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r-Athen - Millionendorf

十字與旗幟之戰

2011-07-31T08:57:00.003+02:00

巴伐利亞的羅曼蒂克大道上，有著許多小而美的城市。這些小城市並非單純的鄉間小鎮，如果翻開這些小城市的歷史，每個都大有來頭；其中，當屬Donauwörth。Donauwörth，顧名思義，位於多瑙河沿岸的半島（wörth為半島之意），因此除了向來水患嚴重外，也因此處處可見河道、支流與水池，在十七世紀初期前，這座城市為帝國城市（Reichstadt)，由皇帝所直轄，想有高度的自主性。豈知一六零六年到一六零七年，這個城市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十字與旗幟之戰（Kreuz- und Fahnengefecht）。演變到最後，卻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命令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連一世進駐此城。從此本來隸屬於史瓦本區的Donauwörth不但變成巴伐利亞的禁臠，當地也變成天主教教區，最後成為巴伐利亞的領土。

本來在宗教改革期間，Donauwörth的多數居民，都成為新教的教徒（應該是路德新教教徒）。管理該城的官署，也是新教信徒。可是，在市郊的聖十字班尼狄克修道院，卻住在天主教的僧侶。他們支持少數的天主教居民，讓其跟多數的新教居民產生宗教性質的爭端。一六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新教教徒與天主教教徒間的衝突來到歷史的轉捩點。五個班尼狄克的僧侶和一小群天主教教徒，唱著歌，揮舞的旗幟，進入城區，前往鄉間的慶典。儘管依照奧古斯堡宗教和平規定，天主教教徒觀看是合法的，卻不符合多年以來慣行的實務情形。佔多數的新教教徒，認為天主教僧侶與信徒藉故生事，故當天主教節慶想要回程經過城市時，市政府拒絕其於城門之外。通過城市的回程之路，只有當這些天主教教徒將旗幟捲起來收好，遵守安靜地通過之條件，他們才能被准許入城。這當然興起了爭執；少數的天主教教徒，只有挨打的份。聽起來，這是一件多麼不公平的事情，也應該回報給有關單位，所以奧古斯堡的主教記錄並反映這起事件。由於這位主教當時在場，一些歷史學者認為，該宗教教節本來就是為了挑釁新教教徒而策劃的。

儘管多數新教徒的抗議，Markusprozession還是在隔年繼續舉行。參與節慶的天主教教徒與兩位巴伐利亞的專員（Kommissar)被驅逐出城。這惹怒了皇帝，他於一六零七年八月三日對Donauwoerteh祭出Reichsacht(帝國剝奪和平刑罰），並交由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連一世來執行。對此，Donauwoerth的市政府可說樂觀到不當一回事兒！市政府直接拒絕前來談判的巴伐利亞公爵代表！這樣不受到尊重的公爵大人，當然就派出軍隊前來一戰，討回自己跟皇帝的尊嚴。一萬五千人的兵力，就這樣朝此行進。一場轟轟烈烈地對戰，不是歷史上發生的事情。這座帝國城市只有四千人的居民數。在兵力此失衡的前提下，Donauwoerth投降了！同年十二月七日，巴伐利亞的軍隊就進入此城，佔領該地。馬克西米連的盤算，不是僅僅想要執行皇帝的意志而已。他提出了天文般的賠償數字，以滿足其財政上的需求。可想而知，Donauwoerth既無能力給付這樣數字的賠償，也沒有半點討價還價的餘地，就這樣，馬克西米連公爵遂行其接下來的計畫，繼續佔領這座城市。口頭上，算是他確保自己的賠償金，事實上，此舉等於兼併了這個本來不屬於他的帝國城市。

上開事件，新教與天主教間的摩擦加劇。儘管Donauwörth的新教徒居民對於天主教教徒的所作所為，無法讓人認同，可是巴伐利亞公爵執行皇帝所下的刑罰，也未必符合當時帝國的法律。按Donauwörth隸屬於史瓦本區，屬於符騰堡公爵所轄之地，皇帝的刑罰應由其執行。皇帝改由巴伐利亞公爵執行刑罰，顯然是因為符騰堡公爵也是新教徒，擔心其偏袒，可是，這實在無法合乎當時帝國有關宗教秩序的規定。其次，巴伐利亞公爵並非單純地佔領該城而已，進一步地，他將這座城市改造成天主教信仰的城市。這令許多新教徒不滿，在無法改變的情況下，紛紛離開這個城市，間接導致這座以前用來生財的帝國城市變得越來越窮。影響深遠者，乃是這件單純地方不同教派衝突事件，演變到巴伐利亞公爵事實上佔領新教教徒城市，進行天主教化，令新教教徒的諸侯與城市感到極為不安。這無疑是一種全面宣戰的徵兆。為了抗議從皇帝到公爵層級破壞既有的宗教秩序，路德教派與喀爾文教派組成了聯盟，以抵擋天主教勢力的擴張。自此，兩股勢力慢慢形如水火，最後終於因為布拉格的丟出窗外事件，引發三十年宗教戰爭。

資料來源：http://de.wikipedia.org/wiki/Kreuz-_und_Fahnengefecht

Q & A (update am 17.01.2011)

2011-01-17T12:17:00.000+01:00

這幾年，多多少少會回答一些有關到德國唸書的問題。這些問題，或有其特殊性，但也不失其共同之處。有一次，傻丁看到我回答的內容，就建議我整理個Q & A。我想了想，似乎是個不錯的想法，故而試著整理一些自己的心得，以供參考。不過，最近很懶，到底會寫到什麼樣的程度，我也不知道。

有些事情要先知道

Q1:到德國唸書貴嗎？

A1:

出國唸書，大概就是學費與生活費兩筆主要費用。德國自2006年開始，多數大學開始向學生收取學費，金額約是一學期五百歐元。這對以前不收學費的德國人而言，真是一大惡政。儘管如此，學費並非每所大學都收，也不是每個邦都採取收學費的制度。就我所知，如果是SPD執政的邦，仍然採取免學費的制度；如果該大學的學程是針對外國人而設計，為了吸收多一點的外國學生，各個學院也會打出免收學費訴求。因此，在閱讀自己學程的資訊時，這部份是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生活費的部份，其實大概就是德國在台協會與各個城市外事處要求的金額：一年七千兩百歐元。生活的開銷。每月的房租是大宗支出；而房租的價格卻是根據大小以及所在地而有差異。一般來說，大城市的房租會比較高，小城市則比較低，但這並不是「鐵律」。著名的大學城，城市規模固然小，有時會一屋難求，房租也就水漲船高。另外，公立或私人學生宿舍也回提供比較便宜的住宿，如果能夠承租到，房租自然也就省下來。必須注意者，德國的水電費與暖氣費並不便宜。房租有時並沒有包含這些費用，故而必須每月針對水電與暖氣支付額外的費用。

除了房租之外，每個月的固定開銷，應該就是醫療保險費。按照德國的規定，三十歲以下者，若於德國大學就讀，一律要加入公立保險制度，繳交一個月大約六十歐元的保費（保費金額應該有調動）。相較之下，如果是博士生、三十歲以上之學生或者還沒有在大學就讀，則不一定要進入公立保險制度。此時，可以選擇私人學生保險；其保費從三十到六十歐元不等。

第三項開銷，就是每個月吃喝玩樂的費用。這筆費用的範圍可大可小。我自己曾經非常節省地過日子，餐餐自己準備，也不在外面用餐，一個月下來，我頂多花到八十歐元。這筆金額，應該德國最低的吃喝玩樂費用。

第四項開銷，就是交通費。原則上，絕大多數的學校都有學期票制度。因此這筆費用，實屬多餘。不過，如果您還沒在大學就學，或者身處之地不採取學期票制度，那麼這筆費用就是一項可大可小的開銷；剛好慕尼黑就是這樣的地方。一個月下來，四十歐元的交通費是跑不了的。若想節省這筆費用，大多數人就是買一部腳踏車代步，無形之中，也就省了至少半年兩百四十歐元的支出。

最後的開銷，莫過於網路與電話費。以現在各個電話公司推出的方案，在怎麼花，也不會超過五十歐元。

Q2：如果要跟自己的女友或親人一同前來德國唸書，這會是一樣鉅額的開支嗎？

A2：

多一張嘴巴吃飯，當然開支也跟著變大。在兩人同住的前提下，最大的開銷，一定就是房租。要承租一間兩人同住的房子，在大城市，不花個六百歐元，可能承租不下來。為了能夠節省這筆開銷，兩人如果具備夫妻身分，向學生事務處申請「夫妻房」，當然就不二法門。若兩人不是夫妻，當然「夫妻房」是門都沒有；可是，這並不表示兩人就無計可施。如果兩人沒有大學的學生身分，私人學生宿舍的單人房、雙人房或者雙人WG，就變成上上之選（此處，一般學生在外組織的WG也可以考慮在內）。相對地，當兩人都有學生宿舍時，一樣如法炮製，可以向學校的學生宿舍，申請兩間單人房、雙人房或者雙人WG。除非是高雅地私人學生宿舍，房租再怎麼貴，也不可能兩個相加之後超過六百歐元。

不管房租可否省下來。若要節省開銷，當然就是從生活費下手。在德國，勤儉持家的第一個動作，當然就是購買超級市場裡面的折扣食品、物品。第二個該有的作為，就是動手製作一天所需的飲食，並且隨手攜帶自己的飲料。最後，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一點，外面的餐點，不管是咖啡、紅茶，還是學生餐廳的午餐，甚至是同學們聚餐，不是省下來，就是能不參加，就不參加。如此一來，以我自己的經驗顯示，一個人一個月內可以只花六十歐元。

Q3：到德國之後，要怎麼解決住的問題？

A3：

我記得以前還沒來德國之前，在講到住的問題時，多半是一起挨家挨戶拜訪之行；有個朋友，在幾次無功而返的結果之後，直接跟見到面的房東說：「就麻煩您直接租給我吧！」不過，由於現在網路發達，找房子這件事情似乎不完全是難事，也不一定要德國之後才能解決。

一般來說，既然要來德國唸書，當然就是想辦法住進學校的學生宿舍，節省租金。德國的學生宿舍，並不是由大學直接管理，而是由各校的學生事務處（Studentenwerk)負責此項事務。普遍而言，要住進學生事務處掌管的宿舍，有兩項客觀條件必須克服。第一、您必須在大學註冊的學生。第二、剛好宿舍內有空房間給您。換言之，若您剛到德國時，並非直接入學開始學業，僅是先上語文課程，就根本不符合「入住」資格。至於第二個條件，等一個學期以上的時間，是經常的現象。

這樣聽起來，是蠻令人沮喪的；不過也不需垂頭喪氣。在各個大學學生事務處的網頁下，除了公立的學生宿舍介紹外，還會附帶地列出該地私人學生宿舍的名單與聯絡方式。這些私人學生宿舍，主要是教會系統、公益團體設立的學生宿舍。由於這種學生宿舍不以營利為目的，可以得到政府稅務上的減免優惠，這項優惠也直接反映在低廉的租金價格上。私人的學生宿舍有各自的申請規則與期限，由於現在幾乎都設置網頁，不但可以透過網路得知入住與申請等相關資訊，甚至也可以直接透過網路提出申請。因此，在無法承租到公立學生宿舍時，這些私人學生宿舍，就成為不錯的選項。

如果私人的學生宿舍之可能性是事與願違，還是希望能夠在來德國前了一樁掛心之事，就必須搜尋一下（各地）同學會網站上貼出來的出租資訊，比方說德國台灣同學會的網站。

Q4: 我該怎麼選擇語文班？

A4:

除非是直接進入大學唸書，不然多數人都是先從語文班的生活著手；這也是為何大多數人都聲請先就讀語文班，以後再進入大學的「學生簽證」。為了滿足這個條件，在德國就讀的語文班必須是「一週五天，一天大概四小時，一個月則是二十小時的密集課程」。若非如此，大概無法滿足上開學生簽證的條件。

語文班大抵上分成大學語文班、公立語文班與私人語文班三類；其共同點，就是語文班分級成「初級」、「中級」、「高級」。針對DSH考試，有些語文班在高級階段教授，有些則開設一個「DSH準備班」級數。隨著整個民營化與對外開放的需求，大多數的大學語文班可以直接對外招生，換言之，只要繳交學費，就可以就讀了。然而，畢竟這是大學語文班，故而上課的人還是有一定學歷上的要求。比方說，慕尼黑的大學語文班就要求申請者至少有就讀台灣大學兩年的記錄。除此之外，語文班的授課時間，也是有不同之處。多數語文班是兩個月一期，不過也有些語文班是以大學的學期數來計算。甚至，如海德堡大學，不但獨立招生、收費，還有自己的申請表格，並且安排住宿。

公立的語文班，就是只VHS這樣的機構。這個語文機構的語文班，本來是幫助在德國的外國人融入德國生活，隨著整個社會越來越開放，來德國的外國人不再是打工、依親，越來越多的年輕外國人來德國求學，故而VHS也依照前揭語文班的分級，提供不同的語文課程。

私立的語文班，應該是以歌德學院獨領風騷。不過，在各個城市，也是有其他的私人語文班，提供不同的德語課程。這些語文班，隨著網路化，也會設置自己的網頁，招收學生。

要上哪一種語文班，去哪裡上，都是隨個人喜好而定。可是，如果目的是進大學讀書，那麼多半是選擇大學語文班。在選擇大學語文班時，可能有是一連串的考量，比如學費、住宿可能性與環境的適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大學語文班是不提供DSH考試的可能性。取而代之者，當然是業已實行多年的TestDaf考試。這變成要考DSH考試的學生，必須到去其他地方報名、參加並通過考試。除此之外，有些學校的大學語文班可以同樣地享受大學生的福利，譬如可以參加大學為外國學生舉辦的校外旅行；抑或是之前提到的宿舍與學期票的優惠等等，這也是在選擇語文班時可以考量的地方。

Q5:如何申請大學語文班？跟申請大學許可有什麼不同？

A5:

這兩個問題，好像很好回答。「既然是大學語文班，當然向大學提出申請囉！」「現在網路這麼發達，看看網頁怎麼寫申請方式就知道啦！」實際上，若搜尋德國大學網站上的資訊，可能會產生混淆，質疑自己有無正確理解網站上的資訊。以下就以慕尼黑大學、海德堡大學以及伍茲堡大學來做一個示範：

一、齊頭併進的大學語文班：慕尼黑大學語文班

齊頭併進的意思，乃是該大學語文獨立而出、定期對外招生，且自負盈虧。

獨立的意思，是指該大學語文班在法律組織的形式，跟大學沒有任何關係。儘管大家都心裡明白，這所大學的語言考(DSH）就是這家語文班舉辦的，這所語文班似乎也跟大學的語文學院有形式或實質的牽扯，大學卻小心翼翼地處理自己與該所語文班間的關係。最清楚地切割，莫過於慕尼黑大學語文班。這所語文班有自己的網址，網頁上出現慕尼黑大學的字眼，卻表達兩者是合作關係。

因為獨立了，所以招生的方式，就變成由慕尼黑大學語文班自己負責。若想在該班就讀，那當然必須詳讀「申請」欄位的資訊，然後向這個語文班申請、繳費。除此之外，這所大學語文班，每兩個月，不但定期舉辦不同的語文考試，也開設不同級數的德語學習課程。最終的目的，當然是所謂的DSH準備課程與結業考。通過者，不但可以申請慕尼黑大學，也可以申請別的大學。到現在為止，我還沒聽說有其他大學不承認慕尼黑大學語文班發出的語文證明。（待續）

二、分道不揚鏢的大學語文班：海德堡大學語文班

從海德堡大學語文班的網頁，大家就可以發現，雖然海德堡大學語文班叫做「Kolleg für deutsche Sprache und Kultur」，可是卻隸屬於ISZ（Internationales Studienzentrum），跟海德堡大學本身，是緊密地結合著。在上課資格的部份「Teilnehmerkreis」
有兩個資格：一個是Studierende mit direkter Zulassung zum Fachstudium an der Universität Heidelberg（有拿到海德堡大學直接入學許可的學生），另一個是Studierende mit einer Zulassung des ISZ（有拿到這個國際學務中心的許可），這表示，如果你要在海德堡大學語文班上「Reguläre Kurse während des Semesters」，或者你已經拿到大學的入學許可，或者你有拿到海德堡大學語文班給你的語文班入學許可。要拿到前者，必須按照申請學業的方式，向大學投件；要拿到後者，則必須向ISZ提出申請，獲得許可。接著你會在「Anmeldung und Information」部分，看到申請說明，其中，申請的表格是
Anmeldeformular (für Studierende mit direktem Hochschulzugang)。光這樣看，似乎表示著，這個大學語文班沒有自己的申請表格，必須用申請大學許可的方式，來申請語文班。可是，你如果在downloads部分搜尋，你又會看到Reguläre Deutschkurse des Internationalen Studienzentrums:
(inkl. Wohnheimplatz)這其實暗示著，海德堡大學語文班是有自己的申請表格，你可以根據這個表格，向海德堡大學語文班申請語文班與宿舍的位置。

因此，海德堡大學語文班似乎是一個對外獨自經營的語文中心。可是，無論在組織形式，還是與大學關係上，都跟海德堡大學緊密地結合者。海德堡大學也不避諱地在自己的網站上介紹這個語文班，而且還提供住宿方面的服務。

三、安分守己的大學語文班：伍茲堡大學語文班

相較於上面兩家大學語文班，伍茲堡大學語文班似乎還是維持向來的運作方式，專注於語文考與大學生語文充實的工作，沒有對外擴大招生的打算。在「Teilnahmeberechtigung」的部份寫到：Nur Studenten mit einer Zulassung für die Universität Würzburg (bei der Bewerbung um eine Zulassung müssen Mittelstufenkenntnisse der deutschen Sprache nachgewiesen werden) sind teilnahmeberechtigt.Die Teilnahmeberechtigung wird im Akademischen Auslandsamt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erteilt.（只有擁有伍茲堡大學許可的學生，方能參與德語課程。申請大學許可時，必須證明自己有中級的德語能力。此一資格的授與，由大學外事處負責）然後在課程資訊（Informationen zu gebührenpflichtigen Kursen）部份，我們會看到兩種課程。第一種Intensivkurs，似乎大學每年四月與十月DSH考試前，舉辦的考前衝刺班，教授DSH考試的技巧與相關應考資訊。第二種Semesterkurs，則是開學後，提供每星期十四小時的DSH考試準備課程。配合前揭上課資格的說明，若要參加伍茲堡大學語文班，必須按照一般申請入學許可的方式，向大學申請學業。拿到大學許可後，就是在DSH考前衝刺班的日期，前去該大學報名上課，最後參加考試。如果考試沒有過，這時候才有可能會有一個機會，獲得大學外事處的許可，申請Semesterkurs，參加分級考試。若分級考試通過上課的標準，那就可以在伍茲堡大學就讀一個學期的語文班。至於就讀者有無享受到一般大學生的福利，那就要看伍茲堡大學怎麼規定。原則上，這是肯定的！

我來了，多伊趣郎！

Q1：請問到德國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呢？

A1：

到德國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市政府「報到」，接著就是要去銀行開戶。此外，當然是在這兩項辦妥之後，辦理醫療保險的事宜。

報到事宜，乃是向所在地的市政府申報您在該地的住址。有些城市，只需要您告訴他地址就可以了，有些城市，還會要您出示房租契約，以證明為真實居住地址。按照規定，報到這件事情，必須在七天以內完成。若有難處，可以跟市政府講一聲，最好不要一聲不吭，免得遭到懷疑或碰上不好的後果。
另外，報到這件事情也可以會跟您住宿的地點有關係。比方說，您在來德國之前就找到住宿的地點，必須要簽署一些入住文件，繳交押租金，才能拿到鑰匙。若您屬於這種情形，請您一定要詳細閱讀管理住宿事宜人員的辦公時間，並且在這段時間內辦理上開住宿事宜。若許您會認為，反正他們都住在宿舍裡，下班時間或假日幫個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抑或是您覺得事先講好，即便非上班時間，也是可行。可是，他們沒有義務一定要在非上班時間內辦理公事；他們也沒有義務一定要遵守非上班時間內辦理公事的承諾。更重要的是，搬進屋子裡之前，正常的程序都要簽署一份房屋狀態確認證明。您若是沒跟房屋管理員共同確認房屋狀態，就自己先搬進去，想之後再來完成交屋的手續，到時房屋管理員手上的紀錄跟他看到的狀態有出入，您就算想要拿相機裡的照片來辯駁，也不一定有用。職此之故，假如您無法在上班時間內現身，偏偏又是只能那個時間到達，還是花點錢住在旅館裡，買個安心。

有了房屋的租賃證明，向市政府報到，取得官方的遷入證明文件，才能夠去銀行辦理開戶事宜。不過，有別於台灣的銀行服務，德國的開戶服務不是隨到隨有；多數的狀況，毋寧是先約時間，再辦理開戶。我自己遇過最扯的狀態，某家銀行人員叫我一個月以後再來詢問約時間的事情，原因是她的同事全部都去渡假了。在這種情形，也不要灰心。除非該地就只有一家銀行，不然可以去其他分行問問看。我當時也就這樣辦理，沒想到那家分行的員工說，現在就有空，可以馬上為我辦理開戶事宜。

最後，當您有了帳戶，帳戶也有了一定數額的歐元後，就是辦妥醫療保險。保險公司拿到您的帳戶資訊後，等同於取得您授權扣款的同意書，不須您出面，您的保險公司就會跟銀行處理後扣款的事情。一般來說，保費都是按月扣除。如果您嫌麻煩，也可以選擇一次繳清的方式。

Q2:德國市場是什麼樣的情形？超級市場有差別嗎？

A2:

德國的市場，除了跳蚤市場外，跟「吃吃喝喝」有關者，大概分為傳統市場、超級市場與百貨公司的市場。

傳統市場各地方的情形不一。以慕尼黑為例，在市中心瑪麗安廣場附近，就有一個Vitualienmarkt。此處，除了一般的肉鋪與蔬菜水果小販外，還有一些賣蜂蜜、乳酪與花花草草等的店家與攤販。而漢堡的魚市場，更是週日一起出來叫賣，並且以販賣新鮮的魚類著名。這樣的市場，也有可能固定在某一個節慶或時間點時出現。前者如封街慶典，後者大概就是中午的時候，本來空空蕩蕩地廣場，變成小販林立的市集。

超級市場，就是企業連鎖經營的市場，例如Penny, Netto, Lidl, ALDI, Tengelmann, REWE等。有些規模更大者，如Real，它的功能大概就跟台灣一些Shopping mal一樣。這些超級市場（大型或比較遠的超級市場就不談了）的生存之道，不外乎價格與品質。以我自己的經驗，Penny與Netto屬於低價位的超市。往上大概就是Lidl，價格雖然也不貴，我感覺品質會好一點。再往上，就是Tengelmann與REWE。這兩家超市的東西，品質似乎好很多；Tengelmann這家商店，還會有自己的肉鋪。必須提醒的是，每一家超市、每一個禮拜，特定的商品都會有固定的折扣，比方說這個禮拜，可能是葡萄的促銷期。考量到保鮮日期，也可能會臨時性地打對折，例如本來快四歐元的豬脖子肉，硬是改成一歐元八零。若您能掌握到這些超市的折扣時機，您可以用較少的錢，買到品質較好的食品。

再過來就是百貨公司的超級市場。百貨公司的超級市場，有連鎖超級市場的規模，又結合傳統市場的特色，並且考量到外帶族的需求。可惜的是，我只對烤好的半雞與豬腳有興趣，故而從未仔細逛過，也不知道到價格如何。

這些市場之外，當然就是符合亞洲人需求的「亞超」。亞洲人開的超級市場也是有分，有土耳其人、印度人開的亞超，也有韓國人與日本人開設的商店。當然，越南人、香港人或中國人開設的亞超也是毫不遜色。每一家亞超有共同性，也有其民族的特殊性，比方說，一樣賣吃的，在土耳其人的亞超中，或出現中東人喜歡吃的大餅，可是在東方人的亞超內，可能各種不同的泡麵方能吸引顧客。

附帶一提者，德國也有如康適美等的生活日用品商店。比方說Schlecker, Rossmann與DM。這裡不僅可以買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還可以用便宜的價錢，買到一些台灣人買的維他命、鈣片錠等物品。

