：政治人物我們看的是結果，學者我們看的是存心（Weber這篇文章很久以前看過，我不確定我這裡的說法有無受到他的影響）。
政治因其手中或有公共資源跟公權力，所以其決斷，會足以影響社會大眾的福祉跟一個人去發展其生命的可能性；所以對於政治事物適合的判斷方式，可能是結果的成敗，而不是其存心。也就是說：一個政治人物即便用心良苦，但假設他的政治決斷往往與其用心相異，那麼沒有人會認為他是一個稱職的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的激情，本身並不一定屬於政治的本質之一環；激情只是一種手段、一種動員的政治能量，其目標是為了達成某種政治目的。因此，政治人物縱使表面上是激情的，那只是因為激情是一種展向Charisma的方式，他能鼓舞群眾、魅惑群眾；但是政治的本質仍是客觀理性的，政治行為屬於一種結果取向之計算底行動範疇。
學者的工作之所以可以是存心的，是因為他的任何政治判斷，一般來說並不足以影響到公共福祉。因此，學者可以大放厥詞，而無需承擔任何實際上的政治責任。但正因為如此，一旦學者與某個被貼上邪惡標籤的政治勢力結合的話（並為該政治勢力實際上的政治惡果辯護的話），那麼學者將會受到更嚴厲的批判與檢驗；因為學者在政治行動上比政治人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間，也因此理論上更能保護自己的良知（在這裡我想到的是二戰之後，盟軍對於Nazi底協力學者們的審判跟處分）。
但是，學者不可能是本質上客觀的（在此，我對客觀的定義是：不帶有任何價值傾向的分析與評斷），因為學者做為一個人，他一定有自己所選擇的特定的政治價值跟個人偏好。我認為這是一個學術人，在評論時政時，定然會碰到的難題。我自己以為，或許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化解掉這個難題：一，避開自己帶有強烈情感判斷的政治議題；二，靠著自己的學術訓練，更全面地、（在某種面向上）自我壓抑地對政治事物分析跟判斷。而第一個方法，竊以為是較為輕鬆的選擇，也是台灣的學者所常用的方法。
透過上述的分析，或許可以比較清楚地解釋，學者從政通常會被誤認為是悲劇或無解的難題的原因。這原因，在下以為是：1.學者從政，本來轉圜的空間消失了，所以他必須去決斷，而這個絕對不可以只是存心的、個人政治情感上的決斷，而必須是一個從結果或功效來考量的計算。而很多從政的學者（特別是借調那種），往往很難完全轉換過去。2.大眾對於學者的評價方式，往往還是用過去評價一個學者的方式來評量，因此把一個道德上更嚴苛的存心倫理學的判准，拿來取代到以利益（個人或公利的）為依歸的判准方式。
To 怡如：
首先，雖然妳引用韋伯之言，可是學術工作者是否客觀中立毫無激情，我本人高度懷疑；根據我自己的觀察，正好相反。
其次，有關妳對於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如果妳只是從一個選民的立場，表達個人對於政黨的好惡，那我覺得妳還是放了自由主義、憲政主義一馬。
如果妳所表達看法，是要論證妳一再提及的自由主義或憲政主義，我非常訝異，做出「學術者總是客觀中立」結論的妳，原來是用政治動員的訴求、號召來詮釋自由主義、憲政主義。
再其次，我不太清楚妳到底是否真的是信仰自由主義，可是我能確定，妳所表達的憲政主義，最起碼難以見容於我國憲法的結構。不論憲法本文還是增修條文，都賦予行政院提案給立法院的權力，並且在立法院做出不同的決議時，行政院得提請立法院覆議。若進一步將視野拉到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國總統對於國會通過的法案，還具有否決權，我真的很難想像，到底現今實施憲政的國家中，有哪一個國家的行政權只是妳說的單純執行民意機關的事項。
事實上，司法院大法官在釋字五二零號解釋已經表達很清楚：「民主政治為民意政治，總統或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即應改選，乃實現民意政治之途徑。總統候選人於競選時提出政見，獲選民支持而當選，自得推行其競選時之承諾，從而總統經由其任命之行政院院長，變更先前存在，與其政見未洽之施政方針或政策，毋迺政黨政治之常態。惟無論執政黨更替或行政院改組，任何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之改變仍應遵循憲法秩序所賴以維繫之權力制衡設計，以及法律所定之相關程序。蓋基於法治國原則，縱令實質正當亦不可取代程序合法。」依此，妳用來批評民進黨的廢核四案，壓根跟妳所談的憲政主義毫無關係，毋寧在實施憲政的大前提下，探討有無完成該有的程序罷了。
最後，妳當然對於「歷史上的今天」採取自己所想要採取的態度。然而，從妳的回覆可以發現，妳其實只是從妳的政治偏好選擇想要遺忘的陳跡，清算妳想要批評的對象，撫平內心的波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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