顏色這檔事

2010-12-06T01:00:00.004+01:00

連勝文在五都選舉投票前一天，在自家人的場子上，被一個外號為「馬面」的人，硬生生地朝其臉部打了一槍。此舉，不但嚇壞連家，也驚動臺灣社會，更牽動之後的選舉結果。然而，臺灣社會不解的是，連勝文又沒有參選，為何有人想要槍殺他？不解者，還不只兇嫌的行兇的動機。由於媒體的渲染與誇大，國民黨人趁機操弄，連勝文的傷勢也是個謎。人們懷疑，到底連勝文的傷勢，是否真的這麼嚴重？對此，有一個自稱「深綠」的台大醫師柯文哲跳了出來，發表了下述影片的談話。對此，我應該不必用對待柯式語錄中的態度，引述地說道：「有一次我在google上打柯文哲三個字，跑出來嚇一跳，哇，1600多頁，連我的上課筆記都有，還有人把我說的話寫出來寫成柯語錄，我說的都是笑話啊，大家不要當真呀！」成為疑問者，何時政黨的顏色變成合理化的事由。

學法律的人，講到合理化事由，一定是一個侵害權益的行為已經擺在眼前，卻因為種種原因，我們可以諒解此一法不容許的侵害行為。故而，刑法第二十四條與第二十五條，設計了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難的規定，讓本來已經違法者，有合法的原因不構成犯罪。同樣地，在憲法基本權的架構中，憲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也成為國家不必背負侵害人民基本權益的罪名。按照此等思維，我們要先確認連勝文事件，何種法益受到侵害？接者，必須討論侵害的手段有無合法的目的？再接著必須思索侵害手段是否達到最小侵害，且同時為有效的標準，最後，則是衡量受侵害的法益與被保護的法益間有無失衡之處。這套模型，若套在連勝文中槍事件上，我們似應該非常粗糙地說，無論是犯罪事實諸多不解之處，還是連勝文的傷勢的誇大與模糊，深深地撕裂了一個社會在選舉中所應有的信賴。以台大與連勝文的立場，不公布病歷給大眾，似乎是基於病患個人隱私而來的當然之舉，但是不是必要？是不是跟「社會中彼此信賴」達到平衡，我個人是不以為然！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一個自稱深綠的柯醫師，跑出來說：「我是深綠的...你們要懷疑我說的話嗎？」好像解開的這樣的僵局，比「不發一語」的靜默或「天馬行空」描述之狀態，來得更為妥適。然而，留下來的問題依然是，深綠柯醫師的發言能夠帶來「社會中彼此信賴」與「病患的個人隱私」衡平嗎？我個人的答案，毋寧是否定的。因為，發現真實，從來不是來自於一個有顏色的人說了什麼樣的話；相對地，真相，永遠來自於相關人、事、物的透明度。

事實上，自台灣有選舉以來，慢慢地建立幾個大家共同的信仰。其中，一個是好人要出頭；另一個是「唾棄選舉中的『奧步』」。前者大概是連結到「選賢與能」的理想，故而我們要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賢。後者，好像扣合著一個論語中的價值觀「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此一價值觀也在英美習慣法中找到類似的道理。譬如，Ronald Dworkin在TRS一書中，就透過法院的判決，指出了「人們不應該因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而獲有利益（No one may profit from his own wrong）」的習慣法原則。連勝文在自家人的選舉造勢場合中槍送醫，接著國民黨立法委員以及競選工作人員，分別在北北中的國民黨選前之夜，吶喊著「選票制裁暴力」、「連勝文的血不能白流」、「還連勝文一個公道」。奇妙的是：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是國民黨執政，請問要制裁誰？

二、連勝文既無參選，也沒有身兼黨職與公職，為何要用選票還他公道？

三、不管是事發當時，還是事後顯示的事證，跟出事的國民黨新北市市議員大有關係，為何國民黨喊的震天價響？

就這樣，開槍的奧步，兇手或幕後指使者不知道有無受益，受害的連勝文繼續遮遮掩掩地過日子，無關的北北中候選人，有人當選，也有人落選。三位當選的國民黨市長，究竟是好人出頭，還是借勢借端，獲有利益，已屬2010年難以解答的「人間疑問」。

轉貼：追憶張鼎國老師

2010-09-30T22:11:00.002+02:00

敬愛的張老師：

現在已是深夜兩點四十二分，看著部落格上同學們對您的字字懷念，
與您的互動，彷彿仍是昨天，
每一次的論文討論，
每一次的計畫確認，
沒有多餘，總是切重核心，每一句話都是在點子上的理性討論，
可怎麼到現在，回首過去，似乎懂得，
老師您的字字精準，除了來自於凝練的思考與個性，
也許更多的，是在和老天爭取時間，
要用最專注的態度，才能靠近與面對嚴肅的哲學課題。

我們都想參透這宇宙與生命，
所以選擇了這裡，
哲學，作為通往真理的道路，
敬愛的張老師，您在這條路上，給了我們最經典的範例：
真實，不做作，謙虛，永遠的懇切，
沒有吊書帶的裝模作樣，更沒有高姿態的空泛批評，
您一直在實踐之中，用最高達美的方式，實踐詮釋學該有的態度，
不豎立權威，只有開放與傾聽，
但又總是在最誠懇的互動中，找到紮實的頓悟與理解。
敬愛的老師，
我要同您說，
您有形的軀殼，儘管已逝，
但您留下的是已經足以作為典範的珍貴的哲學研究態度。

『OOO，哲學論文，不是寫文藝副刊。』
敬愛的張老師，這句話，真真切切成了我哲學生命的分水嶺，
您的慧黠雙眼，不僅僅只是帶動與先聖先哲的哲學對話，
而且還看透人世脈絡，
用最盡責的姿態，說該說的，做該做的，
嚴肅但無嚴厲，愛護但無矯情，
您的專注，讓學生看到了理性哲學思辯的可貴，
也真是在如此純粹無雜質的理性論辯之中，
才能總是在經典裡，不斷找到理解真理的活水源泉。

敬愛的張老師，通過您的帶引，
我才懂得，原來哲學的理解，來自於選擇，來自於態度，來自於放下偏見，
您總是會在課堂上，突然的有一句註腳，
像是靈光的閃動，或幽默的插曲，
但我知道，這些註腳，
是您用生命的氣力，咀嚼哲學道理，才能有的理解。
永遠記得您在康德的課堂上，說，康德的道德哲學，是敬神如神在，
好一個敬神如神在。
我一直認為，哲學系，不只是把德文翻成中文而已，
老師，您讓我看見，在用功之中，
因為態度，所以可以更靠近真理。

敬愛的老師，
儘管我已經走了不同的道路，
但我可以跟您說，
過去哲學系的點點滴滴，成了左右我生命的關鍵，
生與死，衝突與和解，真實與荒謬，
現在都離我們好近，
但我們已經理解，如何真正爬到哲學的高度，
謙卑的知曉這一切，
並帶引更多的人，啟發最本有的哲學思考，良善的互動。

行文至此，凌晨三點五十七分，
剛巧，來了一場地震，
是的，一會兒新聞，馬上便會記錄，這場地震的時間、震央甚或災情，
而敬愛的張老師，您的逝去，
您用生命氣力呼吸哲學的姿態，
在浩瀚芸芸眾生中，不會只是個記錄，
因為，您所留下的無限的對話與理解，才正要開始。

學生 OOO 敬上

思維

2010-09-06T00:46:00.002+02:00

新生高的爭議，讓原本處之泰然的台北市政府，突然人仰馬翻，不知所措。為了儘可能地不讓這把火延燒的花博，中央與地方的執政黨可說使出吃奶的力氣，用力反擊；而下面這則新聞，似乎就是廣義轉移焦點下的產物。我看到這則新聞，心中當然有點無名火。若高雄市政府所言為實，真不知道指責對方者，何以認為自己會師出有名。然而，這並不是我想要寫出自己的想法的初衷。

世運、聽奧與花博，可以說是這幾年台灣重大的國際性活動。辦一場活動，重要的固然是經濟效益與收支平衡。可是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先處理一項嚴肅且長遠的課題：這些重大投資與建設的活動，是否能夠成為主辦城市建設、發展或重新活化現有設施的動力。就以我現在所在的慕尼黑為例，當年舉辦奧運的設施、比賽用地變成了奧林匹亞公園與各式各樣供人使用的運動館。選手村則改為今天慕尼黑的學生宿舍。配合當時慕尼黑奧運而蓋的購物中心，更是變成今日慕尼黑市郊的新生活圈。其他為此而產生的大眾交通工具，更是不在話下。從這個角度，活動毋寧是一時激情，什麼是可長可久的永續發展，這才是埋藏在城市市民內心中的疑問。

台北市政府為了花博，做了多少主要與附隨的工程，是騙不了人的。「新生高是新生高，花博是花博」、「您可以不支持郝龍斌，但您不可不支持花博」不是自打嘴巴，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若不想變成「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窘境，台北市政府與其把心力放在肅貪廉政小組，不如好好地告訴市民，因為花博而帶來的永續經營理念與可能性何在。

聽完這幾天台北市政府對於花博與新生高架橋案的辯護與反擊，發現主政者已經迷失在自己吐出的口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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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雄／世運主場館菊：有人阻移交
【聯合報╱記者楊濡嘉／高雄報導】

對總統馬英九批評世運主場館使用率不高，高雄市長陳菊昨天說，「有人」阻止中央移交世運主場館給高雄，但不願明說是誰阻止；高雄縣長楊秋興認為中央和地方要協調，多辦活動；立委黃昭順則指世運期間，沒有一項賽事在主場館進行。

陳菊表示，去年11月28日，行政院長吳敦義承諾今年1月1日要把世運主場館移交高雄市代管，至今九月仍沒有移交；高市依然相信吳揆的承諾。

她認為馬總統可能不知道主場館現在的主管單位是行政院體委會，不是高雄市政府，「不能到了選舉就一直罵我！」

陳菊說，高雄港貨櫃量從全球第3名掉到13名，馬總統也就此批評；然而，高雄港一直是交通部轄管，高雄市政府從未管過高雄港。

楊秋興表示，世運主場館花了60多億元來興建，不能說舉辦世運後就停下來，應該要常常規畫活動、善加利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協調，可由地方政府來管。

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黃昭順重申，馬總統批世運主場館，是因為世運賽事中根本沒有田徑賽，但主場館卻蓋了田徑場，以致世運期間只有開、閉幕，其他競賽沒一個在場內辦理。黃昭順競選辦公室發言人陳麗娜說，市政府在世運會後只舉辦了兩場活動。

健康的侵害

2010-08-08T22:34:00.002+02:00

有一天，我向我媽媽請安的時候，順順話話家常。她告訴我：「現在我每天一瓶『每朝健康』，降低膽固醇，減低體脂肪。」我聽了之後，當然直覺覺得這是商業宣傳技巧，因此問我媽：「有效嗎？」我媽媽馬上講了她的體驗，並且告訴我一些神奇之處。結束對話後，我好奇地在you to be上找到了一下，看到下則跟其他相關的廣告（比方說膽固醇小姐），不得不佩服廠商的商業宣傳。

然而，我也上了每朝健康的網站。按照網站上的宣傳，這個飲料獲得多種「國家健康食品認證」，這可是國家掛保證的產品啊！本來這件事情應該到此為止。豈知前幾天在路上漫無目的得散步時，腦袋閃過「每朝健康」四個字。同時問自己，如果今天有B、C、D三家廠商站出來，指控衛生署給予健康認證的行為，不但是為這個產品背書，也因為這樣的認證，讓每朝健康的廠商這幾年削海了！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的認證，造成民眾趨之若騖，使得每朝健康取得亮眼的市佔率，影響了市場的競爭，重擊他們的生存。這根本是國家對於其基本權（那一個基本權，暫時不做討論）的侵害！這樣的主張，可以成立嗎？

侵害如何看？

在基本權三段式思考的架構下，確定了所爭執的基本權保護範圍之後，當然就是討論國家是如何侵害到個人。傳統的侵害概念以「目的性（Finalität)」、「直接性(Unmittelbarkeit)」、「法律行為(Rechtsakt)」以及「下命性(Imperativität)」構成。對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經做如下的表達：

,,普遍來說，基本權侵害是一種「法律形式（暫譯）」的行為，其直接並且有目的地透國由國家所支配，必要時必須貫徹（也就是下命性質）的誡命或禁令，造成自由的縮減。"

,,Danach wird unter einem Grundrechtseingriff im Allgemeinen ein rechtsförmiger Vorgang verstanden, der unmittelbar und gezielt (final) durch ein vom Staat verfügtes, erforderlichenfalls zwangsweise durchzusetzendes Ge- oder Verbot, also imperativ, zu einer Verkürzung grundrechtlicher Freiheiten führt." BVerfGE 105, 279(300)

（待續）

Erinnere mich! 02/08-08/08

2010-08-06T12:43:00.005+02:00

Jacke oder Anzug

Eines Tag ist jemand in die Bibliothek eingegangen. Weil er die schwarze Jacke angezogen hat, sagte mein Kollege M im den Bescheid, dass die Jacke in der Bibliothek nicht erlaubt ist. Aufgrund der Tatsache, dasss es jeden Tag regnet, kann man diesen Verstoß damit rechtfertigen, dass er ohne Jacke in der Bibiothek friert. Insofern erteilen wir als Aufsicht entweder eine Ausnahme oder gehen davon aus, dass der Winner kämme. Jedoch hat er das nicht getan. Stattdessen behaupte er, dass das nicht eine Jacke sei, sondern ein Anzug. Dann ist er in die Richtung der Bibliothek Öffentliches Recht weiter gegangen. Ich guckte meinen Kollege und mein Kolleg schaute an mich. Was nun?

Da ich mich vor kurzem an meinen Kollegen gewandet hatte, um mich zu einer Stellung des BVerfG zu erklären. Das heißt:

Ein solches Monopol ist im Verfahren nach Art. 100 I GG vielmehr eine Feststel-lungsmonopol für Fälle, in denen dem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Grundgesetzes tätig geworden Gesetzgeber unterstellt wird, er habe durch seinen Gesetzgebungsakt des Grundgesetzes verletzt: Es handelt sich also um kein Auslegungsmonopol des BVerfG in seiner Stellung als Hüter der Verfassung, wie sie im Grundgesetz einräumt. BVerfGE 2, 124(131)

Deshalb sagte ich zu meinem Kollegen, dass wir ihn darauf hinweisen sollen, wir als Aufsichten haben das Auslegungsmonopol, um die Rolle ,,den Hüter der Satzung" zu verkörpert.

Erinnere mich! 26/07-01/08

2010-07-28T21:39:00.007+02:00

Brauche ich einen neuen Fahrrad?

Am Montag, als ich an die Universität gefahren bin, traf ich ein Problem. Die Hülle meiner Kettenblätter wurde durch meine Fahrradkette zerstört. Sie war durchgerissen. Weil ich eilig war, um rechtzeitig in der Bibliothek zu erscheinen, brachte ich die Kette trotz der Schmutzigkeit sofort mit der rechten Hand in Gang. Während der Mittagspause führte ich dann meinen Fahrrad in den Laden, der sich in der Schellingstraße befindet. Zuvor überlegte ich, ob ich dafür investieren sollte, meinen Fahrrad zu reparieren. Dabei geht es nicht nur um die erwähnte Hülle. Vielmehr sind bereits viele Defizite aufgetaucht. Zuerst habe ich zwar einen Sitz. Aber der Sattel war leider untauglich. Zweiten waren das Zahnkranzpaket und Schaltwerk schon veraltet, so dass ich vor einigen Jahren kaum ohne Hindernisse irgendwohin fuhr. Schließlich handelte es sich um den Umwerfer. Der war irgendwann gebeugt. Das führt zur Unfähigkeit der Gangschaltung. Wenn ich alle Defizite ernst nahm, musste ich viel Geld ausgeben. Mein Fahrrad, der Göttinger 1, bedürfte nämlich einer zeitaufwendigen Reparatur, sondern einer neuen Aussicht.

Stimmt! Als ich mich bei dem Inhaber nach dem Preis erkündigte, informierte ich mich über die Summe 170 Euro. Wenn ich meinen Verstand nicht verloren hätte, hätte ich die Summe ablehnen sollen. Dann wäre ich mit meinem Fahrrad an die Universität zurückgegangen. Ich tat das nicht. Stattdessen nahm ich die Summe ohne eine weitere Absprache zur Preisreduzierung an. Dann ging ich in die Richtung der Universitätskirche zurück. Während der Rückfahrt wollte ich auf diese Reparatur verzichten. Als Ersatz würde ich nach Freimann fahren, wo ein Flohmarkt jede Woche veranstaltet wird. Auf dem Markt kann man einen gebrachten Fahrrad mit einer guten Qualität kaufen. Mit dieser Idee könnte ich mindestens 100 Euro sparen. Doch setzte ich sie leider nicht durch. Einerseits möchte ich keinen neuen Fahrrad kaufen. Andererseits begreife ich den Göttinger 1 nicht nur als Verkehrsmittel, sondern auch einen kennengelernten Freund. Aus diesen Gründen entschloss ich mich, auf den Anruf des Inhabers zu warten.

Um 18 Uhr erschien ich wieder in den Laden. Ich holte nämlich meinen reparierten Fahrrad. Der Inhaber erzählte, was er geschafft hat. Jedoch erfolgte die Reparatur nicht ganz erfolgreich. Das ist sicher, dass das Zahnkranzpaket und Schaltwerk schon gewechselt worden ist. Ich kann 7 Gänge verwenden. Für den Umwerfer hatte ich im Vergleich dazu eine Neuigkeit. Der Inhaber versuchte zwar, meinen Umwerfer abzubauen. Allerdings ist der Innenlager zu fest. Daher ist der Göttinger 1 nicht mit dem neuen Umwerfer ausgestattet. Selbstverständlich musste ich statt 170 Euro die Summe 119 Euro bezahlen.

Kollege

Unter der Woche ist Frau M früher in der Bibliothek erschienen. Sie war über meine Kollege und Kollegin ärgerlich. Dabei geht es um eine Angelegenheit, die eigentlich in der letzten Woche passiert ist. Weil die Trambahn, die sie fuhr, verspätet war, konnte sie rechtzeitig in der Bibliothek den Aufsichtsdienst übernehmen. Als sie in die Bibliothek eingegangen ist, fand sie heraus, dass niemand auf sie wartete. Dies führte dazu, dass Besucher inzwischen von niemandem kontrolliert wurden.

Frau M war der Meinung, dass wir als Aufsichten eine kollegiale Freundschaft leisten sollten. Trotzem halte ich in der Tat diese Freundschaft eher für ein Traum. Ich hatte einmal einen Kollege angerufen, um eine Vertretung zu bitten. Der Kollege lehnte am Telefonat meine Bitte ab, da er nicht gewollte war, eine Vertretung zu machen. Dann kamm das Gepräch zwischen uns zum Ende. Zwei Minuten später rief er mich an. Er sagte, dass er die Vertretung machen konnte. Sein zuvor geäußerter Wille war zwar nicht verändert. Jedoch, weil ich ihm viel geholfen hatte, musste er eine Gegenleistung erbringen. Diese von ihm getroffene Aussage war beeindruckt. Die kollegiale Freundschaft existiert nämlich eigentlich nicht. Stattdessen hängt die Beziehung zwischen Aufsichten von unseren Beiträgen zu anderen ab.

候機

2010-07-05T20:27:00.006+02:00

既然已經寫道前去法蘭克福搭乘C航空回台灣的事情，那麼就來寫寫自己的經歷。第一次坐C航空，還真是因為要飛回德國。那一次，乘客不多，我一個人享用兩到三個位置，並且在機上的第二餐，也就是要到達目的地前兩到三個小時前，可以讓我吃到稀飯、肉鬆與鹹蛋。除此之外，到了德國當地後，是早上的六點左右，加上出關的時間，也不過是拖到早上七點。儘管一大早在機場，能幹些什麼呢？不過，比起下午或傍晚到達，一整天就這樣在飛機上耗掉的感覺，實在是好太多了。為了德國-台灣來回都能夠有此待遇（C航空到桃園機場的時間，也是早上六點左右），花點火車時間，也感覺值得。

第二次因為C航空到了法蘭克福機場，整個check in、進關與安檢弄完之後，不知道該去逛些什麼的我，乾脆就到候機室等候登機的通知。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地過去了，無神晃盪地我，轉眼發現已是登機的時間，可是登機櫃檯處，C航空的人員似乎沒有讓大家登機的打算。正當我感覺奇怪時，廣播響起，有位穿著西裝的男性職員向大家說：「因為檢查程序還沒有完成，為了大家的飛航安全，必須延後登機，並且大家耐心等候。...」那就等吧！要不然我還能幹嗎？過了二十分鐘後，這位職員又再度走到櫃檯麥克風處。失望的是，他並沒有如大家所期待的，告訴大家可以登機了，而是想大家致歉，登機的時間必須再度延長。這回的理由很明確，是飛機有故障，現在正在修理排除。這下子，我實在想知道是什麼地方故障。「既然有故障，為何不趕快調一台安全的飛機來呢？」正當自己這樣想時，有一個帶團導遊跑上前去，跟那位職員開始竊竊私語。之後回來告訴團員，是飛機前方的雷達設施有問題；一時半刻，是無法登機了！聽完這段話的台灣籍旅客當然覺得非同小可。有些人煩惱接機的問題，有些人則是怕無法即時趕去上班，當然也有些人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飛機這樣還能飛嗎？安全嗎？是C航空ㄟ？」這樣的聲音慢慢地此起彼落。這位導遊似乎很有經驗，跟他的團員說：「放心，我去接洽。」就這樣看著他有跑了過去。拉著那位職員又商量起事情來。討論完後，這位職員就離開候機室。而那位「負責」的導遊，又回到他團員的身邊，用久未聆聽地臺灣腔向大家宣布：「放心啦！現在正在修理，我已經跟那位『經理』說，要請你們吃一餐才是，他現在去處理了。另外，我也跟他說，請他們負責聯絡你們在台北的親友，說班機會遲延的事情。」聽到這，他的團員似乎非常滿意，那種「跟對人」的表情，似乎一個一個浮現出來。

不一會兒，這位「經理」回來了！他不是行單影隻地返回，而是伴隨一位法蘭克福機場負責餐飲的員工。這位員工也不是空手而來，而是推了一個餐車前來。在這車上，一邊是滿滿地麵包，另一邊則是水煮的熱狗。此外，還帶來一些飲料。就這樣，他再度透過麥克風向大家致歉，並且告訴大家，在問題解決之前，請大家先用一些熱狗與飲料。由於飲料實在不夠，所以他又交代機上的服務人員，將本來放在飛機上的飲料與礦泉水推到候機室任由大家索取。就這樣，肚子餓的人先排隊來拿熱狗，再拿飲料。沒有飢腸轆轆感覺者，則是取用果汁或者礦泉水。正當大家配著食物或飲料，航空公司也開始記錄需要聯絡台北親友者的電話時，旅遊團那邊傳出了聲音。不知道是誰提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導遊帶著指正的態度回答她：「沒有這樣子啦！我帶團這麼多次，我很瞭解啦。上一次是在莫斯科...。總之，如果遲延登機在四小時以內，航空公司就要送餐；超過六到八小時，就是要送大家去過境旅館休息了。你放心，我會處理的。」發問的團員像是踢到鐵板，也想是解惑般安靜下來；而我也學到了新的知識。用餐過了大概四十五分鐘，故障的問題解決了，C航空公司先是將候機室內的飲料推回飛機上，然後開始廣播登機的順序。等全部就定位後，開始了飛往台北的旅程。

註：法蘭克福機場火車站通往行廈的交接處。

逐條審議

2010-07-04T10:41:00.001+02:00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我另外張貼於下面），立法院以往對於審理FTA，是有逐條審議的前例。據此我找到了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六卷第八十八期，有關審議「我國與薩爾瓦多暨宏都拉斯共和國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案的記錄，也是轉貼於下。等以後有空，再來說說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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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院外交及僑務、經濟及能源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
主席：本案經提本院第6屆第6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僑務、經濟及能源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僑務、經濟及能源委員會函
受文者：立法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6年12月14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0961700281號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會同經濟及能源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我國與薩爾瓦多暨宏都拉斯共和國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案」業已審查完竣，敬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96年10月11日台立議字第0960701970號函。
二、檢附本案審查報告1份。
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我國與薩爾瓦多暨宏都拉斯共和國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依本院第6屆第6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外交及僑務、經濟及能源兩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會同經濟及能源委員會於 96年11月12日召開第6屆第6會期兩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本案，由本會召集委員徐國勇擔任主席，外交部常務次長張小月、經濟部常務次長謝發達、國際貿易局副局長吳新華等政府官員列席並備詢。
三、四、（是經濟部與外交部的報告，予以省略）

五、與會委員於聽取上述說明並詢答後，經將本協定條文逐條充分討論，並就相關議案文書予以審查後，於96年12月12日第三次聯席會議一致同意協定本文照案通過。
六、有關協定名稱部分，迭經96年12月3日第2次及96年12月12 日第3次聯席會議進行協商均未獲共識；最後另提附帶決議1項，案文：「茲因外交部及相關單位與我邦交國簽訂相關協定或互惠條約時，使用國號名稱有不一致，而有令我國友邦困惑之虞慮且有損我國形象，爰要求外交部及相關單位自本決議通過後，凡與我邦交國簽訂相關互惠協定及條約，該條約簽署國之國名，均需使用中華民國為國名。提案人：劉盛良　謝文政　黃德福　趙良燕　江丙坤」。在場委員對此案則紛持異議，經決定：日後繼續協商。
七、本案審查完竣，爰決定「行政院函請審議『我國與薩爾瓦多暨宏都拉斯共和國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案」不須經黨團協商即提報院會討論，並推請徐召集委員國勇於院會討論本案時出席作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徐召集委員國勇補充說明。（無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但是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第十六）次院會議議事日程中討論事項第十案「我國與薩爾瓦多暨宏都拉斯共和國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建請院會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交付黨團協商。是否有當？　敬請公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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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晚報╱記者蔡佩芳/台北報導】

2010.07.02 03:07 pm

立法院長王金平指出，過去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的貿易協定有立法院逐條討論的往例可循。根據立法院公報紀錄，「台薩宏FTA」送立院後的確是付委逐條審議。

根據立法院公報，民國96年底，立法院外交、經濟委員會聯席審查「我國與薩爾瓦多暨宏都拉斯共和國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案，會議紀錄即是逐條宣讀、逐條討論。當時朝野對文本內容無歧見，但對我國名稱究竟要不要加註「台灣」，有過一番爭論。為了不耽誤協定時效，當時還做出採折衷方案，文本照案通過，但通過附帶決議。

審議「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著作權保護協定」時，立法院也以附帶決議方式，方才批准該項協定。因此按照往例，條約、FTA確實曾逐條審查、修改。

當機

2010-07-01T07:15:00.007+02:00

如果電腦當機，在毫無反應，不理不睬時，大不了power按下去，強制關機，稍等一會兒，再重新開啟電腦。然而，若是火車當機，我們仍然可以怡然自得地進行前面的步驟嗎？(此圖為來往Chiemsee與火車站的小火車）

這又是一次我搭火車前往法蘭克福機場，搭乘C航空回台。不同的是，因為C航空在自己網站上販售的來回機票，配合時段，伍佰歐元出頭就可以搞定，故而我趕緊先下單購買，然後去購買德國國鐵的Dauerspezial，用ICE來回，只要五十八歐元。進一步說，我頂多用六百歐元出頭的費用，完成了慕尼黑-台北的來回旅程。或許實在太好了！在取得電子機票後的隔幾天，就接到C航空公司的電話，我搭乘的那一班飛機，因故取消，要我另外選擇出發日期。要換一天出發，當然是可以，可是我的火車票該怎麼辦呢？C航空公司當然說不關他們的事情；如果有疑問，請洽法律部門。既然要分開處理，我當然也就趕緊跑到火車站的售票機，買改期後的火車票。操作半天，我只能買五點五十分從慕尼黑駛向法蘭克福機場的Dauerspezial。換言之，三點多或者五點二十三分開往法蘭克福機場的ICE，沒有折扣的可能性。

這個時段，對我其實是ok的！自從改搭C航空公司以來，我經常搭乘五點二十三分的ICE，然後九點十五分左右抵達法蘭克福機場。從機場火車月台走到C公司櫃檯，大概半小時。若順利辦理完Check in，直接進關、通過安檢，再去登機門，大概也要半小時。因為C航空公司總是十點半以後辦理登機，透過這樣的方式，我省去很多枯等的時間。相形之下，三點多那班ICE，雖然時間更充裕，但也讓我有更多時間放空、發呆、東張西望或者直呼「好無聊」。而五點五十分左右的ICE則是在到達機場火車站後，必須加速前往櫃檯的速度，然後順利進關後，要用近乎奔跑的方式前往安檢之處。雖然趕，但不至於失控，所以我就沒有太多猶豫地買下這張火車票。怎知道，一個曾經想過，卻被我遺忘的因素，竟然活生生地發生了。

那天也不知道是怎麼了。我要去火車站時，其實估算錯時間，變成出了門，先是問清潔隊員願不願意載我去火車站，被他拒絕後，我顧不得自己窘態，直接攔住一部轎車，問他可否幫忙。這位好心的德國人，先是笑一笑，問我怎麼不去找計程車。我解說我的狀況後，他就叫我把東西放在他的行李箱，然後上車坐好。接著直接抄捷徑，走Trambahn（輕軌電車）的路面，將我送到火車站的大門。在我不斷地道謝聲後，告別了這位好心的德國先生，卻發現火車站的大門全面關閉，我只能透過側門進出。心急如焚的我，只能學「蘿拉快跑」一般，跑、跑、跑。好不容易跑上ICE，能夠喘口氣時，ICE的門隨著「逼逼逼」的聲音慢慢地關閉；ICE要開了！經過短暫地驚嚇與瞬間的運動，我很累，我沒有進行太多的搜尋，直接找了一個位置閉目養神。腦筋盤算者，是我到了法蘭克福機場後，該如何接續努力。睡著睡著，我突然覺得這般火車怎麼這麼安靜，安靜到連行駛的聲音都聽不見，空調系統好像也停擺一樣，實在非以往搭乘ICE的感受，索性張開眼，想要了解是何原因。

首先，火車外面是漆黑的，並且看不到天空。仔細一看，我們原來是在山洞裡。接著，火車內的明亮度，靠緊急照明措施在撐著。最後，我發現，火車不動了。本來以為是偶爾發生的列車調度問題，這班ICE必須暫時停止前進。等了一段時間後，我才發現，這台火車根本就是在這個山洞裡休息納涼。這讓我不得不著急起來，畢竟，我還要趕去機場櫃檯check in；我必須找到DB的服務人員，了解到底是怎麼了？我發現他們時，是三個人有點面色凝重地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位告訴我：「因為Personalunfall，火車發生了問題，我們現在也在想辦法，讓它從新動起來。」我接著解釋我的憂慮，並且擔心地問：「這到底要多久才能啟動呢？」她很遺憾地說到「至少要一個小時。」我傻眼了！！！我沒有辦法像身旁的德國旅客，點飲料，並且閒談哈啦，我在返回座位前，看著窗外的隧道，思考我應該怎麼處理。突然，靈光一動，看著我手機有限地訊號強度，撥打起電話號碼，一方面請德國朋友Kathrin，幫我上網查C航空公司的電話，另一方面請台灣朋友K，幫我打電話回台北，跟他們說我今天沒辦法搭上飛機了。在得到C航空公司的電話後，我馬上打到機場請他們幫我改期。剛好接電話的人，推測是C航空公司從台灣派來的經理，他願意幫我這個忙，讓我馬上更改出發時間，並且可以不收取任何費用。唯一的條件是，我必須跟德鐵取得延遲證明。另外，Kathrin建議我好好想一想，是繼續去法蘭克福呢？還是直接返回慕尼黑。

大概或了兩個小時，火車動了，出了山洞，聽由廣播，我才知道，我們在紐倫堡前拋錨了。也因為如此，德鐵決定這班車在到達紐倫堡之後，取消之後的行程，請大家下車，改搭現有的列車。我的第一要務，就是先取得延遲證明，這才發現延遲兩百三十分之久。其次，就是到德鐵設在紐倫堡的櫃檯，一方面問他可否靠這張ICE車票返回慕尼黑（，以免徒生無法掌握的花費），另一方面辦理下次前往法蘭克福機場的事宜。這位紐倫堡的德鐵服務人員告訴我，我的ICE車票可以讓我回到慕尼黑，但是賠錢請洽我們的法律事務部；至於新的車票，請再購買。我先試著告訴他：「這不是我造成的！是貴公司搞砸我的行程。」他不動如山，繼續重複他的說詞。我懶得抬槓，就先買了下次前往法蘭克福的火車車票。回到慕尼黑後，我反著閒著也是閒著，就到慕尼黑的德鐵旅客服務中心，直接問賠償的問題。負責的小姐了解後，馬上就拿出賠償填報單，要我先填寫，接著辦理一些形式的手續，比方說延遲證明的影印、留下我ICE車票等等。填寫完畢，確認相關文件後，就把這張拋錨列車的火車票價錢，全數退還給我。至於我新買的火車票，她沒辦法負責，要我跟德鐵的旅客服務部門反應這個問題。

轉機

2010-06-30T22:31:00.003+02:00

我本來是要寫別的議題。那知卻整個岔題，啦哩拉雜地寫了我的轉機經驗。既然寫了，就先貼出來好了。說不定以後再改成別的樣貌。

不知道是從何時開始，搭飛機這件事情，已經不再是新鮮的事物。辦理登機手續，通過安檢，進入後機室，接著就是等待通知登機的廣播。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放好手提行李後，接踵而來者，是那看似舒適，實則磨人的航程。如果您是直飛的航程，那我要恭喜您！飛機起飛後，您只需要經歷放飯與免稅商品的販賣，剩下的，就是迎接到達目的地的喜悅。如果您是需要轉機才能到達目的地，我還是勸您偶一為之即可。兩次、三次以後，我想您將會陷入「為何而吃」、「為何而等」的處境。

記得第一次跟隨親友來德國時，他突發奇想，選擇了不時「關關暖暖」的航空公司。這家航空公司先是飛到該國首都，然後將大家送往過境旅館，在八小時之後，再接乘客去機場，飛到法蘭克福。由於過境旅館提供兩餐buffet，周圍充滿南洋風味，加上想游泳就下水的游泳池，即便在回程時，覺得八小時的過境旅館有點索然無趣，還是不失為一趟愉快的旅程。可是第二次以後的轉機經驗，就實在難熬。我曾經英國時間五點抵達倫敦希斯洛機場，為的只是三到四小時後，搭乘前往德國慕尼黑的班機。在這之前，我想是被關在木柵動物園內的走獸，在「到處碰壁」且「鮮少人煙」的大廳內，不是走來走去，就是坐著發呆。好不容易撐到人聲鼎沸的時刻，因為香港機場服務人員的指示，我還是無法輕鬆下來。他告訴我，我到了希斯洛後，沒有什麼Check in櫃檯了！他要我注意機場螢幕指示的登機門，自己前去登機；一旦錯過，我就進退不得了。職此之故，本來無神發呆的兩眼，改成直視前方，心情隨著螢幕的變化而跳動。豈知那一次，登機前一個小時，登機門在那還是個謎團。希斯洛到底是多大，我又毫無概念，只好鼓起勇氣問了櫃檯的服務人員。在他寫了一個英文字母加數字後，我馬上道謝直奔登機門。路途上，我不禁問自己：「不就是轉機嗎？有必要這麼驚心動魄嗎？」

除了轉機時的等待外，另外讓我感到敬謝不敏者，莫過於「一直坐著吃」的感受。有人或許會比較那家航空公司的餐點比較可口，配著心中的評點，享受著這難得的用餐時刻；很抱歉，我絲毫沒有這般情趣。對我而言，飛機上的用餐，其實是將自己綁在一個小小的空間內，拿這飯盒扒飯。不管餐點好吃與否，在空服員前來整理之前，我都得盡量坐在位置上，看著眼前小小的螢幕；就算可以稍微走動，實在無助於消化。有一次，我搭乘T航空回台灣，服務的空服員真的是很隨性，收完我的餐點後，就跟前面的同胞聊起天來，越聊越高興，她推的餐車，就在我旁邊停了快半小時。後來發現不對，她趕緊把工作做完，收起餐車。之後，她拿著茶大家要不要喝茶。怎知碰到我前面的同胞後，又聊上了！只有「不可思議」四個字可以形容。如果您選擇轉機，那麼這種被趕著吃飯的次數將隨著搭乘班機的次數而增加，吃到最後，不禁問自己：「我幹嘛吃這麼多飯啊？」

最後，轉機最讓我難受的地方，就是「明明家已不遠，我卻仍須等待」。從德國飛到台北的路程上，有些航空公司不僅停一次，還會停兩次；第二次多在香港。這變成我還要下飛機，走到另外一個登機門，然後再等個差不多一小時的時間，再坐上飛機飛到台北。我知道航空公司有其政策，可是我不知道我這樣是為了什麼？雖然搭乘c航空公司時，發現一些越南籍的乘客，先直接飛到桃園機場，然後再往回飛到胡志明或河內，我還是覺得那種被硬生生耽擱回家的程序，讓人心煩。

註：台灣桃園機場入關後，販賣電子產品前的「鋼彈機器人」

驚！德國聯邦總統辭職並且要立即生效！

2010-06-01T05:56:00.003+02:00

德國基本法施行以來，首度聯邦總統因失言自行辭職。引起風波的談話，乃是其訪問現在在阿富汗進行海外任務的德國軍隊時，一方面談到德國在海外、地區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將經濟利益與海外派兵行為予以連結。儘管之後澄清，軍事行動的連結，是針對索馬利亞，不過反對者卻認為這是「硬ㄠ」。

大概翻譯為：

我今年五月二十二日有關德國軍隊海外派兵的談話，遭到嚴重的批評。我遺憾，我就我國一項重要且困難之問題的談話，卻能造成如此的誤解。在這樣的基礎上，批評的意見中，假設我贊成這樣的說法：德國軍隊的海外派兵進駐的行動，並非基本法所允許。』這樣的批評沒有絲毫的正當性。它使我所擔任之職務該有的尊重蕩然無存。我宣布辭去德國聯邦總統一職，並且立即生效。我感謝許多在德國的人，信賴我與高度支持我，並請求這些人諒解我的決定。依照憲法，現在德國聯邦總統的職務由德國Bundesrat（註：非國會議長）院長行使。（接下來說已經告訴誰自己的決定，其中包括聯邦憲法法院院長---大概重要的憲定組織首長都通知了）。這是我個人的榮耀，以德國聯邦總統的身分服務德國

ECFA辯論後

2010-05-09T15:13:00.008+02:00

ECFA辯論後，熱門話題是：「您覺得是馬英九，還是蔡英文在這場辯論中表現較為出色？」該問題的答案，可以從民調或者接踵而來的網路上討論可得而知，並且找到優勝劣敗的論點。遺憾的是，如果大家只關注這個問題，還是不了解ECFA是什麼，那麼這場辯論其實只有「失敗」這兩個字。然而，若是藉由這個辯論，選民發覺自己作為國家的主人，不應該恣意地卸責，反而必須擔負起取得資訊，做出判斷的責任，這場ECFA辯論不但是成功，也深化了台灣民主發展的內在面向。即便如此，要了解這場辯論的實質內容前，有些先決的法律議題，是必須熟識，也必須以此為背景來檢視這場辯論。

靜態的憲法條文

要熟知ECFA議題之前，首先必須先瞭解制憲者以及修憲者所設計的框架結構。若容許自己銜接「必也正名乎」一文中的說法，目前憲法對於國家權力的行使，設計了三種面向：內政、外交（對外事務）以及兩岸關係。兩岸關係的憲法基礎已如前述，亦即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的規定。外交或對外關係，回歸到其最核心的條文憲法第三十八條以及相應產生的司法院大法官釋字三二九號解釋。至於內政關係，則是以概括式理解的方式，凡非上述兩者所囊括，就是內政關係下所應思索的問題。三種關係在抽象上，做了劃分，也應該藉此開展其各自的法規範體系。現實中，兩岸關係應如何定位，向來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到底兩岸關係是內政關係的延伸？還是對外關係的例外？

兩岸關係是憲法增修條文所創造出來的面向，按照前言有關「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與第一條到第十條有關「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文字，增修條文中的兩岸關係，秉承「國家分裂」的思維，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暫時取代憲法本文的「中華民國」，故而使中華民民國憲法的主權原則，侷限於該「自由地區」的人民（參閱增修條文第一條）。此舉一方面回應了民主國家之民主正當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任何非此一地區人民作為主權者的可能性與合法性。遺憾的是，增修條文，依舊沒有針對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的領土範圍為何，做出明確的界定。依照增修條文第一條的文義，若領土變更案沒有經由自由地區人民的公民複決程序，那麼中華民國的領土還是憲法第四條所說的「固有疆域」。透過這個方式，中華民國憲法消極地、抽象上在失落的國土上，有其效力；中華民國配合秋海棠的完整性，更是不成文的前提。職此之故，我們發現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出現了「大陸地區人民」的對應稱謂，並要求立法者制定專法處理兩個地區人民的權利義務與其他事務。同時，這個稱謂與之後的兩岸關係條例（和港澳關係條例），以具體的立法實務，支撐「中華民國完整性」（精確地說：「修正的中華民國完整性」）。

既然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完整性，邏輯上，增修條文第十一條所創設的兩岸關係，似乎應該被進一步定位為「特殊的內政關係」或者「不單純的內政架構」。若非涉及此一關係或架架構，就應該回歸正常的內政思維與對外方針來處理。這也讓我想到，我第一次處理兩岸關係事務時，長官要我將國籍法、入出國移民法等內政法規與法理全部拋諸腦後，只要知道台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就可以了。

動態的憲政架構

魚與熊掌的遊戲規則

人民作主的背後

誰才是笨蛋

2010-04-22T16:48:00.002+02:00

還是先貼上來，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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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是一個會影響你孩子一生的關鍵決定——該不該到中國念大學？中共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日前宣布，今年起，台灣高中畢業生，只要學科能力測試成績達「頂標級」，即可免試申請北大、清華等中國一百二十三所大學；加上教育部去年宣布，希望在今年六月前開放認可中國四十一所大學學歷。中國的大學之門，正對著台灣學子大為敞開。如果我們的孩子不跟進，就從此被淘汰？假如我的孩子在台灣只能念很差的學校，是否能到中國念更好的學校？類似的討論，在各地發酵。

「當然選北大，想都不必想，笨蛋才選台大！」《拒絕聯考的小子》作者吳祥輝說。他最小的孩子念高一，現在休學跑去打籃球；他舉雙手贊成讓孩子去中國念書。

九章數學創辦人孫文先的女兒考上台灣大學，卻選擇到北京大學讀數學。父親做藝術拍賣工作的葉沛潔，高中就讀北一女人文社會資優班，第一次學測成績可以甄試上台大，但她選擇到北大。學測成績可以上台大醫檢系的何安琪，也選擇走入復旦大學醫檢系。她們，或她們的父母，看到了什麼？為何會讓剛滿十八歲的孩子離鄉背井？

「失去中國就沒有未來！」吳祥輝強調，看教育要往三十年之後看。他說，去中國可以學三件事情：一是感受與理解中國；二是掌握人脈；三則是學習他們看事情的大器，而不是停留在小而美的島國心態。

「全球化趨勢擋不住，」台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總會長洪迪光也大投贊成票。他認為，此刻對台灣高中生來說，要擠進中國前十大名校的門檻，遠低於內地任何省分的中學生，是中國對台讓利的難得機會。

研究中國高等教育已經近二十年的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楊景堯則認為，當大學因全球化競爭開始搶人才後，家長要開始懂得，把到各國念書的優缺點理性盤點出來，然後做出抉擇。他舉例，中國的大學裡仍有共產黨支部，學校最大的不是校長而是黨委書記，政治掛帥的特質是不會改變的。若要去中國念書，要適應這個環境是你必須付出的成本，但收穫可能是感染中國校園努力念書的氛圍。

當國際化教育時代來臨後，全部人都要學會做抉擇，這個挑戰，包括父母與小孩都要面對。

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21/116/24adm.html

Vertretung

2010-04-06T22:56:00.000+02:00

Unter dem Wort ,,Vertretung" versteht man meines Wortbuch zufolge ,,die Handlungen, durch die man für jemand anderen die Arbeit macht". Das Wort habe ich zwar zuvor gelernt. Aber es wird häufig von mir verwendet, seit ich in der Bibliothek arbeite. Während meine Kollegen oder Kolleginnen eine SMS an mich schicken, um zu fragen, ob ich ihre Schichte vertreten kann, bitte ich zu einem Urlaub oder einer persönlichen Angelegenheit sie darum, ob sie als Vertreter oder Vertreterin für mich arbeiten. Darüber hinaus stellen wir manchmal aneinander die folgenden Fragen: Arbeitest du heute? Hast du dann eine Vertretung? Hat man also zum Dienst keine Bereitschaft, steht Vertretung konsequent zur Verfügung. Nichtsdestotrotz gestaltet Vertretung nicht immer zur kollegialen Freundschaft aus. In der Aufsichtspraxis führt vielmehr nicht selten eine Ärger herbei. Es liegt daran, dass meine Kollege oder Kolleginnen entweder fahrlässig sind oder überhaupt verantwortungslos.

Vereinbart und versprochen, aber leider vergessen

Der erste Zustand heiß anscheinend, dass zwischen Kollegen eine Vereinbarung zum Schichtsaustausch zwar in meisten Fällen persönlich erledigt wurde, aber leider später ein von ihnen einfach vergisst, sein Versprechen wahrzunehmen. Ohne weiteres ist der andere ziemlich ärgerlich, wobei ich mich einmal befand. Ich hatte damals zugunsten meiner Kollegin mit der viele Schichten ausgetauscht. Ich arbeitete zuerst nach ihrem Wünsch für sie. Als Gegenleistungen musste sie später Vertretungen erbringen. Darauf verließ ich mich. Ansonsten wäre die Verhandlung zum Austausch gescheitert worden. Jedoch passierte eine Angelegenheit an dem Tag, wann sie mit ihren Gegenleistungen anfangen sollte. Meine Kollegin war zwar nach München zurückgegangen. Allerdings sei sie krank gewesen. Aus diesem Grund sei sie nicht in die Bibliothek gefahren. Ich war total schockiert, als ich am Telefonat den Bescheid bekam. Weil ich sowieso in die Universität fahren musste, traf ich eine Entscheidung, meine Sache sofort einzupacken und dann die Aufsicht am Sonntag zu übernehmen. Einige Tagen später erschien die von mir geärgerte Kollegin in der Bibliothek. Nachdem ich erzählte, was bei mir ungerecht passiert war, musste sie sich auch erklären. In Anschluss daran fragte sie mich, warum ich sie nicht angerufen habe.,,Weil ich nicht mehr schuldig bin!“, beantwortete ich.

....(weiter)

Hey，又是我！

2010-04-04T18:30:00.001+02:00

這不是家有賤兔，而是復活節的兔子又跳來大家的身邊（...待續）

必也正名乎？！

2010-03-21T15:43:00.002+01:00

今天突然想到這篇貼上來好久的文章。我看完這篇文章，第一個印象當然是兩位作者「立足台灣，胸懷中國，放眼世界」的立場。然而，簽署所謂「國際的法律文件」，並非簽約者主觀的心願，也非單純促進兩岸文化交流，更非直接回歸你藍我綠即可一目了然的爭議。人們必須認清一點，國際的法律文件，就是一個政治經濟交錯複雜的法律議題；如果忽略了這個大前提，所有談法，到最後就如七傷拳一樣，還未傷人，就已傷己。

兩位教授用了一個「看似應該，其實不然」的論證方式；亦即「兩岸問題與國際關係」應該要分開看待。這樣的說法，並非錯誤，並且在現在台灣的法律秩序中，可以找到支持證據。舉例來說，一方面，台灣有一個入出國移民法處理外國人來台的問題，可是另一方面，台灣也有一個兩岸關係條例與港澳關係條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來台的標準。若要問為何如此，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即是答案所在之處。據此，國際關係與兩岸問題的確在台灣、在中華民國，被分別處理。所以，我們要跟對岸簽署法律文件時，其實也應該循此脈絡辦理才是啊；不然，實難對應台灣內部的法律規範！這樣的論證方式，固然近乎完美，遺憾的是，對台灣而言，簽署ECFA，不是一個遵循憲法所架構的兩岸關係而產生的法律行為；簽署ECFA，是台灣根據憲法所給予的國際活動空間而誕生的國際議題。

「台灣、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國家？」不同的政治立場會有不同的答案。如果讓我們暫時揮別政治上的激情，靜下心來看看教科書寫些什麼，將會發現一個奇妙的現象。以德國教科書為例，在憲法、國家學的教科書中，儘管會有人將Rudolf Smend的國家概念予以闡述，清一色地，當是以Jellinek的國家規範面向作為實際個案中，判斷是否系爭主體為國家：領土、主權與人民。只要這三個要件存在，我們就應該稱其為國家。這樣的說法或許在憲法、行政法學的範圍內，猶如螃蟹般橫行無阻，一旦碰到對外關係時，國家三要素的鐵律，似乎有搖動的可能。在談到德國對外關係，或者論述國與國關係的文獻中，對於何謂國家，開始分成兩派人馬。一派學者以為，在三要素之外加上第四個要件，如參與國際組織或者與他國產生國際互動的能力，這樣才是完整的國家概念；可是另一派則是認為，這些第四個要件，是一個循環論證，因此僅有宣示性意義，並沒有構築國家的建設意義。姑不論那一種說法為正確，兩種意見凸顯了一個討論的階段性與區隔。或許所有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都認為自己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可是一旦進入了國際領域，台灣、中華民國能夠自己作主的空間有多大，就不是自己說了就算了。

以簽署ECFA這件事情為例，政府對於ECFA的說明念茲在茲，就是WTO架構。WTO協定第十二條規定，能夠申請加入WTO者，除了國家外，就是任何一個與他者相區別的關稅領域。這個關稅領域，在履行其外部關係時與根據WTO的其他協定以及多邊貿易協定的爭議時，具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台灣並非WTO成員所認可的國家，只能以關稅領域的資格加入WTO，這是無可奈何的國際政治現實。也因為如此，我們加入WTO後，就是一個WTO架構下所承認的國際經貿實體，並且藉此與其他的WTO成員產生更進一步的經貿互動。自此，在國際經貿政治的遊戲規則中，要爭取的，已經不是誰是「中國」兩個字的代言人，而是透過雙邊、多邊的互動，取得更多的政治實力。兩位教授，將憲法架構內的特殊兩岸關係，套在國際法律關係的WTO會籍，要為我們在國際間爭取什麼，我尚未能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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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到FTA 署名不要去國家化
【聯合報╱張亞中／台大政治系教授黃光國／台大心理系教授】

2009.11.16 03:37 am

報稱，陸委會副主委高長表示，台灣將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的名稱簽署ＥＣＦＡ，即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稱與大陸簽署。高長副主委並稱，未來與其他國家談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時，也會用同樣的名稱。這是政府首次對名稱表示其立場。

我們對於政府的看法有不同意見。

第一、我們應將兩岸問題與國際關係分開來看。在國際間，由於政治因素，兩岸處於權力不對稱的狀態，中華民國被迫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加入ＷＴＯ，但是在兩岸關係上，兩岸應為平等關係。我們不同意未來兩岸簽署ＥＣＦＡ時，一方是正式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方是經濟體名稱「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方式，而是應該尋求兩岸平等名稱的立場。

我們也希望，北京能夠將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分開來看，在國際制度上，兩岸可以援引國際的規範，但是在名稱的使用上，兩岸應該有自己的原則。我們建議，兩岸使用「北京中國」（Beijing China）與「台北中國」（Taipei China）做為簽署的名稱。這樣的好處有三：一是北京釋放出「中國」這個話語權；二、展現兩岸的平等政治位階；三、符合兩岸特殊關係的性質。

第二、我們可以接受台灣與其他國家簽署ＦＴＡ時，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做為最基本的底線，但是如果能夠爭取更好的名稱，為甚麼不爭取呢？為何一開始就要劃一條上線？在與有邦交國家簽署ＦＴＡ時，是否也是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簽署？台灣固然有參與國際組織與外國簽署協定的需要，但是不要掉進了「去國家化」的陷阱，即每簽一個協定就愈證明自己不是個國家。以「中華民國」這個正式名稱簽署或許有困難，但是儘量找尋接近的名稱是有必要的，例如「台北中國」就是一個可以選擇的政治性名稱，而不一定要自限於「關稅領域」的定位。

台灣目前仍然沒有擺脫掉民粹的陰影，而視「中國」為洪水猛獸或負面話語。目前台灣除了商人願意「經略中國」外，政治人物卻閃避「中國」。台灣應該了解，接受「中國」話語權才更有機會影響大陸。北京也應該了解，放任台北丟棄「中國」，獨佔「中國」只會讓台灣愈走愈遠。從這些觀點來看，未來ＥＣＦＡ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是最不好的組合，而「北京中國」與「台北中國」才是最上乘的安排。期望兩岸政府慎思之。

出處：http://udn.com/NEWS/OPINION/X1/5253026.shtml

仰仗您

2010-03-20T08:42:00.002+01:00

在Ellingen的德意志騎士團博物館中，保有一座城堡教堂（Schlosskirche)。由於這座教堂以歌頌聖母瑪麗亞昇天為祭壇的畫作，故而又稱之為聖母瑪麗亞教堂（待確認）。此外，每年在聖母瑪麗亞昇天的日子，這座教堂都會舉辦相關的活動。對於常常參觀歐洲天主教教堂的人而言，這座巴洛克式的城堡教堂儘管美麗，卻非突出，加上教堂後方的風琴並無演奏，似乎整個博物館的參訪，即將劃下圓滿的句點。豈知，一段無心的對話，使我不禁對這教堂產生興趣。導覽的小姐在介紹完祭壇後，介紹祭壇前方兩側的畫作。一個是耶穌基督受難，被釘上十字架的畫作，另一幅則是下面描述聖徒Sebastian受難的圖畫。我無心地問了一聲：「為何是Hl. Sebastian？不是聖彼得或聖保羅？」導覽的小姐看了之後說：「我其實也並不清楚；這要回去翻閱資料才能回答。將耶穌基督與Hl. Sebastian放在左右兩側，的確是一個非常罕見的安排。」從此，這個問題留在我的心中，直到去了維也納，看了維也納的教堂後，才慢慢地找到可能的答案。

相傳，Hl. Sebastian原為皇帝Diokletian的侍衛長，後來公開地受洗為基督徒。皇帝接到此等消息後，當然是不可原諒，故而判處Hl. Sebastian死刑。行刑的方式，乃是將其綁在樹旁，派弓箭手射擊。眾人以為，Hl. Sebastian就此了結他的生命，故而，行刑結束後，也就不予理會。本來Hl. Irene也持相同的看法，憐其身後之事無人處理，挺身而出欲將其埋葬；這時才發現Hl. Sebastian還活著！既然如此，Hl. Irene就全力救治Hl. Sebastian，妥善照顧到完全康復。之後，Hl. Sebastian為了抗議皇帝Diokletian對基督徒的追捕行動，他又出現皇帝面前，承認其為基督徒，並且以神奇的方法，在被施以絞刑之後，還存活下來。皇帝Diokletian當然呆了！在盛怒之下，命人用類似狼牙棒的刑具，將其毆打致死為止。當然，Hl. Sebastian並沒有跟一般人一樣，就這樣消失在世上，只存在當時人們的記憶中，而是自此被當作聖人般被從崇敬著。講到這，我想大家會有個疑問：「這跟教堂中的圖畫與維也納的旅行有什麼關係呢？」

在基督教的聖人中，Hl. Sebastian的功用是多元的。首先被提及者，乃是其在傳染病保護上的貢獻。最早於西元七世紀，歐洲人在面對瘟疫的威脅時，即向其祈求保護，以迅速解決瘟疫的蔓延與傳染。接者在其他傳染病上，Hl. Sebastian亦有吃重的角色。更重要者，古時的重大疾病，多跟公共衛生密切相關。為了使大家有潔淨的水可以飲用，基督徒在信仰上，即將Hl. Sebastian當成水源的保護者。除此之外，Hl. Sebastian也是職業團體祈求保護的「祖師爺」。在眾多的職業別中，引起我興趣者，莫過於警察、軍人與教會活動的保衛者（Schützenbruderschaft)；這與德意志騎士團的軍事與宗教信仰功能可說不謀而合。如果又碰到瘟疫的蔓延，Hl. Sebastian不僅是德意志騎士團的Hoch- und Deutschenmeister軍事行動的護衛者，也是抵抗瘟疫的信心來源。

參考資料：
http://de.wikipedia.org/wiki/Sebastian_%28Heiliger%29
Hellwig, Karin, Malerei des 17. Jahrhunderts in Italien, Spanien und Frankreich, in: Toman, Rolf(Hrsg.), Barock, 2007, S. 372/421.

轉貼：都是因為王偉忠

2010-03-19T20:11:00.000+01:00

都是因為王偉忠
【聯合報╱蔣曉雲】

2010.03.19 03:46 am

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那個「非主流」群體……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

這兩年「眷村」暴紅，還形成文化現象，今年表演工作坊更把《寶島一村》舞台劇演到了北京和上海。一時之間彷彿台灣的外省人都與眷村攀上關係，這讓我在佩服「眷村代言人」王偉忠先生的行銷能力之外，也激發了講講我所知道的「外省人」的故事。

和王偉忠一樣，在生長的環境中，我透過父母的社交圈認識很多「外省人第一代」，可是我抱著頭想，也想不出哪個叔叔或伯伯是住在眷村裡的，更談不上跟著父母去眷村串門子了。我自己倒是因為結交過眷村的小朋友，進去過眷村；造訪那種有圍牆的「軍區大院」，對我這個牆外的「外省人」來說，當年也是很神祕和刺激的。

民國38年到台灣來的外省人可能很多都是跟著國民黨軍隊撤退的軍人，可是也有「純難民」，他們是不見容於共產黨，卻和當時國民黨政府沒有太多淵源或理念交集的中華民國「國民」，用眷村的說法是一群「老百姓」。他們之中直接遷移到世界各地，變身「華僑」的是姓孔、宋的少數，很多過了羅湖橋到香港受英國人的庇護，有一些就到了台灣；除了不是跟著部隊開拔，他們到台灣的理由林林總總，也許是給垮台的政府再一次機會，也許是逐水草而居，更有碰巧了時辰被斷了歸鄉路的（我就知道這麼一位到台灣來度假的長輩）。偏偏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那個「非主流」群體。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有博學的大儒，也有之無不識的文盲，有顯貴也有庶民，有我父母的湖南同鄉，可是也有很多南腔北調其他省分因為國共內戰而流浪到台灣的外省人。

我沒有統計數字佐證，我只能猜想他們是一個很小的樣本池。可是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我的想法多少也受到生長環境的影響，和我所認識的眷村朋友大不同調。那個時候，台灣最大的僱主應該是政府，這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中有文憑的，不管喜不喜歡國民黨，為稻粱謀，很多都進了公家機構做了國家公務員，不過他們一般比較喜歡教書，因為當公務員好像一定要入黨，可能有違他們的初衷；教書的自由度相對比較大，可是常要公開講話，哪怕面對純潔的學生，多說話還是個危險的職業。我開始投稿時，我的父母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雖然得意女兒名字因好事見報，卻又怕我胡編瞎寫惹上文字獄一類的麻煩。有一陣子我忽然對老兵感到興趣，打算寫一系列他們的故事，才寫了第一個短篇，有雜誌約稿，就交了出去。主編是位前輩，特為此找了我去，告訴我退伍軍人的題材不要寫，把稿子當面退了。我回家罵罵咧咧，覺得老人家想得太多，我的父母聽說了卻差點沒去函致謝，覺得真是碰到好人。

我小時候對一些事有記憶，向父母求證，問他們：「你們那天晚上說過什麼什麼？」他們就斥我是「作夢」。最後我也分不清自己腦子裡那些片段的印象是夢是真。可是管它真假，我小學就開始編故事寫小說自娛了。真正記得，可以印證我這個外省家庭與別人不同的時候，已經念高中了。因為在學校搞文藝活動算個活躍分子，教官要我入黨，如果沒記錯，幾位同學還一起跟當時的青年救國團主任李煥座談，搞一場小菁英入黨的戲碼。當年高中生加入國民黨真是一件小事，卻驚動了我的父母。他們認真地討論要怎樣婉拒才能面面俱到，不至於影響我的前途。我大不以為然，不入就不入，講一聲就是了，國民黨哪有那麼不講理？我爸爸把我臭罵一頓，內容完全忘記了，只記得他氣急敗壞地對我媽媽說：「你看她被洗腦了！」最後我被逼得灰頭土臉地去跟教官說，父母說入黨是「大人之事」，我還「未成年」。

比較戲劇性的一次，是1975年以後我已經得了聯合報小說獎開始發表小說，不知道是什麼公家單位邀請青年作家餐敘，我應邀前往，席間被安排坐在某將軍的旁邊，回家後自然要被父母盤查細節。我敘事的時候沒有直呼其名，而是照著被介紹時的稱呼，叫主人官銜「某將軍」，我爸爸很不屑地說：「什麼將軍？幫別人養私生子的裁縫也是中華民國的上將了。」那時候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忽然小時候這裡那裡、亂七八糟聽來的閒話都連連看一樣地連起來了，原來不是作夢。我一個父執對共和國有「太子」和「太子黨」都是極看不慣的，常對我父母發牢騷，最喜歡講經國先生的閒話，所以我大概小學時就聽說了許多小蔣的風流韻事，只是對時人不熟，兜不攏誰是誰，更沒把小時候大人嘴裡形容的「豬頭豬腦」的豬哥「太子」和自由中國經由國民大會選舉出來的領袖和他的家庭連到一塊去。

和眷村裡日子過得簡單而篤定的外省家庭相比，我生活裡的大人真是複雜又徬徨得多了。他們愛批評時政，對政府不滿，意見又多，常互相通風報信說是誰誰多言賈禍，又給抓了進去，可是顯然不自我警惕，有時還故意給自己找點麻煩。我有一位父執輩是從前的「萬年國代」，一天興奮異常地對我父母描述他們幾個如何在行使投票權時串聯投下廢票，抗議總統一再競選連任「違憲」。他們冒著嚴重的後果希望起碼讓第一次表決不能通過，「給想做皇帝和拍馬屁的人一點教訓」，這些書生對獨裁微弱的抗議現在講起來似乎很可笑，可是連我那麼小，都知道他們在謀大事；這件事後來的發展好像是有人臨陣退縮，折騰半天，唯一的候選人還是得了個「萬民擁戴」的投票結果。我多少年以後才知道，這位長輩是參與立憲的國代，雖然他們後來在台灣都是別人革命的對象，但當年他們也是有過理想的；即使在獨裁的強人政權下，他們也曾經卑微地維護過那本他們參與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

有時大人不小心讓我聽到的事，不用他們說，我自己也覺得是作夢。倒是年紀漸長以後，讀到一些東西，居然會和我兒時的那些片段的「夢」產生聯結。我記得我的一個世伯是「西西派」，小孩自然不知道西西是什麼東東，問了人家大概又說我是「作夢」就打發了。我也要到多少年以後才知道是CC，不是西西，應該也是確實聽到過這個說法，才知道世上有「西西派」（CC派）讓一堆貼到標籤的外省人都倒了楣吧。

王偉忠和他的工作夥伴們帶著各種文藝作品在大陸四處巡演和推廣，他們在台灣以外也得到熱烈的回響，真是一件喜事。可是他出了本新書說是「寫給當年未隨親人來台、留在大陸家人看的一本書，告訴他們國民黨老兵在過去六十年是怎麼過的，以及第二代外省人所經歷的成長背景」，這就讓我這個第二代外省人要舉手抗議了。

若干年前，朱天心在她〈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文中給我也派了一間房，我當時沒吭聲。在台灣沒有眷村庇護的外省人是小眾也是烏合之眾，和眷村的雞犬相聞不同，我們這種人家裡出了事是不會有隔壁張媽媽李媽媽來關切或幫忙的，只會連夜搬家，消失在人海裡。和我的父母一樣，做為外省第二代的我也習慣保留隱私，把自己藏起來，所以連故舊如天心也錯以為我是她眷村的兄弟姊妹呢。王偉忠接下朱家姊妹以及其他能顯父母的眷村子弟的棒子，用更有威力的傳播工具把眷村的故事講得這麼熱鬧，已經讓眷村和台灣的外省人畫上了等號。可是我知道的那些眷村外的長輩，他們和眷村裡的長輩從同一個時代走過，從中國各省到了台灣，他們也都年輕過，熱情過，他們也有自己的故事，可是他們沒有王偉忠代言，沒有電視劇和舞台劇，也沒有紀念館。缺少代表性不表示不存在，我父母作古多年已經無法反對，可是為人子女的我不忍心讓王偉忠的成功把他們一整個時代都搬進眷村。唉！可惜我們家大人說話，小孩是不興旁聽的，所以我懵懵懂懂的長大，所知極為有限，如果那個時候他們讓我與聞大人的「反動言論」，起碼我有多些的素材寫小說來紀念他們的時代，讓後人知道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軍區大院」外面也有異鄉人的血淚斑斑。現在怎麼辦呢？已經多年不再創作的我，又開始拼湊那些片片段段童年「夢」中聽說的事，寫我自己也真假難辨，可是事假情真的小說。我知道自己淺陋，我也知道小說的讀者在凋零，可是我不忍心讓斯人獨憔悴，我想要記下他們的人生逆旅。

【2010/03/19 聯合報】

出處：http://udn.com/NEWS/READING/X5/5484203.shtml

耶穌也可這樣晚餐（上一篇寫完再說）

2010-03-16T15:08:00.004+01:00

相片出處：感謝Soupbun回鄉拍攝。

不識蕭郎是蕭郎

2010-03-01T11:45:00.006+01:00

二月二十二日一早，我搭著奧地利的RJ，前往維也納渡假。就在這一天，沒想到也是是波蘭音樂家蕭邦（Frédéric François Chopin）兩百年的冥誕。不過，我必須誠實地說，我從來不是什麼古典音樂咖；儘管久仰蕭邦大名，或許也聽過很多他的作品，全心一睹維也納風采的我，更是沒想到附庸風雅地裝扮自己。隔幾天，我在等待傻丁購買紀念品商店之外，看到了照片的景象，不禁拿起來手中的相機，拍了下來。拍完之後，身旁出現一個老太太，跟我說這個人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實在了不起。我像是被人點醒一般，驚訝地說著：「是歐！」並且請教地問到：「他是誰？」本來以為這是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給我這機會，瞭解面前這位被紀念之人物的偉大之處。豈知接下來的對話，簡直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一整個自取其辱。

老太太先是有點驚訝地看著我，意思是，「你怎麼會不知道！」不過他還是耐心地告訴我，這位人物是個音樂家，譜了許多拍案叫絕的作品，前幾天是他兩百年的冥誕。因為他曾經待過維也納，並且就住在我身前這棟建築物中，所以人們就來這表達紀念之意。我忘了自己說了什麼，我也記不清老太太是看到我什麼反應。在現在的記憶中，老太太好像在講完這些話之後，覺得眼前這個人，是不是外星人，怎麼會在維也納不知道這個人物，因此，她帶著半嚴肅半質疑地面容向我說道：「您不可能不知道吧？您既然在維也納，應該知曉這號人物吧！尤其這幾天，廣播天天都在講他，並且播送他的作品，您怎麼會不知道！」她說完這段話後，我察覺事情有點大條囉！單純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已非脫身之法。此時，不靠「坦白從寬，虛心受教」的技巧，可是無法解套。我只好無辜地說：「我只是一個在維也納的旅客，才來兩、三天，並且住的地方沒有廣播可以收聽。不過我之後真的去查查這個人到底是誰，瞭解他的生平。謝謝您的提醒！」老奶奶似乎覺得孺子可教，帶著略微滿意的神情跟我道別。

老奶奶剛走，傻丁就空著手離開了禮品店。她好像看到了我跟老奶奶攀談的經過，故而解釋完何以空手出了店門後，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稍微解釋一下後，就問她：「「這到底是誰啊？」傻丁看了一下牆壁上的半身像，閱讀了名字後，不加思索並大聲地說道：「這是蕭邦啊！你很丟臉ㄟ！連蕭邦都不認識！怎麼會不知道！？」此時的我，好像漫畫中，一群烏鴉在我頭上，ㄚㄚㄚ地飛過，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蕭邦，我沒有不認識。可是名字怎麼唸得出蕭邦呢？」我懊悔地回應著。傻丁毫無安慰之意，趁勝追擊地告訴我：「幾天前，我有跟你講到蕭邦，還跟你講了他的名字，你忘記了嗎？」她這樣一說，我不禁遲疑一會兒，腦中還真的閃過這段印象。好像在維也納Karlsplatz時，看到朗朗的蕭邦演奏，其門票已是完全售完。我當時也是「只見其名，不知其人」，因此傻丁告訴我：「這是蕭邦的名字。」誰知道，完全沒把這當作一回事的我，只好在幾天後，跌股到底。

Hallooooooooooooo!

2010-02-22T09:50:00.002+01:00

歡欣鼓舞的人潮，來自四面八方，一聲聲Hallo，響徹整座城市，在大家各就各位後，期待已久的蘭斯胡特婚禮，即將到來。

蘭斯胡特的婚禮，是一場每四年舉行的中世紀婚禮。當事人，並非販夫走卒，而是當時的巴伐利亞公爵（Herzog）Georg der Reiche與波蘭國王Kasimir IV. Jagiełło之女Hedwig Jagiellonica 。這場婚禮，並非起源於當事人間的愛慕，這段婚姻，也非兩人愛情的開花結果；毋寧如大家所猜想者，Georg der Reiche與Hedwig Jagiellonica的婚姻關係，擔保了政治上的同盟，強化了對抗土耳其人的力量。由於此等需求，早在一年前，兩邊就透過雙方的使者密集地籌劃與協商。最後的結果，當然是促成年僅十八歲的波蘭公主與眾隨從，踏上了為期兩個月的出嫁旅程。不過，由於男、女雙方都與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具有親屬關係，就算所有婚禮大大小小的細節一一談妥，沒有當時教皇的赦免（eine päpstliche Dispens），還是一場空。

Georg der Reiche與Hedwig Jagiellonica於當地的聖馬丁教堂，在薩爾斯堡大主教（Erzbischof) Bernhard von Rohr的見證下，締結了婚姻關係。隨後，就是新婚夫婦與在場貴賓者，加上彼此的隨從與侍衛，一同在舊城區遊行，跟教堂外上萬名的觀禮者，分享他們的喜悅。飲酒、跳舞、騎士競賽等，當然是不可或缺的娛樂事項。一九０三年，這場四百年之久的婚禮，第一次重新上演，並從一九八五年開始，確立了每四年於夏季（大概是六月），舉行這場一四七五年的婚禮與遊行。參與表演者，並非是花錢請來的藝術工作者，而是蘭斯胡特當地的公民。或老或幼，無論在地工作，還是出外打拼，都把參與這場城市慶典當作自己的榮耀，扮演起被分配的角色。比方說，一個在慕尼黑BMW工作的市民，他跟我說，四年前，他就是被分配到當馬夫的角色。由於他完全沒有騎馬的或與馬術相關的經驗，在六月慶典來臨之前，他可是密集地訓練，讓自己能夠順暢地操作馬匹。

就如之前所提，蘭斯胡特的婚禮已屬該市每四年一次的慶典。整個慶典，應該是以一週來安排，分別有不同的活動。高潮之處，應該是禮拜日當天，在一連串活動後，於下午舉行這場一四七五年的婚禮遊行。整個隊伍就是將老城區逛完一週並回到出發點，因此，在隊伍全部經過自己觀賞的地點之後，其實可以順道以步行的方式，瞧瞧老城區的一些景點，然後悠閒地到山上的城堡瀏覽一番。之後，如果還有遊興，可以到市區不遠處的騎士競賽之處，體驗騎士騎馬互刺的驚險。如果累了，剛好在競賽處的另一邊，設置了戶外的大型啤酒花園，供遊客休憩、用餐與解渴。

資料來源：http://de.wikipedia.org/wiki/Landshuter_Hochzeit

新的五都自治，新的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2010-01-12T20:46:00.002+01:00

有關新版的地方制度法將現行鄉鎮市長與市民代表，直接轉乘直轄市區長與區諮詢委員，先貼出來，實質內容以後再說。如果沒通過，當然看接下來發展。如果三讀通過，是否表示全民就要買單嘛？事實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

首先，本條規定似取法德國基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的「抽象法規審查權」，讓聯邦政府、邦政府，或三分之一以上之Bundestag之國會議員，在有關聯邦法或邦法有無與基本法一致，發生意見分歧或有此懷疑產生之際，得聲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該條規定，在憲法訴訟實務中，第一個拿出來討論者，就是聲請人得否比照基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Organstreit，透過憲法法院自行擴充聲請人的範圍。第二、聯邦憲法法院法地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增加基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沒有規定的要件，是否合憲？第三、抽象法規審查權是否屬於預防性的違憲審查機制。

針對第一個問題，聯邦憲法法院認為，本條規定文義與第一款之Organstreit不同，因此否決了任何擴張的可能性。接著，聯邦憲法法院以蠻爭議的方式，將聯邦憲法法院法地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採取合憲性解釋，認為是基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具體化規定。至於第三點，聯邦憲法法院明白地否決以抽象法規審查訴訟類型，進行預防性審查（我記得仍有極為少數的例外情形），故而要求待審查的法規，必須至少已然刊登於政府公報之中，但尚未生效施行。

比照上開要件，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四條與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從文義觀之，除了聲請人限於立法委員資格外，並不禁止對於尚未公布，甚至待審議的法案，提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從比較法的角度，這似乎也是第三波民主後，新興民主國家的共同現象，透過預防性的憲法爭訟手段，讓所謂的「憲法法院」得以或提早處理憲政制度上的政治議題。

今日是立法委員審議地方制度法修正條文的日子與會期。下列報載之修正草案內容，有無與憲法並未凍結的地方自治規定以及增修條文第九條規定相符、得否以制憲者賦予立法者的形成自由一筆帶過，似乎是個極為爭議的話題。如果修憲、修法自肥（比方說國大代表修憲延長任期），被宣告違憲，或令人詬病，那麼立法院趁著五都選舉前，將現任的鄉鎮市長與市民代表直接用「另有重用」的方式，讓其繼續存在四年，是否是一個讓台北市以外之直轄市自治空轉的措施，真是問號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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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宜樺鄉鎮市民代轉區諮委非綁樁

【經濟日報╱記者蘇秀慧／即時報導】 2010.01.12 06:08 pm

內政部長江宜樺12日表示，五都改制後，鄉鎮市長與鄉鎮市民代表有條件轉任直轄市區長與區政諮詢委員，是地方制度轉軌過渡配套，幾乎所有縣市長都同意，並非綁樁。

江宜樺指出，鄉鎮市長與鄉鎮市民代表只要沒有觸犯內亂、外患、貪汙治罪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被羈押或判刑，都可轉任直轄市區長與區政諮詢委員。

他說，區政諮詢委員月領新台幣4.5萬元，四年花費30億元，但若維持現制及選舉支出約62到63億元，等於幫國家省32億元。

出處：http://udn.com/NEWS/NATIONAL/BREAKINGNEWS1/53614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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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修地制法綁樁？金溥聰：小代價換大改革

【中央社╱台北12日電】 2010.01.12 03:33 pm

藍營擬修正地制法，縣市升格後鄉鎮市長一律轉任直轄市區長，引發綠營質疑是綁樁。國民黨秘書長金溥聰今天表示，堅持改革要有規劃，藍營是用較小的代價，換得較大的改革目標。

藍營擬修正地制法，縣市升格後鄉鎮市長一律轉任直轄市區長；鄉鎮市代表轉任區政諮詢委員，比照村里長領取事務費，兩者任期都為1屆。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柯建銘質疑此為「酬庸制度」，浪費公帑安撫地方派系，剝奪直轄市長人事派任權。

金溥聰面對媒體詢及昨天與黨籍立委討論地制法修法時，是否談到「政治需要妥協」？他回答，在西方社會中，「妥協」一字的英文是正面大於負面的價值，尤其是在政治上，因為民主政治沒有誰說了一定算，一定要彼此雖不喜歡，但可以接受才行。

金溥聰表示，民主政治需要協商，有時候必須妥協才能達成改革目標。轉型過程中有時可以一步到位，有時必須一步一步向前推進。

他認為，堅持改革要有方向，也要有步驟和規劃，一旦地制法改革成功，節省下來的選舉和人事費用，將很快遠遠超過過渡時期必須付出的代價。若純粹用金錢代價來看，藍營修地制法，反而是用比較小的代價換得比較大的改革目標。

出處：http://udn.com/NEWS/NATIONAL/BREAKINGNEWS1/53614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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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升格後鄉鎮市代任諮委月領4萬5
【聯合報╱記者楊湘鈞、林政忠／台北報導】

2010.01.12 05:35 am

為解決五都合併升格後鄉鎮市長及代表「失業」反彈，藍營立委昨晚衝破內政部底限，現有鄉鎮市代表直接轉任區政諮詢委員一屆，並比照村里長每月領取四萬五千元「研究費」，鄉鎮市長則可「延任」一屆區長。

原本內政部堅持區政諮詢委員為無給職，但昨天失守。領取研究費是否有「他肥」、綁樁之嫌？內政部長江宜樺昨晚強調，依民代酬勞支給辦法本來就可給予研究費，絕非薪資，「仍屬無給職」；批藍營綁樁也不盡公平，因為「許多綠營首長、民代也同意」。

但民進黨發言人蔡其昌表示，限縮新任五都市長人事權、不分良莠一律轉任並不公平；他強調，民進黨對鄉鎮市代表比照村里長領取研究費持保留態度。

國民黨秘書長金溥聰昨天召集黨籍五都立委，在黨中央與江宜樺，就地制法修法「交換意見」。與會立委指出，金溥聰相當「柔軟」，多數時間只是聽取立委意見。

據指出，與會者都強調「堅持改革」，但立委表示改革需有過渡期，立委盧嘉辰直言，「豬要殺，也要讓牠叫三聲」。

經過近三個小時溝通，最後雙方各退一步達「初步共識」，鄉鎮市民代表將直接聘為區政諮詢委員一屆（四年），並得比照村里長事務費金額領取研究費；原本鄉鎮市長只延任到今年十二月廿五日，但新共識是可改任一屆區長，多做四年，不過「區長官派」的政策不變。

據轉述，金溥聰會中表示，他知道這個共識並非人人滿意，民眾也會有自肥、他肥之類的質疑，「但政治就是要妥協」；金溥聰與行政院秘書長林中森都認為，法令既規定可給研究費，也只是過渡的四年，應合乎情理。

立委林鴻池強調，雖然現任鄉鎮市長可轉一屆區長，但也訂了排除條款，例如涉及若干案件者不得轉任，若參選其他民代落選者也等同放棄轉任。

出處：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6/5360280.shtml

圖「利」（修改版）

2009-12-12T11:18:00.007+01:00

國家為達成具體的公共任務，對於組織形式、運用手段以及相關程序，當然有或大或小的選擇與裁量權限。在組織方面，可以選擇自己的行政組織，也可以設置公司；在手段上，國家可以強硬到直接用徵收的方式，也可以用私法上契約形式來完成自己的義務；最後，對於前開組織與手段，自然就是有無履行相關的程序要件。所附之新聞，涉及H1N1是國民健康的議題，並且為國家棘手的要務。在當前奇貨可居的情況下，衛生署一方面購買了諾華藥品，另一方面選擇了國內國光公司生產的疫苗。假設國光公司是一家完全沒有政府參與的生技公司，不討論選擇國光疫苗是否遵守政府採購法，國家一旦選擇了國光公司，國家要拿納稅人的錢來購買或幫助國光公司生產出疫苗，國光公司相應地，必須提供國家對抗H1N1的疫苗。可是，如果國光疫苗在施打後，傳出或大或小的問題時，國光公司是否已經給付政府「對抗H1N1的疫苗」的藥品，好像這是一個可以直接跳過的問題。問題是，真的可以嗎？

從防疫的角度，為了將來可能嚴重的疫情，似乎國光疫苗在達到被認可的安全品質時，就可以派上戰場；這樣的計算，從預防的角度，好像是言之成理。然而，接打疫苗者，不是飛禽走獸，是成久以來，被自然科學當做萬物之靈的人類，因此，即便國光疫苗在結果上是有用的，可是在這個結果出現之前，人民必須接受事實上與心理上可能會有意外的風險時，人民要回問的是：「為何我要帶著這樣的擔憂來成就國光疫苗，或者證明國光疫苗是有瑕疵的？」講的更具體一點，「到底人民接打國光疫苗，對抗H1N1，所有有可能的風險是甚麼？接打疫苗的我，是不是處於實驗室白老鼠的狀態？」這不是一句國外如何，或者根據防疫大業應該如何就可以回答的問題。衛生署作為行政機關，是否已然恪盡資訊透明化的要求，讓人民自己對於所面臨的風險做出判斷；尤其在事件與疑慮頻傳時，首要工作，似乎應該區分一般性與個案性，給予足以信服的說法，動不動搬出刑罰恫嚇，是解決問題，還是掩蓋事實，衛生署不應該輕重倒置，讓人有做文章或懷疑的空間。

最後，H1 N1是新的病毒，台灣從來沒有製作此等疫苗的經驗。這次國光公司的生產行為，可算是「台灣第一次，世界都在看」。問題是，如果國光公司一方面接受國家的扶持或者所支付的金錢，另一方面透過接打後所有出現的狀況，相應地改善自己的製造技術，可以想見者，國光公司在未來成為台灣內部唯一，世界上少數幾家具備製造對抗H1N1疫苗技術的公司；這才是國光公司作為私人公司所要獲得的經濟利益。此等經濟利益的產生，主要當然是該公司自己努力的成果。可是在這個成果背後，納稅人的金錢，人民的付出與政府的角色，衛生署能夠說得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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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光疫苗圖利廠商？　楊志良嗆「大話」名嘴
NOWnews 更新日期:"2009/12/12 01:43" 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國光新流感疫苗在11月15日開打，陸續爆發死亡病例及集體送醫事件。10日政論節目中有名嘴批評，衛生署鼓勵民眾接種疫苗是在圖利廠商，令楊志良相當不滿，但這回他不再開罵，而是改以寫信給主持人鄭弘儀，希望節目可以找前疾管局長蘇益仁、前衛生署長陳建仁討論，不要只是名嘴說了算。

「大話新聞」連番抨擊國內新流感防疫措施，讓疾管局長郭旭崧10日晚親自call in至節目，為政策辯護。疾管局表示，如果媒體言論明顯違法，將不排除祭出傳染病防治法，以正視聽。節目中有名嘴指出衛生署採買疫苗，以及鼓勵民眾接種疫苗等行為，都是在圖利廠商。

楊志良聽到名嘴談話實在「凍未條」，他批評不專業的名嘴不該討論接種疫苗的議題，「他們懂什麼！」他說，若蘇益仁跟陳建仁也認為不該接種疫苗，他也認了！網友hiwancom也指出，鼓動民眾不打疫苗若造成人命，那大話新聞當然要負責。

節目中有醫護人員call in進來說院裡分兩批打，一批打諾華，另一批打國光，結果很多人不願意去打國光。因此鄭弘儀問郭旭崧，若因疫苗出了事情，誰要負責？此問題鄭弘儀連問三次，只見郭支支吾吾。鄭再問，人民可不可以選擇注射諾華疫苗或是國光疫苗？郭回答，人民只有拒絕權，沒有選擇權。鄭再進一步問，若人民願意自費選擇注射諾華疫苗，可以嗎？郭再回答不可以，「政府給你打什麼就打什麼。」

對於媒體總是質疑國內僅有國光生技一家疫苗廠，政府有圖利廠商之嫌，國光生技副執行長兼總經理魏逸之無奈的說，「問題是，台灣養不活兩家疫苗廠，連一家都很難養活」。他表示，每回報章雜誌評論獨厚國光生技一家，這是很不負責的說法，評論者對疫苗產業沒有深入的了解。

魏逸之再指出，全世界也不過20幾家疫苗廠，因為疫苗產製過程相當昂貴，若疫苗廠這麼容易經營，以台灣人這麼聰明的頭腦，早已經造廠造翻了，不可能至今只有一家。他說，唯一的一家公司正咬緊牙關熬著，卻被貼上獨厚的標籤，是很不公平。

鄭弘儀所主持的政論節目，8月26日也邀請名嘴談論新流感話題，節目中名嘴指出，屆時3成公務員、警察、老師都要請長假，社會無法正常運作，整個國家都要完蛋。27日楊志良即召開記者會，痛斥部份媒體「亡國論」是散播謠言，涉及違法，更令他感到不齒，沒想到本月10日衛生署又成了該節目箭靶。楊志良說他不期待鄭弘儀會有回應，只是這封信會有多大效果，外界都很好奇！

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1212/17/1wrgu.html, 12.12.2009

Ehe, jedoch welche?

2009-11-12T20:22:00.003+01:00

Ich habe mich vor c. a. drei oder vier Monaten mit Verfassungsauslegung des Justiz-Yuan 242 beschäftigt. Wegen der Schwierigkeit der Übersetzung, die zwar nicht unbedingt mit Fachkenntnissen zu tun hat, hatte ich aber damal vor, ein Lehrbuch des Familienrechts bzw des Strafrechts zu lesen. Allerdings setze ich den Plan immer noch nicht durch. Deshalb veröffentliche ich das, was ich erledigt habe.

Der Sachverhalt, auf den die Verfassungsauslegung 242 zurückgeht, zeigt, dass die Fachgrichte trotz damaliger Rechtskonstellationen entweder die Bindung der Grundrecht verkannte oder unbewusst waren, die verfasssungskonforme Auslegung vorzunehmen. Dies führte dazu, dass die Verfassungsrichter des Justiz-Yuan die Urteilverfassungsbeschwerde annahmen, und schließlich die Verfassungsauslegung 242 verkündigten. Im Ergebnis begreift die Verfassungsauslegung 242 sich zwar als Rettungsmaßnahme der betreffenden Familien. Jedoch stieß sie auf drastische Kritik. Diese Verfassungsrichter übten nämlich ihre Verwerfungsbefugnis aus, als ob eine Verfassungsbeschwerde gegen die Urteile der Fachgerichte gegeben wä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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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i 2009 gab es einen Vortrag von Prof. Paul Kirchhof ,,Sprache und Recht“. Inzwischen wurde das Scheidungs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im folgenden: das BVerfG) erwähnt. Dessen Beschwerdeführer war meiner Erinnerung nach ein Staatsbürger der DDR. Weil er vor dem Regime der DDR nach der BRD flüchtete, wurde seine erste Ehe mit der damaligen Frau gezwungen geschieden.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zog sich die damalige Frau vor dem Gericht, einen Anspruch darauf zu stellen, die Gültigkeit dieser in Rede stehenden Ehe festzustellen. Der Anspruch führte einen Konflikt herbei, weil der Beschwerdeführer in der BRD nach der gezwungen Scheidung einen neuen Ehevertrag mit einer anderen Frau abgeschlossen hatte. Dieses Geschehen, das vom BVerfG behandelt hat, lässt mich an eine taiwanesische Angelegenheit erinnern, die zum Zustandekommen der Verfassungsauslegung 242 des Justiz-Yuan führte.
Betroffen war die Eheschließung von Herrn Deng und Frau Wu. Sie sind seit März 1960 verheiratet und haben dann drei Kinder. Im Jahren 1985 stieß ihre Ehe auf ein Gültigkeitsproblem. Eine Frau aus Volksrepublik China, die Frau Chen heißt, erhob die Anfechtungsklage gegen ihre Ehe, als deren Rechtsgrundlage ursprünglich § 992 BGB a. F. herangezogen wurde. Es liegt daran, dass Herr Deng und Frau Chen 1940 im ehemaligen Provinz Fu-Kien Republik Chinas miteinander eine Ehe geschlossen hatten. Mit keinen Mängeln sei dieses familienrechtliche Rechtsgeschäft ausgestatten. Diese Gründe nahm das zuständige Gericht der ersten Instanz in Tai-Chung an und traf zu Lasten der Ehe zwischen Herrn Deng und Frau Wu eine Entscheidung. Danach war diese Ehe § 992 BGB a. F. ausweislich anzufechten. Kein Wunder ist, dass Herr Deng sich an die Berufungs- und Revisionsinstanz wandte. Allerdings war dies erfolglos. Nachdem ein Antrag auf die Wiederaufnahmeverfahren zurückgewiesen worden war, beanspruch er auf dem Justiz-Yuan anhand der Verfassungsprozessordnung a. F. eine Verfassungsauslegung.
Für Verfassungsrichter am Justitz-Yuan (im folgenden: Verfassungsrichter) war die Frage in der ersten Linie wichtig, welches geschriebene Grundrecht ihm zustand. Die Antwort darauf war negativ, weil kein Schutzbereich der zwischen Art. 7 und 18 TWVerf verankerten Grundrechte die Eheschließung erfassen. Aus diesem Grund griffen Verfassungsrichter auf Art. 22 TWVerf zurück, wonach alle anderen Rechte und Freiheiten des Volkes, die der sozialen Ordnung oder dem öffentlichen Wohl nicht zuwiderlaufen, durch die Verfassung gewährleistet werden. Ohne die Freiheit der Eheschließung zu benennen, gehen die Verfassungsrichter vom Institut der (guten) Ehe aus, die von einen Mann und eine Frau gestaltet wird.... (nicht fertig)

接班人

2009-11-11T21:34:00.003+01:00

一個禮拜以來的搬上搬下，接著又敲敲打打，現在又開始粉刷並重鋪地毯，延宕已久的Prof. Canaris接班人，似乎已經塵埃落定。按照網路上公布的資訊，新的繼任人選，乃是擔任Prof. Canaris有十年的助理，Prof. Dr. Hans Christoph Grigoleit 。聽起來，這又是一樁歃血同盟的黑幫傑作；可是法學院的婆婆媽媽卻不是這樣說的！

Prof. Canaris是何許人也？我想熟悉德國民法者，一定並不陌生。這位教授是大名鼎鼎的Prof. Larenz高徒，並且在他之後，不但順利承接其師的衣缽，他的論文現在更是慕尼黑法學院民法圖書館珍藏的寶貝。由於失竊率太高，圖書館秘書只好將唯一的版本放在辦公室裡，有需要才能在抵押證件後，親自出借。在他退休後，當然不乏想要接手一切的人選，經過角逐，似乎在幾年前，法學院就決定由Prof. Dr. Hans Christoph Grigoleit來承接Prof. Canaris的教席，豈知報到邦政府後，卻是好事多磨的開始。按照Frau M的說法，儘管慕尼黑法學院決定了人選，可是當時的CSU籍的教育部長卻持不同意見，不知是不滿意這個人選，還是另有考量，就一直推遲這件人事案。因為當時CSU在Bayern掌握邦議會過半數的席次，政府好久以來像是它家開的，法學院也拿這件事情沒辦法，兩邊就僵在那邊，直到這一次的邦議會選舉結果出爐，才讓這件教席教授任命的人事案出現了轉機。按照新出爐的結果，CSU要跟FDP破天荒地合組聯合內閣，新任的教育部長是個FDP籍的議員。之前的大石頭已經被搬開，所以現在就更沒有理由不發佈這件人事案，也因此，早在半年或一年前，Frau M有一天就很高興地跟我說：「實在太棒了！Prof. Canaris的位置終於有人接了！新來教授大家都認識，以前在這邊當助理，人很好，大家也熟，我們實在為他感到高興。最高興者，莫過於Frau H，她終於有個老闆，而且還是個好老闆！」

我聽了之後，實在萬分詫異！德國不是大學自治嗎？怎麼邦政府還有膽擋法學院的人事案？所以跟著也就問Frau M，她說她也不清楚之前的教育部部長為了甚麼，只是強調，整件事情就是因為上開所說的緣故，就這樣擺著。也因此，就當做「郭公夏五，疑信相猜」，聽聽就算了。不過，要在法學院當個教席接班人，可不是每個人都是新人新氣象。就拿現在慕尼黑法學院最年輕的公法教授Prof. Martini來說，這位書生形象完美，講課會講到與學生對望，私底下說話，又好像略帶青澀的教席教授，在一年前來慕尼黑時，還只是個Privatdozent。半年後，才將他的頭銜正名為Prof.。可是呢，他卻在這一年來，一個秘書也沒有。上個月開始，法學院終於給他一個秘書及秘書辦公室，可是這位秘書卻不在Prof. Martini辦公室旁邊，且相隔一個轉角之遠。若熟悉德國教授辦公室安排者，一定覺得很奇怪吧！這造成，如果我要找Prof. Martini，就直接敲他的門就可以了。更妙的是，Prof. Martini的辦公室設計也很奇怪。原本要給他秘書辦公的區塊，是一個四面都是牆，可以跟外界產生接觸的方式，不是辦公室的出口，就是通往Prof. Martini工作的內門。因此，絲毫不意外，那塊地區，不管冬天還是夏天，不管Prof. Martini房間那個門有沒有打開，也不用考慮是否點一盞燈，就是感覺「暗」。這對酷愛陽光與大玻璃窗的德國人來說，簡直是個無人性尊嚴的辦公場所。要是我，當然也要現在這位新秘書工作的辦公室：整面的窗戶，新式的辦公桌椅，好不自在啊！

現在，從缺的國際法教席，開始要找人遞補了。到底代理教席很久的那位Privatdozent會不會媳婦熬成婆，那就拭目以待囉！

國會參與

2009-10-27T01:16:00.002+01:00

台灣近來最熱門的新聞，莫過於開放有爭議部位的美國牛進口。這件事情當然可以從很多觀點來討論，對我而言，我實在不知道，以前罵政論節目虎虎生風之衛生署長，怎麼一下子就變得溫良恭儉讓了。一聲聲負責到底，卻還是賴在位子不走，這是哪一種負責，實難想想。我自己最想不通者，乃是兩年前回台灣時，當我想要捐點血時，在護士小姐給我的詢問單上，出現一項問：「您是否在歐洲已經長期持續居留五年以上？」我不解地問護士小姐：「為何在歐洲待上五年以上是一個問題？」她表示：「因為狂牛症的病症，儘管現在幾近消聲匿跡，可是該病症主要、附隨及潛在危險性仍然存在，故而要事先防範。」這樣的說法充分了反應了在幾個專業領域中，不再以具體危險與結果作為法律管制的初衷，而是以事務抽象危險性，開啟整套預防措施。問題是，如果我們開放了這些對國人身體健康產生危害的牛隻部位，讓消費者食用，我真不知道，台灣衛生署又要以何面目要求在歐洲待上五年以上之人，不得響應捐血。

其次，國民健康的議題已非你藍我綠就可一語帶過。事情傳出，朝野撻伐！除此之外，似乎別無他法？實則不然！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三百二十九號解釋理由書曾經表明：

總統依憲法之規定，行使締結條約之權；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條約案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立法院有議決條約案之權，憲法第三十八條、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六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述規定所締結之條約，其位階同於法律。故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我國（包括主管機關授權之機構或團體）與其他國家（包括其授權之機關或團體）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名稱用條約或公約者，或用協定等其他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防、外交、財政、經濟等之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而言。其中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立法院審議，其餘國際書面協定，除經法律授權或事先經立法院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律相同（例如協定內容係重複法律之規定，或已將協定內容訂定於法律）者外，亦應送立法院審議。其無須送立法院審議之國際書面協定，以及其他由主管機關或其授權之機構或團體簽訂而不屬於條約案之協定，應視其性質，由主管機關依訂定法規之程序，或一般行政程序處理。外交部所訂之「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應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乃屬當然。

據此，儘管看起還我國與美國美國牛輸台的議定書，不屬於要經過立法院批准才可發生效力的條約或公約，可是按照報載，立法院在9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3讀後附帶決議中，明文規定政府須向委員會報告同意後，才能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今日，衛生署先斬後奏，是否已然剝奪立法院基於民選國家機關，參與我國外交事務的憲法權利，似乎是一項憲政爭議。其次，若立法院的附帶決議，並無法律上拘束力，只有政治上、事實上的效力時，按照前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此次開放美國牛之外交議題，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影響重大，立法院可否在行政機關簽訂前，據此享有事先參與的權利，充分討論，表達國會意見，甚至做出反對的決議，阻止行政機關，似乎也是一項尚待釐清的憲政議題。最後，我國憲法並無國際條約直接成為本國法之一部的條文，按照通說與多數國家實務狀況，皆需完成轉換為本國法程序。如果轉換後的客體是要經立法院之手或過目者，立法委員可否藉此因其國會參與權被行政機關剝奪，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似乎又是另外一條阻止此一美國牛進口的手段。更有趣者，如果立法院將行政機關轉換的對應條文予以刪除，行政院反而變成易地而處，主張外交事務為行政權的固有權，履行國際義務，也是憲法義務，似依照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提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

回到現實政治面，上述法定程序，似乎很難付諸實行。就拿三分之一立法委員連署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一項，就算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願意為之，哪一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願意當那個壓垮駱駝的最後一跟稻草？大概現在岌岌可危的羅淑蕾委員願意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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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牛售台楊志良：美才喪權辱國
中時更新日期:"2009/10/26 02:52" 張翠芬／台北報導

中國時報【張翠芬／台北報導】

開放美國牛肉全面進口，參與談判的衛生署被部分人批評「喪權辱國」，衛生署長楊志良廿五日說：「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他強調，政府已盡了最大努力，雖對眼、腦、脊髓、頭骨等四項危險部位無法白紙黑字明列禁止，但雙方已達成共識，美國「不出口」這些部位，衛生署也會「技術性」從嚴把關。

楊志良甚至說，美國為了賣牛肉給我們，經過冗長談判，三億美國人自己吃「老牛」，台灣人吃的是卅月齡以下的「嫩牛」，還被「挑肥撿瘦」，已經「很委曲」，美國農業部才應覺得喪權辱國！

談判結果政府盡最大努力

楊志良強調，衛生署要求所有食品百分之百安全，因應美國牛肉進口，十一月二日開始，所有食品進口商都須實施「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進口商販賣商品都須繳交一定費用，未來若出現消費糾紛，消費者可獲得補償。

原本一直希望美國牛肉內臟不要進口的楊志良，在中美雙方談判隔天才得知結果，一度表示「失望」，昨天他出面釐清，高度肯定參與此次談判人員的努力。

楊志良說，外界批評這樣的談判條件是「喪權辱國」，他無法接受。台、美都是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會員，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ＯＩＥ）也認為美國牛的頭骨、脊髓、腦、眼睛四個部位可自由販售，但「我們還是嚴格把關」。

楊志良表示，此次談判結果雖然不滿意，但雙方可以接受。站在買方立場，把關當然越嚴越好，但賣方一定要求越寬越好，他本來也希望不要進口內臟，但談判不能百分之百依照我方意思。尤其，外貿要互惠，「若對美國設限太多，美國也會對我們的東西設限。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

危險部位技術性從嚴把關

楊志良說，此次政府開放美牛進口是比照韓國模式，但不開放眼、腦、脊髓、頭骨四項。美方是考慮到全球市場，希望不要白紙黑字明文禁止這四項，雙方的共識是美國不出口，除非台灣進口商主動申請。而衛生署將「從嚴慢慢審查」，並逐箱查驗，做「技術性」把關，相信進口商會知難而退。

楊志良強調，抽菸、吃檳榔得到癌症的風險，是吃美國牛肉的一萬倍以上，但不代表不用把關。衛生署也會視情況需要，不定期派員到美國實地查核。

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1026/4/1tob6.html

江教授的習題

2009-09-16T19:04:00.007+02:00

自從江教授要接掌內政部，首先是有人問我內政部部長好不好好做？再來就是看到這則台大學生質疑江教授的從政理念。第一個問題，我認為關鍵點在於，只要江教授不要以為內政部的事務官體系是一群草包，有待改造，反而是放低姿態，禮賢下士，用事務官體系的語言來領導這群經由
公務員高考系統選拔並且長期實務訓練的國家人才，窩裡反的問題至少能夠減低一半以上；至於是否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內政部部長，端視江教授擔任此一部會首長的具體理念為何。

我之前跟慕尼黑大學法學院的人一起參觀總理府，接待我們的是一個法律系出身的事務官。他跟我們講述他最近的事物。因為當時正好是巴伐利亞邦改選，組成聯合政府，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按照新的聯合政府施政綱領，從新設計中央部會。第二件事情，根據選舉結果、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以及聯合政府彼此間的承諾，在新政府上台後，主管部會的事務官馬上拿出新版本的「菸害防制法（我用台灣的法規名稱）」，進行部會協調，並且準備提交邦議會審議。這位總理府的高級事務官的工作，乃是各部會產生歧異，要交給邦總理裁示之前，儘量完成協商版本；如無法如願，則交由內閣會議，由總理與各部部長討論解決。相對於此，台灣中央部會似乎並沒有這種根據新政府的施政綱領主動進行調整業務內容的習慣。內政部以下的單位與機關處理的事物儘管天南地北，共同點在於，長期以來，這些事務官體會因其職掌，每年擬定年度施政計畫。因此，我常常在想，就算部長與政務次長只是個演員，透過常務次長以下的事務官體系，內政部也是會運作如常。職此之故，江教授如果擔任內政部部長的最大問題，乃是他到底要執行甚麼樣的施政理念。

至於台大學生的信與江教授的澄清，容我不禮貌地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對話罷了！依照我的自己的經驗法則，台灣社會，從來沒有一個「教授或學者不得擔任政務官」的規則。長期以來，社會所懷疑者，教授或學者真的能夠做好一個政務官，給大家一個願景。因此，抬出某個政治學家的理念，引述某個書本中的論述，並非解決台灣社會的懷疑，僅僅是解決單一或學者群體從政的事實，找出一個合理化的根據罷了！問題是，如果沒有我前述的規則，學界又何必合理化的事由呢？說來說去，不過是選擇進入政治部門服務的學者，需要一個標準，讓他強化自己的內心，堂而皇之地告別自己以前所說的話，甚至毫無愧咎地正視他人的目光。可是，就算是如此，一個政治學家曾經說過甚麼，也是有極限的：它可以合理化學者從政的事實，它卻無法辯護特定學者擔任特定職位的選擇。以江教授為例，他之前在研考會推動的主要工作，是中央政府的政府改造工程，這個工程在民進黨時期，推動了八年，雖有法案，卻無法經由立法院通過。現在交到江教授手中，按照報載，江主任委員有不同的想法，做了修正與新的規劃。政府改造工程雖然跟直接的民生問題無關，但是不是不重要，何以不繼續留在研考會繼續推動，而選擇一個高度政治敏銳度的內政部部長？這是江教授需要回答的問題。難道江教授以為，他規劃的新政府改造法案，會因為國民黨佔多數而在立法院通過嗎？如果了解當初遊說立法院不得通過民進黨政府的政府改造法案之勢力，就可以知道，政府改造受阻，早非藍綠問題。

其實，江教授真正習題，不是學者為何從政，也非選擇特定職位，而是江教授為何選擇成為馬政府的政務官，為國民黨效力。對我而言，不管蔣經國對台灣做了甚麼貢獻，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架空憲法本文的憲政秩序，就是換湯不換藥的台灣版「授權法」；將希特勒凍結威瑪憲法，邁入第三帝國的舊招搬到台灣來。馬英九總統選擇為這樣的獨裁政權做事，並且一路平步青雲，我不知道江教授要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難道七百五十萬票就是一切的答案嗎？其次，江教授是學政治學，做政治理論，從歐美的民主國家的標準，國民黨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是一個忠誠的反對黨嗎？國共論壇，將正規的國家體制予以摧毀，要台灣跟中國一樣，進入蘇維埃政體，一切先黨後政，我不知道江教授又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情？難道只要為國民黨好、為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好，國家的憲政體制都可以讓步或轉彎嗎？最後，國民黨在陳水扁執政時期，因為陳水扁或民進黨政府的政策，常常要求台灣的軍公教站出來，揭竿起義，反對政府，不要執行政府的政策。我很納悶，如果軍公教是國家的公務員，應該對政治保持中立，一個不斷侵擾甚至煽動軍公教體系的政黨，會是江教授的服務對象，難道江教授以為，軍公教體系應該是國民黨囊中之物，任由其操弄嗎？如果真的有甚麼「學術是社會的良知」，我實在很好奇，江教授的良知是如何回應這些問題。

附註：圖片為總理府內的內閣會議開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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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投書批忘記理想　江宜樺澄清【9/15 14:15】

〔本報訊〕內政部長江宜樺上任不到一周，本報就接獲其教導學生投書，問江宜樺從學術殿堂走進政壇，是否還記得身為學者所懷抱的政治理想？並質疑江宜樺，因為和馬總統交情好所以入閣；江宜樺正面回應，說接任內政部長是因為能夠站在第一線上，實踐政治理念，不是因人設事。

內政部長江宜樺上任不到一個禮拜，就接到過去台大政治系教書時學生的投書，署名為給江宜樺老師的一封信，內容寫道「老師當初在課堂上以亞里斯多德學說暢談實踐政治的教誨言猶在耳，然而一年後，在老師高升內政部長的第一天，卻說您之所以接下內政部長一職，是因受了馬總統的『感召』。」還問江宜樺「是否仍記得 1年前為實踐政治理想而為的澎湃，心中依舊悲憫？」這篇文章似乎頗有教訓老師的味道。

學生談論政治走學院派，寫給老師江宜樺信中還特別提到：「是否上級長官動之以情，已凌駕老師數十年來自我的政治理念？倘若有一天，上級長官的關切，與政治人既有的實踐政治理念衝突時，想請問老師，我們該如何自處？」

面對學生拿過去他教書理論提出疑問，對此，江宜樺表示，自己不懷疑同學的動機。也強調自己是實踐政治理念，不是因人設事。

台大政治系畢業生投書本報：

出處：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268873&type=%E6%94%BF%E6%B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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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江宜樺老師的一封公開信

老師您曾鼓勵我們，身為政治系的學生，應該將平常所學所想的東西，在某個時間點將它想辦法實踐。您更說：「有時候就是要做某種實踐，這是身為政治人的一個宿命。」您說，實踐就像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一樣，只有在那個過程中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它不只是如科學方法般「應用」即可，沒有一個預先知道的知識是可以指導你，如何去航行過那不可測的大海。您更期許我們，透過實踐的過程，也許這世界會像康德所講，會慢慢變好。

在您的諄諄教誨下，我們懷抱理想，從「學術的政治」走入「實踐的政治」。在實踐的路途中，即使偶爾迷惘於現實環境與政治理想的衝突，我們亦步亦趨，時時警惕自己莫忘初衷。老師也曾在離開校園、接任研考會主委一職前的最後一堂課說過，若明白您所以出仕之內情的人，「都會覺得十分值得悲憫，絕對值得悲憫。」是否老師在踏出校園的當下已看清箇中衝突了呢？

老師當初慨然允諾接任新政府政務官，也許是您的「政治人宿命」，亦是實踐您政治思想的一大步。身為老師的學生、政治人，我們亦為您如今的成就感到高興，為政治學之理想得以步出象牙塔感到榮耀。先前劉兆玄內閣總辭時，您的堅辭讓人動容，讓我們感受到政治學中強調的「責任政治」確實獲得了實踐。

老師當初在課堂上以亞里斯多德學說暢談實踐政治的教誨言猶在耳，然而一年後，在老師高升內政部長的第一天，卻說您之所以接下內政部長一職，是因受了馬總統的「感召」。同樣身陷現實泥淖的我們，或許能理解「實踐」與「感召」不存在根本性的衝突，但令學生不解的是，老師的「感召」所謂何事？您為了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放下教鞭走入世界，此刻卻是為人的「感召」再度出仕。不知老師是否仍記得一年前為實踐政治理想而為的澎湃，心中依舊悲憫嗎？又，是否上級長官動之以情，已凌駕老師數十年來自我的政治理念？那麼，倘若有一天，上級長官的關切，與政治人既有的實踐政治理念衝突時，想請問老師，我們該如何自處？

台大政治系畢業生王祥維、李兆立、黃田瑩、蔡恩加敬上

出處：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sep/15/today-o3.htm

新制之後（六）：民事法學（3)

2009-09-13T10:32:00.001+02:00

緊接在前兩個大類之後，就是勞工與社會法。作者表示，幾乎所有法學院都會提供有關勞工法內容的專業領域。雷根斯堡是「企業中的勞工與資本」；漢堡大學是「勞工法、貿易法與公司法或勞工關聯之社會法」。這是一個結合經濟與社會法的設計方式。僅僅在拜魯特大學，勞工法事沒有一席之地。

作者接著做進一步的闡述，將勞工法語社會法結合的學校為畢勒菲、波宏、波昂、不萊梅、佛萊堡（Freiburg i. Br.)、吉森、哈勒-威騰堡、漢堡、海德堡、耶拿、科隆、康斯坦、慕尼黑、明斯特、帕騷、雷根斯堡、薩爾布魯克、特里爾與伍茲堡大學。與貿易法與公司法或者經濟法相結合者，乃是奧格斯堡、德勒斯登、紐倫堡、法蘭克福（Frankfurt/Oder)、歌廷根、蓋福瓦特（Greifswald)、漢堡、基爾、萊比錫、曼海姆、馬堡、奧斯那布魯克、波茲坦、雷根斯堡、羅斯特克與杜賓根大學。作者提出這樣分類的用意，在於鋪陳兩個於授課內容的區別。前者的專業領域中，勞工法的課程與知識相對於社會法，是明顯地被先予以考量。在後者的部份，勞工法與其他泛稱經濟法的學門，則是同等對待；有時還會被擺在次要的地位。這樣讓勞工法變成經濟法或企業法專攻學者可以選修通過的科目。

另外一方面，不萊梅大學將勞工與社會法在國際與跨國的關聯性中予以教授；薩爾布魯克則是走「歐洲與德國勞工法」的方向。小型法學院杜賽道夫，則勢將勞工法嵌入「德國、歐洲與國際民法與程序法」的專業領域。

因為作者提到拜魯特大學壓根沒有考量勞工法的專業領域，所以我就去該校法學院的網站看看，了解一下該校如何設計專業領域：

In Bayreuth wählbare Schwerpunktbereiche sind:

1. Internationales Recht（國際法）

Völkerrecht, Europarecht (Vertiefung),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I (Grundlagen),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II,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Grundzüge einer ausländischen Rechtsordnung in fremder Sprache, Grundzüge der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Zivilrechts;

fakultativ: Internationales Steuerrecht, Recht der europäischen Beihilfen

2. Geistiges Eigentum und Wettbewerbsrecht（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

Geschichte des Gewerblichen Rechtsschutzes und des Urheberrechts, Wettbewerbs- und Kartellrecht,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rheberrecht, Wettbewerbsverfahrensrecht,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Europarecht (Vertiefung);

fakultativ: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3. Unternehmens- und Steuerrecht（企業與租稅法）

Kapitalgesellschaftsrecht, Konzernrecht, (Unternehmens-)Steuerrecht, Internationales Steuerrecht, Abgabenordnung, Einkommensteuerrecht, Steuerstrafrecht;

fakultativ: Vertragsgestaltung im Handels- und Gesellschaftsrecht, Insolvenzrecht

4. Vertragsgestaltung（契約形成）

Moderne Vertragstypen, Methodik der Vertragsgestaltung, (Unternehmens-) Steuerrecht, Vertragsgestaltung im Handels- und Gesellschaftsrecht, Kreditsicherung, Insolvenzrecht, Rechtsgestaltung im Familien- und Erbrecht;

fakultativ: Konzernrecht, Wettbewerbs- und Kartellrecht

5. Wirtschaftsverwaltungs- und Umweltrecht（經濟行政與環境法）

Wirtschaftsverwaltungsrecht, Öffentliches Umweltrecht, Beihilfen- und Vergaberecht, Energierecht, Lebensmittelrecht, Medienrecht, Verkehrswirtschafts- und Planungsrecht, Umweltstrafrecht;

fakultativ: Europarecht (Vertiefung), Wettbewerbs- und Kartellrecht, Steuerrecht (Abgabenordnung), Moot-Court mit Bezug zum Schwerpunktbereich"

6. Wirtschafts- und Steuerstrafrecht（經濟與稅務刑法）

Vertiefung und Ergänzung StGB, Insolvenzstrafrecht, Kapitalgesellschaftsstrafrecht, Steuerstrafrecht, Vertiefung StPO;

fakultativ: Bilanzrecht, Konzernrecht, (Unternehmens-)Steuerrecht, internationales Steuerrecht, Umweltstrafrecht

的確，這個學校完全沒有理會勞工法的內容。可能原因在於，這個學校沒有獨立的法學院，而是法律與經濟事務學院。這讓該校在法律專業領域的設計上，也是以「法律與經濟」的基礎來考量。

新制之後（五）：民事法學（2）

2009-09-12T14:43:00.002+02:00

第二個被作者提出來的民事法學分類，乃是「貿易法與公司法或者經濟法（Handels- und Gesellschaftsrecht bzw. Wirtschaftsrecht）」。在該專業領域中，德國法學院最多的課程設計方式，可從傳統的經濟法，變成「企業、資本市場與租稅（Unternehmen, Kapitalmarkt und Steuern)」（波昂大學）；抑或是特殊的「企業利潤（Unternehmenssanierung)」（雷根斯堡大學）。

根據草擬學業章程的創意，也產生了如畢勒菲大學的「經濟法諮商（Wirtschaftsrechtsberatung）」或漢諾威大學的「歐洲內陸市場（Europäische Binnenmärkte)」。競爭法這個科目，在拜魯特、波宏、波昂、杜賽道夫與曼海姆大學，被當成獨立的的專業領域；可是在其他學校，則把競爭法當做經濟法導向之法學訓練的一環。作者接著表示，本於歐洲化與國際化的比重，奧格斯堡、畢勒菲、柏林鴻堡、波宏、波昂、不萊梅、佛萊堡（Freiburg i. Br.)、哈勒-威騰堡、漢諾威、海德堡、科隆、邁因茲、馬堡、奧斯那布魯克、羅斯特克與薩爾布魯克大學，設計一個有歐洲與國際關連性的經濟法之專業領域。值得一提者，奧斯布魯克大學用企業與資本市場法、競爭與智慧財產權法律、公共貨品與服務法律、稅法和經濟法，提供了廣泛的專業選擇上的需求。

最後，作者也發現，在這類民事法學專業領域設計時，德國法學院也會考量在地需求。比方說羅斯特克大學，該校法學院就因為所在地Mecklenburg-Vorpommern的市場規模與需求，特別在企業法之下，給予一個副標題：中小型企業之法（Das Recht der kleineren und mittleren Unternehmen)。

由於作者寫道羅斯布魯克大學的近全方位的專業領域設計，跟以往一樣，就上網瞧瞧是怎麼回事。根據該校的專業領域考試章程第二條第一項，設計了八個專業領域：
(a) Europä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und seine historischen Grundlagen (Schwer-
punkt 1),
(b) Deutsches und Europäisches Unternehmens- und Kapitalmarktrecht (Schwerpunkt 2),
(c) Deutsches und Europäisches Recht des Wettbewerbs und des geistigen Eigentums (Schwer-
punkt 3),
(d) Europä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seine Grundlagen (Schwerpunkt 4),
(e) Deutsches und Europäisches Recht der öffentlichen Güter und Dienstleistungen (Schwer-
punkt 5),
(f) Deutsches und europäisches Steuerrecht (Schwerpunkt 6),
(g) Deutsches und Europäisches Wirtschaftsstrafrecht (Schwerpunkt 7),
(h) Rechtspflege, Rechtsberatung und Rechtsgestaltung (Schwerpunkt 8).

作者應該是指專業領域二、三、五、六。

新制之後（四）：民事法學（1)

2009-09-11T10:23:00.003+02:00

專業領域範疇：民事法學

關於民事法學的專業領域，作者實在無法像前開兩個專業領域範疇，一次一語道盡，所以進一步區分了幾個類別。第一個被提出來的類別，就是親屬與繼承法、法律諮詢與法律形成、民事訴訟法、國際民事法（Familien- und Erbrecht, Rechtsberatung und Rechtsgestaltung, Zivilprozessrecht, IPR)。

作者首先表示，早在法學教育改革之前，在許多邦，親屬與繼承法的教授，已經僅限於基礎知識或者概論性的簡介；亦即不再與其他民法篇章同等看待。可是在設計專業領域時，總共有七所法學院將親屬與繼承法考量在內。國立漢堡大學設計了「親屬、繼承與民事程序法」。在黑森邦（Hessen）吉森與馬堡大學提供了跟親屬與繼承法有關的專業領域。法蘭克福（Frankfurt a. M）大學則是將親屬法藏匿於「工作、社會、生命基礎（Arbeit, Soziales, Lebenslage）」的專業領域之中。波宏大學給予學生「家庭、財產與程序」的專業選項，在邁因茲大學，親屬與繼承法則是屬於「第二專業大類（Fächergruppe 2)」。哈勒-威騰堡大學則是將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親屬與繼承法整合在「Forensische Praxis(抱歉！不會翻）」的專業領域中。在巴登-符騰堡邦，僅僅康斯坦大學設計「法律形成、法律諮詢與法律執行,特別是在親屬與繼承法（Rechtsgestaltung, Rechtsberatung und Rechtsdurchsetzung, insbesondere im Familien- und Erbrecht）」。至於在巴伐利亞邦，則是沒看過有可比較的專業領域。

其次，作者表示，大家對於「民事爭訟與法律諮商（Zivilrechtspflege und Rechtsberatung」比較予以肯定。這個領域在律師導向的法學訓練中，特別佔有一定的地位。比較值得一提者，就是柏林鴻堡大學對這方面的耕耘。對此，作者論證到，儘管在其他的學校，如畢勒菲、羅斯特克（Rostock）與海德堡大學，也是有這樣教學與授課的選擇，不過公用上只是專業領域相關的個別課程罷了！與此相較，柏林鴻堡大學，透過「民事法的法律諮詢與法律形成」的專業領域，提供了一個律師思考與工作方式的的法學訓練。

最後，因為歐洲化與國際化，歌廷根、科隆、邁因茲與雷根斯堡大學，將歐洲或國際民法或民事程序法當做一個專業領域。在其他的考試章程中，國際民事程序法成為民事爭訟實務部分重點科目。其他進一步的細部領域，就是法律爭訟組織（Rechtspflegeorgane)與志願性法院審判權（freiwillige Gerichtsbarkeit）的任務與法律地位。

其實以上所講的事務，無非是台灣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再加上強制執行法或非訟事件處理法）所形成的專業領域。不同的法律關係與爭議，如何在不同性質的程序中予以解決或加以釐清，應該是這類型專業領域的目標。也因此，作者會特別將「律師活動」當成一個重要的特色提出說明。尤其，當實務爭議的跨國性產生時，實務工作者本身的基本知識也變成其工作的利器。當然，這種特色的專業領域，跟親屬與繼承法當然沒有直接必然的關聯。只不過，如作者所言，因為專業領域的設計，將前開民法領域，從「無名小卒」變為「肩挑大樑」。

新制之後（三）：刑事法學

2009-09-10T08:12:00.004+02:00

專業領域：刑事法學

作者首先就點名，私立漢堡法學院、邁因茲、奧斯那布魯克（Osnabrück)以及薩爾布魯克（Saarbrück)這幾所大學的法學院是沒有提供刑事法專業領域的專業學程。另外的德國大學，不但設有這樣專業，還因其內容而有不同之處。

在波昂大學、紐倫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Frankfurt a. M.)、歌廷根大學、哈樂-威騰堡大學（Halle-Wittenberg）、耶拿大學、基爾大學、明斯特大學、帕騷(Passau）大學以及伍茲堡大學，人們直接刑事法領域的專業學科，冠以「刑事犯罪學（Kriminalwissenschaften)」。相對地，在如康斯坦大學，就是以「歐洲與國際關連之刑事法職業的法律與實務（Recht und Praxis strafrechtlicher Berufe mit europäi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Bezügen）」命名；在特里爾則是「經濟刑法、犯罪學與歐洲刑法及其實質與程序基礎（Wirtschaftsstrafrecht, Kriminologie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mit ihren materiellen und verfahrenrechtlichen Grundlagen)」。作者接著表示，讓他比較意外者，幾乎所有提供刑事法專業領域的大學，都僅設計一個與刑事法內容有關的專業領域。只又在畢勒菲大學、吉森大學、科隆大學與杜賓根大學，提供兩個以上的刑事法相關的專業領域。

比較突出者，是一些大學的所設計的「經濟與稅務刑法（Wirtschafts- und Steuerstrafrecht)」。除此之外，在柏林鴻堡大學、奧格斯堡大學、科隆大學、康斯坦大學與馬堡大學也可攻讀針對一般國際法、歐洲刑事法或者「國際法與刑事適用法（Völkerrecht und Stafanwendungsrecht)」相關的
國際刑事法「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專業領域。

因為作者寫得很篤定，說有些學校會設計兩個以上的有關刑事法的專業領域，這讓我相當好奇。慕尼黑大學，是我看過專業領域最多的大學，即便如此，刑事法的專業領域也只有一枚，所以我就相當好奇，別的學校是如何設計。在杜賓根大學的網站上，我自己只看到「7. Rechtspflege in Strafsachen 」，其他在名稱上與刑事法無關。一樣地，在吉森大學的網站，也是只有一個「Schwerpunktbereich 6: "Strafjustiz und Kriminologie」，所以我想因為這幾年的改變，跟作者當初的資訊，有了顯著的差異。

如之前所提及，有時候法學院設計單一專業領域，跟該校的研究中心制度也是有極大的關係。比方說，歌廷根大學只建置一個刑事犯罪中心，可是卻分以下的的部門：

Abteilung für Strafrecht und Strafprozessrecht
Abteilung für Kriminologie, Jugendstrafrecht und Strafvollzug
Abteilung für auslä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Abteilung für strafrechtliches Medizinrecht und Bioethik

藉由這四個部分，前開所提及的發展方向與研究重點，大致上也一一包含在內。

新制之後（二）：公法學

2009-09-09T09:46:00.005+02:00

專業領域：公法學

公法學的專業領域是一個極為廣泛理解的學門；它包含了公法（öffentlich-rechtlich)、歐洲法以及國際法。也因此，要為此設計單一的專業領域，顯得十分困難。比較常見的命名方式為「國際法(Internationales Recht）」、「歐洲法（Europäisches Recht)」以及「國家與行政（Staat und Verwaltung）」。作者進一步表示，考量到歐洲向東擴張的趨勢與現實，雷根斯堡大學的「歐洲整合中的中歐與東歐」，就是著重於東歐關連性的歐洲法專業領域。

另外，在向來的公法範圍內，經濟法內容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比方說，康斯坦（Konstanz）大學提供「公法的國際人員與經濟關係（Internatonale Personen- und Wirtschaftsbeziehung im öffentlichen Recht)」。同樣地，奧格斯堡、拜魯特（Bayreuth）、畢勒菲（Bielefeld)、波宏（Bochum）、波昂（Bonn）、杜賽道夫、吉森(Gießen)、漢堡、邁因茲、馬堡、波茲坦、杜賓根與伍茲堡大學，現在都設計有關公共經濟法的的專業領域。

除此之外，考量一些特殊行政法領域，拜魯特、畢勒菲、波昂、德勒斯登（註一）、杜賽道夫、康斯坦、吉森、洛斯特克（Rostock)、特里爾（Trier）、杜賓根大學不是將環境法、科技法或計畫法成立獨立的專業領域，就是彼此間相互結合成一個領域，抑或是行政或經濟作伙闖出一片天。

最後，如果有誰特別對國家法的議題感到興趣，作者表示不萊梅大學為大家設計了一個「民主、人權、基本自由」的專業領域。

延續上一篇的主軸，有關公法領域的設計，其實還是考量學生未來的就業市場、現有師資、可以聘請到的師資以及這個學校的發展走向。以不萊梅為例，我記得不萊梅大學在德國法碩士學程的設計上，特別強調與非洲學生間的互動，也因此，毫不意外，會設計上開專業領域供學生攻讀。必須提醒的是，作者在介紹公法學的學門時，並沒有將「稅法與財政法」納入討論，這是讓我感到比較訝異的。我之前寫慕尼黑大學的國家考試學程時，慕尼黑大學是為「稅法與財政法」設計一個專業領域。可是我由於昨天看了一下歌廷根大學專業領域章程，發現該校僅設計以下的領域：
(a) Historische und philosophische Grundlagen des Rechts (Schwerpunkt 1)
(b) Wirtschafts- und Arbeitsrecht (Schwerpunkt 2)
(c) Europäisches Privat- und Prozessrecht (Schwerpunkt 3)
(d) Privates und öffentliches Medienrecht (Schwerpunkt 4)
(e)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Schwerpunkt 5)
(f) Kriminalwissenschaften (Schwerpunkt 6).
稅法與財政法並沒有單獨成為一個專業領域。因此，我推測作者的討論，顯然是以四十一所法學院共同點的部份為基礎。如果一個在歌廷根唸書的學生，想要以稅法、財政法為專業，且該校真的沒有開設這樣的課程，他只能轉學到如慕尼黑大學這樣的學校來就讀。

註一：德勒斯登科技/工業大學。這大概是全德國唯一在科技大學中設有法律系，並大舉招生的科技大學。江湖上以前傳言，這個大學因為財政問題，要將這個法律系裁撤，可是至今還是一直運作著。

註二：不久前Rur來信通知，這家蛋糕咖啡店HÖLZL GMBH KONDITOREI CAFE BÄCKEREI
> D-80799 MÜNCHEN, SCHELLINGSTR. 27 ，慶祝九十週年，每塊蛋糕九十分尼，我就買了三塊來嚐嚐。可是買了之後，又覺得還有其他三塊其實也應該不錯吃！殘念！！！（因為自己的袋子裝不下了）

新制之後（一）：基礎法學

2009-09-08T07:50:00.007+02:00

2007年，在JuS這本雜誌上，刊登了一篇「Die Ausbildung im Schwerpunktbereich und die erste Prüfung an den juritischen Fakultäten in Deutschland」的文章；作者為：Prof. Christian Rolfs 與 Sara Rossi-Wilberg。這篇文章，主要針對2003年新版德國法官法公布後，各邦對於法學教育及考試的現況進行介紹。按照新的制度，現在德國法學教育分成三個部分：一、國家考試所要測驗的考試科目；二、由大學負責測驗的科目；三、包括外語能力在內的關鍵性資格。這三者，只有前二者最後會被計算入整個第一次國家考試的成績。2003年法學教育與考試的重點在於，將以往各邦透過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的選修科目及大學所應遵循的教育方式予以打破，取而代之者，各法學院自行設計該學院的專業領域學程，並且自行發佈規定，確定授課內容與考試方式。造成的影響為，每個法學院自己的專業領域學程的內容，成為吸引學生選擇就學的重要且可判斷的標準。難處在於，十分系統性的設計出具有特色且、讓人滿意且時更新的專業學程並非易事。

專業學程範圍一：基礎法學

作者表示，四十一所德國法學院中，對第一次國家考試，提供這種具備歷史性內容的專業學程。僅僅在兩所柏林大學、國立漢堡大學、紐倫堡大學、佛萊堡大學（freiburg i. Br.)、科隆大學、慕尼黑大學、Passau大學、波茲坦大、雷根斯堡大學以及杜賓根大學的學業與考試章程（Studien- und Prüfungsordnung)中，可以看到如基礎法學或者法律的時代史的專業學程。某些大學，乾脆將重心放在歐洲法制史上，像國立漢堡大學與杜賓根大學，設計「歐洲法秩序的基石」的專業學程，除了民法史外，還教授教會法。

上開表達，跟作者自己所列的表格有不一致的地方。在表格的「Grundlage-orientierte Schwerpunktbereiche」項目下，還是有上述學校以外的大學法學院，提供類似的專業學程。所以讓我自己有點懷疑，為何作者要如此陳述現況。比方說，在爭論「法哲學是否可為獨立的教席」的脈絡中，歌廷根大學是少數還維持法哲學教席的德國法學院，很難想像，有這樣的教席的學校，卻不提供基礎法學有關的專業學程。因此，我在該校網路上的文件「Schwerpunktbereichsprüfungsordnung - SchPrO」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發現這樣的專業學程Historische und philosophische Grundlagen des Rechts (Schwerpunkt 1) 。唯一可能的解釋，是作者的判斷標準另有其意，不然內文表達與表格敘述間的衝突是可見一斑。

待續...

組閣、改閣

2009-09-06T22:24:00.006+02:00

八八水災後，有個朋友偶爾問我一些有關總統制、內閣制與台灣憲法體制的問題。在日本國會改選後，她自己也開始對於政黨輪替以及內閣制的問題感到高度興趣。諸如這類的問題，我以前到最近，也寫了一些自己的意見，表達自己的看法。可是今天想想，不管是我，還是她，甚至之前有交換意見過的朋友，都落入了一個不知不覺被拘束的窠臼：內閣制、雙首長制還是總統制。

總統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是學理或教課書上針對世界上存在的憲政體制，根據一些標準，分類而成。可是，除非是君主立憲的國家，或者採取類似的虛位元首的共和國，如果不將美國的總統制照樣學習，其實就是進入了雙首長制的籃子。在這個籃子，可以因為其傾向總統制或內閣制予以分類，也可以因為國家政體的領導狀態而另做觀察。可是，大家的無奈面，就是上下左右觀察後，台灣到底是什麼制度，完全搞不清楚。因此，我覺得，一開始提出來的窠臼，可以掙脫掉了，我建議用下列的步驟來理解或發現，現在的體制大問題為何。

首先，我請大家將時間拉回一九九七年的修憲時光（我自己認為一九九七年的修憲是一個憲政體制的分水嶺）。大家要的是一個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這個國家元首，不是僅僅享有尊榮、高度而已，在這之外，大家還希望他能夠帶領、領導這個國家；不然，每四年動用全國力量，直接選舉國家元首的意義為何？也因為如此，台灣的憲政體制，跟君主立憲或者虛位元首的共和，可以說掰掰了！

其次，國家元首如何領導，這是兵家必爭之地。跟政治部門關係最為密切者，就是政府權歸於誰的手上。如果由總統一手包辦，原則上全由總統任命自己的政府部門成員，定期正式的開政府會議，由總統自己在這個會議上做出決策等等者。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形式與實質一致的」總統制國家。相反地，如果總統組成政府權力受到左右制肘，那這個國家，是「形式沒疑問，政府要商量的」總統制國家。另外，如果總統沒有組成政府的權力，只有組成政府的形式，這個國家其實是「國家元首要民意」的內閣制國家。很顯然，台灣是第二種類型。

再其次，「政府要商量」的象徵，就是設了一個叫做內閣總理的人，接下來就是任命這個總理是否事前要取得國會的同意？伴隨而來的設計，就是內閣成員是否可有總統插手的機會？最後，就是政府的運作，是否以總統掛帥？台灣的憲法是這樣回答：讓總統獨攬任命行政院院長的權力，接著，讓這個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閣員。最後，則是讓行政院院長一肩挑起政府的運作。這樣的總統制，我稱之為「你做事，我負責」的總統制。進一步言之，總統面對民意，負起一切的責任；他任命的行政院院長及閣員，則是盡一切力量讓總統可以抬頭挺胸地面對民意。換句話說，如果民意覺得這個內閣該是打包走人的時候，可是總統還是繼續挺，不是內閣的問題，是總統的問題。

最後，這樣的體制，有政府穩定性的優點；也因為這樣的優點，會產生政府整個漠視民意的狀況。配合這樣的問題，其實有幾點反而是重要的：

（一）國會的選舉必須跟總統錯開，產生期中選舉的效應。
（二）不信任投票的設計，是針對總統不改組內閣或組成內閣與新民意不合的反擊措施。
（三）總統沒有解散國會的主動或被動權力。

很遺憾，這三點，我們的憲法都沒有存在。立法委員的選舉，是總統選舉的馬前足。不信任投票還是用內閣制的想法在設計，也因此，總統可以被動的解散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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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僅「微調」？　藍委憂難平民怨
TVBS 更新日期:"2009/09/06 18:48" 廖芳潔

內閣改組名單最快在9月8日就要揭曉，但是似乎雷聲大雨點小，在行政院長劉兆玄力挺下，副院長邱正雄可望留任，行政院三長中，風災究責最高層級僅到秘書長薛香川，跟風災無關的教育部長鄭瑞城，傳出由吳清基接任，改組幅度似乎只是微調。

行政院長劉兆玄回到台北再開災後重建會議，先前被點名被換掉的部會首長，教育部長鄭瑞城、國防部長陳肇敏全都出席，只有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不見人影。行政院長劉兆玄：「我想在這邊我就不回答了，有關其他的事情，我會再選一個更適當的時間，跟各位報告。」

避而不談，守口如瓶，不過還是可以嗅出端倪，因為傳出要接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現任政務委員蔡勳雄，在會後記者會，就坐在劉兆玄旁邊。

記者：「您願意來擔任這個職位嗎？還是說現在手上的工作？讓你沒辦法接這個職位？」政務委員蔡勳雄：「…。」

內閣改組人事始終是最高機密，但除了蔡勳雄之外，目前只有教育部長鄭瑞城傳出改由吳清基接任，陳肇敏能不能留任還是個謎，為了挽救低迷聲望而改組，最快在9月8日就要對全民報告結果，但這樣的微調幅度，真的能夠撫平民怨嗎。

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906/8/1qkdk.html

辯乎？釋哉？

2009-09-01T17:02:00.009+02:00

法學院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專業圖書館（Fachbibliothek)。大者，莫過於公法、民法與刑法圖書館。小者，可能僅僅只是教授旁邊的辦公室而已。對於法制史這個科目，法學院提供兩個法制史專業圖書館。一個是古代法法制史圖書館（Bibliothek für Antik-Rechtsgeschichte)，另一個則是德國與巴伐利亞法制史圖書館（Die Bibliothek Für deutsche und bayerische Rechtsgeschichte)。因為希臘籍同事瑪利亞回雅典，所以我就幫她在上個禮拜，去德國與巴伐利亞法制史圖書館代班。

代班這件事並沒有甚麼，就是做在門口，查看訪客帶的東西；如果有人要將書籍帶出去使用，就必須押證件。就這樣，我大概沒甚麼屁事地做了三個小時。三小時到了之後，因為也是圖書館打烊的時間了，所以我就準備請大家離開，把窗戶關起來，最後把門鎖上。正當我一一通知時，後面小間的一位女同學跟我說：「不用關，我還在！」我納悶地回問：「啥？我聽不太懂。」她回答說：「我是這個圖書館的Aufsicht，我會繼續待在這個圖書館唸書，所以不用關。」我似乎聽懂在說甚麼，就是她還在，所以要我把鑰匙交給她，可是這樣簡單的舉動，對我可是困難至極。到底是誰說可以這樣做？因此我就回應道：「真的嘛？我需要有人幫我說明清楚。」「圖書館的門，貼了一張公告，可以這樣做。」：她這樣表示著。因為此等緣故，我就去大門那邊看個清楚。大門上，的確貼了一張告示。上面寫道：

Die Bibliothek ist in der vorlesungsfreien Zeit jeweils

Montag bis Freitag von 9-16 Uhr

geöffnet

darüber hinaus, sofern freiwillige Aufsichten anwesenstehend sind

簡單地說：圖書館雖然週一至週五從九點到下午四點開著，可是在這時間之外，有志願的Aufsicht，還是可以繼續為大家服務。文義很清楚，她又是該圖書館工作名單上的人，因此我就把圖書館的鑰匙交給她。幾天以後的禮拜日，她又出現在我面前，跟我要這個法制史圖書館的鑰匙，這卻讓我萬般為難。

以前，常常會有自稱這個法制史圖書館的Aufsicht的人，跑來Zentralaufsicht，跟我索取鑰匙。因為我也不是很清楚各個分館如何運作，本著「有上班才會來要鑰匙」的想法，我跟我其他的同事，就給他們鑰匙。這樣過了一個學期左右，有一天，法制史教席的Prof. H寫了一封書面函給我們，上面寫道：

Aus gegbenem Anlasss muss ich darauf hinweisen, dass der Schlüssel für die Bibliothek des Leopold-Wenger-Institutes, Abt. B (Bayerische und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grundsätzlich nicht mehr Mo-Fr nach 21: 30 Uhr
und auch grundsätzlich nicht mehr am Wochenende an freiwillige Aufsichtskräfte ausgegeben wird. Im Ausnahmefall muss eine besondere Bevollmächtigung nachgewiesen werden können.

我個人的理解，Prof. H提醒我們，除非有授權、證明之類的東西，一到五九點半之後以及週末例假日，法制史圖書館的鑰匙是不可以交給任何志願工作者。根據這封信，開放時間以外，很多想要使用該圖書館者，就是不得其門而入。同樣地，當這位女同事跑來問法制史圖書館的鑰匙何在時，我也是這樣講。不同的是，因為她是Aufsicht，所以就說了一下的理由：

Prof. H這封信的意思，是有人借用Aufsicht的名義，使用圖書館，讓圖書館的書籍不翼而飛，因此才寫信給Zentralaufsicht，可是對於我們工作的Aufsicht而言，Prof. H是歡迎我們使用。

我很難相信地說道：「我知道妳是那個圖書館的Aufsicht，可是Prof. H寫了這封書面通知給我們；這不是妳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圖書館管理的要求。」她聽完之後，我就順著將這封信給她看，想讓她死心，看完之後，她說出一個她應該取的鑰匙的理由。她表示：「妳看，上面是寫道 freiwillige Aufsichtskräfte，我不是freiwillige，我是工作名單上記載的Aufsicht，因此我可以取得鑰匙。」老實說，我實在很佩服她這一招，這的確是理解的方式。她把Aufsichtskräfte分成在工作名單與非在工作名單上登載兩類，後者屬於freiwillige Aufsichtskräfte。可是我自己以為，freiwillige Aufsichtskräfte在整個脈絡上，也可是正常開放時間以外志願做Aufsicht者，都可以稱作freiwillige Aufsichtskräfte（die Aufsichtskräfte, die über die Öffnungszeit hinausgehnd als Aufsicht freiwillig arbeiten.)。經過短暫地溝通，加上我幾天前有去那個圖書館工作過，我一方面要求她，去跟Prof. H要證明，或者重新給我們指示，另外一方面，我也無法排除她解釋可能性存在，我同意她該日在那個圖書館裡念書；可是門必須鎖起來。

這件事讓我不禁想起一個月前的一個「阿娘威」的事情。圖書館門口或者館內，會貼著圖片上這張告示：

Die Bibliothek

Hier sind nicht erlaut:

Mäntel, Jacken, Tatschen, einschl. Laptoptatschen

Getränke

Lebensmittel

大意是，大衣、夾克、包包，包括電腦包，飲料、食品，都是被禁止的。

這條規定本來沒有Laptoptatschen（電腦包；正確地說：筆記型電腦護袋、筆記型電腦保護套），可是自從Zentralaufsicht經營以來，常常發現有雜誌裡的頁數被人十分技巧性地拆掉，或者將增補式的註釋書的部分頁數帶走，因此就跟國家圖書館一樣，禁止攜帶這樣的套子或護袋。這對十分愛惜自己物品的人，當然非常不悅，但還是沒有太大問題的施行著。有一天，在我當班的時候，當我發現他帶著Laptoptatsche進入圖書館，提醒這個東西不得攜帶入內時，他的反應真的讓我問自己：「啊！這樣的事情也可以做文章啊！」

這是一個依據Paris-Programm來慕尼黑唸書的法國人。他應該是很奇特的人學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都是看著他近乎西裝筆挺地來圖書館看書、去學校上課。他那一天應該是帶了一個EPC這樣型號筆記型電腦入內。這個電腦包著一個小小的套子。根據上開公告，我當然就是一如往例地提醒他，他應該把這個套子放在置物櫃裡。他聽完我們的要求後，他先是有點激動地表示：「啥？我以前也是這樣進入圖書館看書，可是也沒被攔過或糾正過。」這點我並不意外。之前在商法圖書館時，他也幹過類似的事情，我提醒他，他也是給我來這套，還一副你在找我麻煩。因此我就跟他說：「可是這個公告貼了至少六個月以上，我們也一直是這樣工作；規則就是規則，很抱歉！」一般來說，有同樣主張著，到這裡就會停止了，這位老兄卻打蛇上棍，帶著教導我們的態度說到：「這是解釋的問題。Laptoptatsche，指的是那種大包包，既可以裝筆記型電腦，也可以裝東西的那種筆記型電腦包。我的這個小包包，不是規範的範圍內。」我聽完後，真的哭笑不得，原因在於公告是特別標示「 Tatschen, einschl. Laptoptatschen」；況且大的電腦包，本來就因為是Tatsche不允許帶進來。由於我需要拯救我快要掉下來的下巴，想想我的Hausrecht要被別人解釋，我的同事則是繼續跟他解說，並且希望他按照規定進入圖書館。最後，他應該是不情願地按照規定辦理。

以前在台灣唸書的時候，有法律系老師說道，會讓他們想要搖頭的法律系學生之一，就是唸了一、兩年的法律，就開始處處主張權益。這句話或許會有老師立場上的偏差，可是如果連這種「自我不便」都要拿法學方法論來爭個長短，我想只能說：「祝福他！」

Life & Law

2009-09-01T10:35:00.005+02:00

有一天，我在圖書館當班的時候，有一位在這邊攻讀國家考試學程的希臘同學走到櫃檯前，問我圖書館有沒有「Life and Law」這本期刊？我當下直覺地反應：「Life and Law?妳要英文期刊嗎？」她搖頭說：「不是。這是一本德文期刊。」因為我從來沒聽過一本德文期刊是用英文命名，所以我似懂非懂地同意她的回答，並且幫她透過電腦查閱。結果當然是讓她失望；法學院當然是沒有這樣的期刊。她也理解地離開。幾天後，我看到我同事專心地看一本法學雜誌，並且跟者做筆記。正在好奇他在用功甚麼時，由於他不經意地將該雜誌閉上，像圖片般的封面映入我的眼簾：Life & Law。我這時才知道，原來那位希臘同學需要的是甚麼樣的期刊。

Life & Law 是一本由Die Hemmer公司出版的法學雜誌。雖然名字如此生活化，可是裡面的內容，卻是針對時下或向來公法、民法及刑法的重要議題，請人撰文做一番結構性地講解。除此之外，每期大概也將新出爐的法院判決，做個概欖，讓讀者有個初步的印象。這樣聽起來服務周到的雜誌，可能以前、現在或將來，都無法得到（慕尼黑）法學院教授的青睞，正式地在法學院的期刊、雜誌櫃上，尋覓一個棲身之地。無法登堂入室的原因，是因為發行者並不是像Beck一樣的出版公司；Die Hemmer是德國有名的法律補習班。

教授討厭這些補習班的資料，好像已經不是新聞。為了讓大學生有信心準備國家考試，教授與助理們並非單單在課堂上信心喊話，各個與國家考試相關的專業、準備、複習或衝刺課程，依其屬性與國家考試時間，不停地開設。主要的目的，除了與這些補習班一別苗頭外，當然也希望學生對自己有信心，好好地自己利用學校的資源，準備、衝刺。教授與助理們所做的事情並非僅僅如此，我們可以發現，法學教授與助理們也與一些出版社長久的合作。毫不意外，我們會看到他們定期在JuS, JURA, JA等屬性的期刊上，不是針對相關領域的重要問題撰文解說，就是以案例的形式來澄清觀念。至於新出來的法院判決，也會看到以教授之尊，整理案情、爭點與法院看法，隨後附上自己的法學意見。我想，這是任誰都是會獲益良多的措施。問題是學生面對考試的恐懼，可能不是三言兩語就能道盡。我身邊準備國家考試的同事，絕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天天複習補習班的資料。我宿舍樓下的大教室，還是定期出借給準備國家考試的課程；有一次，我在經過出門時，還看到一大堆常見的熟面孔出現其中。「不怕沒準備，只怕不充分」可能是每個考過試的人都曾有過的想法，更遑論決定自己人生的國家考試。

國家考試為何這麼重要？德國法律系課程，雖然因應歐盟的教育整合規定予以改革，但是國家考試的本質從未更動過。如果沒通過國家考試，過去的四到五年就算白唸了。國家考試並不是你想考就考，也非考不過再考。一個法律系學生，大概第八或第九學期，若還沒參加考試，就會強制註冊為第一次國家考試的考生。如果很不幸鎩羽而歸，大家也只有一次重考的機會。所以偶爾會在新聞上看到，德國醫學與法學考試失利的德國人，轉而前往奧地利唸書，取得學位，返回德國謀生。最後，因為新制的計分制度，國家考試的成績必須與大學專業學程的成績合併計算。我聽我同事講，司法部認為，學生於後者的表現偏高，造成加權計分後，儘管國家考試成績並不優異，還是可以在總分上達到攻讀博士的成績，據此在將來取得博士學位。教授的給分權，無法干涉，所以司法部就在國家考試部分下手。間接地影響，大概就是及格率也降低。Bayern考試出了名的難，前開說法，頂多增添了無法求證的神祕性。現實是，每個人都想從早日擺脫這個考試；在結果出現前，層出不窮的念頭，可能比唸書還痛苦。

圖片為Life & Law的雜誌封面；其出處：http://www.lifeandlaw.de/

馬皇傳說（德國版）

2009-08-31T10:28:00.002+02:00

網路上這幾天最重大的事情，莫過於呼聲已久的「馬皇降臨」要出版了。然而，除此之外，還有人將德國電影「帝國覆滅（Der Untergang)」的柏林包圍戰，改成下面德國版的「馬皇傳說」。我大概是德語聽力越來越差了，看著看著，竟然一度相信電影裡的對話，就是影面中的中文字幕。

豬也感冒了

2009-08-30T01:51:00.004+02:00

上個禮拜一，傻丁跟我說，台灣新流感情勢可能不妙。沒隔幾天，我們新任的衛生署長就跟少數惡質媒體（網路上都說是「大話新聞」）槓上了。衛生署是什麼樣成員的中央部會，我就不多說了。可是這個中央部會下面有很多預防、宣導資源可以運用。開一個記者會，新聞的焦點就只是不恥特定媒體裡面的言論，並無（再度）告訴民眾何處可以取得資訊，認識新流感並且做自我檢測，並且感染後應該如何就診，這好像跟公共衛生學的基礎理念，不太相合吧？！當然，一到五的大話新聞在處理這樣的議題時，看到了讓人張嘴的能量，忽略了讓人閉嘴的力氣。由於後者，不但讓它自己挨了署長的子彈，也相繼成為其他政論節目繼續掃射的焦點。為了挽回這樣的窘態，禮拜六、日版的新台灣加油，請到了前衛生署長陳健仁來接受訪問。

本以為，這是一個個人的專訪。可是其他的來賓也坐在旁邊；怪了！

我推想，最多一個小時後，陳前署長就會離去了！怎知他從開始到結束都在那邊坐著；奇了！

很納悶，其他來賓還需要講些什麼？看下去才知今天是「健仁開講」；妙了！

更懷疑，Call in民眾打來會講些什麼樣的言論？！結果問題一個比一個難；呆了！

到最後，我是一定要去德國官方網站，瞭解Schweinegrippe的來龍去脈；受教了！

最後的尊嚴

2009-08-23T12:16:00.001+02:00

新憲法（二）

2009-08-17T21:03:00.003+02:00

前面新憲法的部份，有關「總統制或內閣制」的部份，寫著寫著，也忘了要寫什麼，今天吃完「豬腳」後，突然有點靈感，稍微補充一下。

討論台灣憲法中總統與行政院長的之間的關係時，在憲法本文中，三種權力被當成討論客體：元首權、政府權與行政權；其中，政府權歸誰，成為形式上判斷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第一步。但是，一九九七年的修憲為全民直選總統創設了一個「領導權」，就是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所規定的：「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然而，這個「領導權」要如何理解、界定並且與政府權、行政權以及元首權相互區別？

對此，或許從文義來解釋，也可從比較法的觀點來切入，甚至可以從整個現在與未來台灣的發展來定位。可是政治現實面，卻有著不一樣的思考方式。在民進黨時代，隨著多年政治運作，最後發展成一種說法，總統的領導權，以國家的國防、外交與兩岸為課題。這種想法，讓總統的領導權具有以下幾點意義：第一、領導權是經常性、持續性被施實行的權力；第二、領導權從條文文義所顯示的「指示性」特質，具體成總統的部份「政府權」；第三、領導權由於配置在全民直選的總統身上，也變成總統介入、關切、譴責甚至處罰政府權的媒介。雖然八年來形成這樣的樣貌，可是並不表示原來應該這樣，或者以後也是如此。換黨執政的馬政府，不僅將所有民進黨時期的重大政策改弦更張，連上開「領導權」，也有不同的風貌。

根據馬英九上任以來的發言與作為，憲法賦予總統的領導權呈現最耐人尋味的說法有二：第一，領導權不是總統經常性、持續性的權力，而是其一次性或偶然性的權限；第二、總統藉由領導權自行調整在整個「執政」中角色，並且由總統個人判定如何調整。根據這兩點，整個執政不再是民進黨是形式分工，而是應該分階段進行：

（一）如果總統的領導權是處於休息的狀態，應該是行政院院長的政府權領導中央政府，並且完成執政的使命。

（二）總統若要啟動領導權，必須透過一定的組織與程序來發動。此時，總統若沒有與行政院院長進行分工，總統是概括領導整個中央政府。相反地，若兩人對於執政達成分工協議與默契，那就是進入總統透過領導權，分享或獨佔行政院院長的某些政府權。

（三）總統若要停止領導權，其實也是必須循著相應的組織與程序，讓整個中央政府的領導回歸一元化。

長久以來，馬英九其實並沒有對外界清楚交代總統領導權的範圍與狀態，這就造成，即便整個中央政府口徑一致地以「災害防救法」來面對八八水災，大家也不曉得，這樣的中央政府，是誰當家？是誰事前對八八水災做了「定調」？看起來是馬總統個人已經悄悄地行使領導權，可是他幾天來的表現，似乎又不是如此？！看起來應該是行政院院長擔起中央地府第一線的角色，可是他的表現，又好像他並不當家。唯一清楚者，馬總統在談論「究責」時，清楚地顯示行使領導權的魄力與決心；在這之前，一團迷霧。當人民想要興師問罪時，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似乎都可以找到憲法的依據，為自己辯護。這就變成「雙頭馬車」的雙首長制，在這次八八水災中所暴露的憲政問題。

地方自治（三）：新憲法

2009-08-16T21:21:00.005+02:00

本來地方自治（三），應該寫住民參與的問題，不過在八八水災之後，我覺得「新憲法」這個議題，可能已經具有高度急迫性；至於八八水災到今所發生的事情，儘管客觀現實顯示「19不是119」，在網路上為英九講話的人，還是講得義正辭嚴；儘管網路上有人幹瞧到無力，還是有人給予自己高度肯定。當然，在這個關口提到「新憲法」這個議題，不被批死，也被罵死；更何況，「新憲法」這個議題，一定又會跟民進黨或陳水扁連結再一起。可是，如果你不是災民，或者你有時間靜下來想想八月八日以來發生的事情，滿腔的疑惑，都是根源於這部從南京帶來的「中華民國憲法」。

傾斜的憲法功能

每個國家的立憲史或有不同，但是探視憲法內容，有兩項要素不可或缺：第一、國家權力必須分權與制衡；第二、基本權保障必須有效與明確。可是，如果你對美國制憲史有興趣的話，就會發現，美國憲法施行之初，是沒有基本權條款的。部分的原因，導因於人權乃是天賦、先於國家而存在，豈能由國家來訂定，然而，另外的原因卻是，大家相信，只要將國家權力清楚地規定、限制與相互節制，其實人民的權利也就受到保障。之後的修憲行為，無疑是反應兩者缺一不可。

相較於美國，台灣在解嚴以後，民主與法治蓬勃發展的結果，司法院大法官多數的解釋，都是以基本權保障為核心，並且揭示多種法治國家有關保障人權的制度。相對於此，中央政府的制度的運作卻是背道而馳。表面上，修憲的動機，都是要為台灣的狀況量身訂作，幾次修憲之後的後果，造成政治部門中，權責不清、制度不明。這不僅僅存在於中央層級的政府，即便是地方政府也是如此。舉例來說，民進黨執政以來，長期揭示中央與地方是夥伴關係。如果是有法規訂定與修正時，也都是朝著「中央解權、地方增權」的方式來進行。然而，從凍省、廢省以來，最大的問題，與其是地方縣市，不如說是直轄市：比方說，讓台北市這樣的直轄市，跟縣（市）一起來施行地方自治，並且分配財政。這已經是贏在起跑點的地方自治。要怎麼期望同樣的權限在不一樣的地方有同樣的效果。至於中央政府的問題，更是不在話下。如此，對我而言，既便基本權保障的解釋不斷公布，相關文章推陳出新，中央與地方制度的嚴重瑕疵，已經是人權制度化保障無法補足的缺口。

對於泛藍或不信任陳水扁的人而言，聽到「新憲法」三個字，大概想到就是「台獨」或「台灣共和國」等政治上的口號。我必須很坦白地講，一旦台灣要進行全方位的憲政工程，即便不碰觸統獨敏感議題，通過現行修憲程序與增修條文方式，不更動憲法本文一字一句，台灣海峽對面的中國，是不可能不火冒三丈。如果因此要放棄這項工程，我也無話可說。但是傾斜憲法功能的後果，就是大家一起承擔，直到大家在也擔不起昂貴的代價。如果要進行這樣的憲法工程，有以下的幾點是必須在新憲法中釐清。

總統制或內閣制

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這已經是老掉牙的議題。不幸的是，不釐清這個議題的後果，已經在這次八八水災中完全突顯出來。從八八水災開始之初，馬英九就用災害防救法為這次的救災定調。要這樣，也可以！據此，地方是縣市長及縣市政府，可是中央呢？中央政府的頭是誰？是總統還是行政院院長？如果是行政院院長，行政院院長早已可以根據憲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召開行政院院會；如果是總統，總統應該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召開相關會議。可是你會發現，這兩個人都沒有動作，並且都可以在憲法上找到理由。總統可以說：「所有跟災害有關的部會，都在行政院，在沒有達到『攸關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時，我沒有直接指揮調度這些部會的憲法權限。」行政院長可以說：「我很想動，但是國防、外交與兩岸是總統權限，軍隊與國防部不歸我調度，我無能為力。」這就是「雙頭馬車」雙首長制，在這次八八水災凸顯的最大問題，一旦雙方消極地不行使權限，你就是想要丟雞蛋，也找不到人；而他們出現在你面前時，卻又不關他們的事情。

講到這，我必須補充自己的一項尚不成熟的觀點。我認為台灣的法秩序中，有政策裁決體系與行政階層制度。前者是從憲法設計的制度一路延續下來，後者則是因應權利保護而形成的法制理念。八八水災的問題，是出現在前者，而非後者。

嗷嗷待哺的地方自治

這次的八八水災，凸顯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台灣的地方自治。八八水災前，大家在瘋直轄市升格的問題，接下來大家的願景似乎是「三都十五縣」。可是，八八水災後，直轄市升格與三都十五縣到底是美夢還是惡夢，可能已經不是首要的議題。從八八水災以來的新聞，縣市有無能力跟直轄市一樣，承擔災害防救法所給予的自治或委辦任務，才是台灣地方自治制度的首要疑問。對此，要讓人立即思考者，乃是長久以來直轄市與縣市併立的地方自治體制。

首先，憲法有關地方自治的規定，在本文的部份，對於省、縣（市）的自治是詳盡地規範，可是直轄市的自治，卻是「以法律定之」一語帶過。有人或許表示，直轄市與省位階相同，所以憲法有關省的規定，都是可以適用。這點固然是沒錯，可是我同時也記得，直轄市的用意，是本來歸省所管的城市，因其規模或任務，例外地由中央直轄，所以才叫做直轄市。因此，到底直轄市是否可以用省的方式來理解，我是存有疑問。

其次，一九九七年的修憲，有人說把省凍了；也有人說把省廢了。然後產生了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的規定，據此公布了地方制度法。從當時至今，我的疑惑一直是，如果省廢掉了，中央政府直些面對縣（市）政府，請問直轄市政府到底存在的意義為何？姑且不把鄉鎮市自治層級討論在內，表面上台灣從三級政府變成二級政府，實際上，所謂的「二級」，是不同階層的二級。再其次，如果直轄市與台灣地方自治的議題不再憲法層級做一個釐清，我不太清楚「準直轄市」的意義又是為何？

最後，即便這些都可以一一處理完畢，未來的三都，如果是一個地方自治層級，何不經由修憲產生嗎？這點我高度懷疑。憲法只規定「縣市自治」與「直轄市自治」，既沒有「鄉鎮市」自治，也沒有「都自治」，直接透過地方制度法創設「都自治」，早已踰越了制憲者與修憲者給予的形成自由。更重要的是，如果「都自治」與殘存的「縣市自治」併立，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已是不言而喻。

「不能沒有你」背後

2009-08-14T10:35:00.006+02:00

剛才傻丁貼了這部「不能沒有你」的電影專訪給我。她很感動，「連看文字都會很想落淚」。對我而言，這部電影背後的真實故事，是我自己之前工作的往事。當初生父A，在多方求助無門的情形下，想要攜女從台北市的天橋躍下，了結生命；所幸被人攔下，才沒有釀成悲劇。民法第九百六十七條規定，稱直系血親者，謂己身所從出或從己身所出之血親。此條規定似以生物學上之證明為基礎，然而卻在同法地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一項寫道：「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如此，對丈夫而言，不僅自己與妻子所生的子女為婚生子女，自己的妻子與他人在婚姻存續期間所生的子女，也推定為婚生子女。本案生父就是屬於後者中的「他人」。

上開立法體例，當然著眼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保護，但與民法九百六十七條體現之血統真實有所牴觸，故在修正前民法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推定，如夫能證明於受胎期間內未與妻同居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這條規定形成幾點規則：第一、親子關係非經形成之訴，也就是所謂的「否認子女之訴」，不得變更之。第二、婚姻關係以外之人，原則上沒有提起此種訴訟之權利。由於這兩點原則，儘管在女兒要上學前，都是跟著生父A自己住，由這位生父來照顧，可是在法律上，不過就只是一位「叔叔」罷了！此外，生父A也沒有任何法律上途徑與權利，使自己的女兒，從他人的婚生子女，變成自己的子女；更遑論登記為自己的姓氏。

本來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情況，因為民事訴訟法的修法而有了轉折。按照當時在2003年的修正條文，確認之訴的要件，不再以法律上的訴之利益為前提，事實上的利益，也可包括在內。對此，最高法院為配合新修正的條文，遂將之前的判例予以廢棄，不再援用。如此，生父A可以循著確認之訴，確認自己與他人婚生子女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靠著DNA檢測，生父A得到有既判力的民事判決。高興的他，拿著判決去戶政事務所，要求將他的女兒正式變成自己的子女，並且變更為自己的姓氏。故事並沒有到這裡就結束，反而是另一個開始，因為他的請求被戶政事務所拒絕了：沒有「否認子女之訴的判決」，沒有變更婚生子女親子關係的可能。

大家可能會跟生父A一樣，有產生一樣的問題：「為何法院的判決不被戶政事務所所接受？」「行政機關都是這要不近人情嘛？」「都已經有科學的DNA鑑定，人為的制度需要繼續被遵守嘛？」這三個問題都回歸到上面所說的兩項規則。親子關係雖然並非牢不可破，但也非任憑大家的意願說不要就不要。因為法律規定了「毫無關係」的條件，必須要以否認子女的形成之訴為之，單純透過確認之訴途徑，確認了自己與他人婚生子女的親子關係，是無法更改立法者已經決定的血緣承繼方式。這也是當初戶政事務所無能為力的重要原因。不過，必須承認的是，類如生父A的情況，不能說算少，這也促使相關案例所涉及的憲法問題被大法官受理，做成釋字五八七號解釋。大法官表示如下：

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女之人格權，應受憲法保障。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前項推定，如夫妻之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而設，惟其得提起否認之訴者僅限於夫妻之一方，子女本身則無獨立提起否認之訴之資格，且未顧及子女得獨立提起該否認之訴時應有之合理期間及起算日，是上開規定使子女之訴訟權受到不當限制，而不足以維護其人格權益，在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旨不符。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三四七三號及同院七十五年台上字第二０七一號判例與此意旨不符之部分，應不再援用。有關機關並應適時就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起訴除斥期間之長短及其起算日等相關規定檢討改進，以符前開憲法意旨。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或判例，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時，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基礎，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業經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第一八五號解釋闡釋在案。本件聲請人如不能以再審之訴救濟者，應許其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以法律推定之生父為被告，提起否認生父之訴。其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親子關係事件程序中否認子女之訴部分之相關規定，至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起訴者，應為子女之利益為之。
法律不許親生父對受推定為他人之婚生子女提起否認之訴，係為避免因訴訟而破壞他人婚姻之安定、家庭之和諧及影響子女受教養之權益，與憲法尚無牴觸。至於將來立法是否有限度放寬此類訴訟，則屬立法形成之自由。

根據上開解釋，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修正為：「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據此，除了夫與妻外，未成年於成年後亦得為之。須注意的是，司法院大法官在考量血緣真實與婚姻關係時，並沒有從特定立場出發，而是認為當時立法者的排除親生父親提起否認子女之訴，也是一種合憲的設計。如果立法者將來要改變或放寬這樣的設計，司法院大法官也認為並無不可。事實顯示，立法者並沒有在修正後的條文給予生父A這樣的親生父親，提起否認子女之訴的權利。立法者的考量，當然還是本於著重婚姻關係的穩定，如果讓親生父親提起否認子女之訴，恐有使「家事變成天下事」之疑慮。此外，不可諱言者，立法者若擴張否認子女之訴的訴訟當事人範圍，則刑法有關通姦罪的除罪化壓力，隨著新條文的適用與法院判決，可能與日俱增；而反對人士譏諷立法者鼓勵通姦的說法，恐非立法者所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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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國片《不能沒有你》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

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不能沒有你》電影海報。
張鐵志圖片提供
前陣子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的國片《不能沒有你》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影片種類與風格。這故事取材自一個真實的社會新聞事件，講述處於社會底層的一對父女，如何在官僚體制的迷宮中，在喜歡把新聞鬧劇化的媒體前，辛苦地緊握彼此的手。

要了解《不能沒有你》，必須先掌握這部電影背後兩個靈魂的碰撞。

這篇文章名稱寫「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是很不準確的，因為他們兩人也合掛監製、編劇。陳文彬本身也是導演，這部片最早是他要給公視人生劇展的大綱，但戴立忍看到後認為這個題材很適合拍成電影，所以有了這個合作。

陳文彬長期關注社運、從事過政治工作，也是影像工作者。而戴立忍除了是眾人眼中台灣最好的演員外，他所導演的電影《兩個夏天》也曾獲得台北電影節首獎。並且，他也長期關心社會現實。但相對於陳文彬，他更熟悉主流電影的語言，更懂得如何去說一個好故事。

所以，有了這部關懷弱勢的嚴肅題材，但所有人看了都會流淚說好看的電影，《不能沒有你》。

尋找現在政府沒在做的事

張鐵志：哪一個國外導演對你影響比較大？

戴立忍：念書時黃建業問過我最喜歡的導演是誰，我回答「盧貝松」。他的第一個回應是「那是商業導演耶」。

我看盧貝松是從《最後的決戰》開始。沒有台詞的電影通常會很悶，但盧貝松很會講故事。以前比較喜歡商業片，藝術片是硬看的。後來盧貝松《碧海藍天》給我更大震撼，因為它介於這兩者之間，這是我看過最多次的電影，大概看過八次。

張鐵志：為什麼是《碧海藍天》？《不能沒有你》也是一部在海邊的電影。這之間有關聯嗎？

戴立忍：我想是有的。我小時候住在台東的太平洋海邊，後來搬到高雄，在高雄港初戀、把妹，當兵在金門是住在料羅灣，後來搬到台北來，又住在關渡淡水河邊。我是出生在夏天的小孩，很喜歡東部和南部的陽光。你看我後來拍《兩個夏天》，就是想拍南部的夏天，像碧海藍天底下的豔陽。

張鐵志：所以從《碧海藍天》到《不能沒有你》都與你的成長背景是有關聯的。那影響阿彬（陳文彬）最深的電影是？

陳文彬：我是真的很喜歡侯孝賢的《戀戀風塵》。因為以前是壞學生，沒在讀書啊，又是放牛班的那種私立學校。我是看了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才發現這個就是電影。

張鐵志：很多人都比喻你們這部電影類似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風格，如《單車失竊記》。你們真的喜歡這樣的類型嗎？

戴立忍：我喜歡《紅氣球與小白馬》。比起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我更喜歡法國新浪潮，因為他們比較好看，像是《斷了氣》或《四百擊》。我比較喜歡運動鏡頭的，喜歡快速剪接的東西。

影響我更大的是巴西電影《無法無天》（City of God），它是處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並讓我發現，電影真的能影響當地社會。因為他們總統看了之後，就召集各部會首長，去貧民窟解決電影當中提到的少年暴力問題。《無法無天》可以說是直接影響了《不能沒有你》。

張鐵志：所以影響你的點，是那部電影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它們超出了電影，回到了現實。

戴立忍：是，我們的概念是，這個題材既然是取之於社會，最後也要還之於社會。我們正在試，也不確定該怎麼做。包括邀請各界人士來看，司改會、社福界、教育界等，我想找到一種方式將電影和社會連結起來，有人寫文章，開始論述。

張鐵志：你想形成怎樣的論述？是一個具體政策關心弱勢？還是對各種體制的檢討？

戴立忍：簡單來說，我們要尋找現在政府都沒在做的事。我們很懷念十幾年前的社會氛圍，那時有一股社會力量在尋找出口，但現在是連這種力量都沒有了，剩下來的都只是針對選舉嘛。

陳文彬：我覺得台灣最美好的時光，大概是八○年代末的那一段時間，那時候還有一點點的壓迫，但是民間的力量已經出來了。現在的狀況是政治人物只問意識形態，沒有力量去好好處理社會問題。

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

戴立忍：回到這部片，我當時看到阿彬寫這個故事，就說你不要只是拍電視，拿來讓我拍電影。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陳文彬：今天這個事情不只發生在台灣，而是發生在全世界各地。我在日本參加影展時，有一個NHK的老攝影師抱著我一直哭，跟我說他看了四遍，說日本政治人物應該來看這部影片。在記者會，我跟大家說，陳菊在看完電影後，回過頭去跟後面一級主管說，這個事情如果再發生在高雄，就是我們的恥辱。結果，主持人一聽也掉淚，說為日本的政治人物感到可恥。

張鐵志：你們怎麼看電影和社會的關係？

戴立忍：我想要嘗試台灣比較少見的社會寫實題材。這種題材在八○年代的台灣其實不少，例如《女王蜂》等，但是因為當時的電影美學，因為技術的緣故，這種類型並沒有什麼突破。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時候，也試著與社會對話，但是他們還是比較屬於作者論的，大多是虛構的，而不是介入真實社會事件。

張鐵志：的確，我總是覺得，相對於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台灣的藝文領域跟現實與歷史對話非常少，電影、文學或音樂也是寥寥可數。在八○年代可能還比較豐富，但到了九○年代全面市場化後，就越來越少。只有劇場好像還維持著對現實的敏銳性。如果照你所說，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

戴立忍：我認為是商業市場的考量。

張鐵志：是大家覺得沒有商業市場？

戴立忍：對，但很多人還是想作，當然他作的方式可能不像《不能沒有你》這麼清楚，這麼直接。

張鐵志：或者有人選擇了用紀錄片的方式。

戴立忍：對，電視也有，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很好，但推不出去。

好的說故事方式就有票房

張鐵志：你一直都有意識到電影跟現實的對話嗎？

戴立忍：我的開關是一直到《無法無天》才被打開。我這輩子就是在做電影這件事。社會意識這部分有但不強，也沒有嘗試過要把兩者連結。《無法無天》讓我知道這類型題材在台灣來講是值得做的，因為獅子座B型就是那種好大喜功的人，我做電影不只想拍一部電影而已，我想要創造一種局面。

張鐵志：是，阿彬之前寫email給我時也說，要做一部不只是電影的台灣電影。

戴立忍：的確，我們不要讓這部電影只是一部電影。以前對於行銷的思考都是回到票房，回到電影，回到知名度，但這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循環。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丟得更遠一點呢？能否把票房、市場、商業等完全斬斷。就像我跟台北沖印調整到後來，我就說我不是要作黑白片，我是要作灰片。

張鐵志：這個很弔詭，因為如果你沒有票房，似乎也很難產生力量？但我知道，你似乎覺得這部片其實並不是沒有商業性？

戴立忍：的確，我相信講故事的技巧就是一切。它是一種糖衣，可以把苦苦的藥包起來，只要口感是好的，就可以把任何東西送進觀眾腦子裡。我一直很注重鍛鍊那種技巧，侯孝賢也說我是一個技巧性的導演。台灣電影十年來問題不在於題材，而是說故事的方式。

但我們要尋找一個打動人的題材。上一波國片的高潮是什麼？是紀錄片如《無米樂》。紀錄片非常有力量，但容易被主流觀眾忽略。所以我們是要把一個紀錄片的題材，用好的說故事方式呈現出來。

希望證明可以開發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

陳文彬：我一直在想，我們得到這麼多的回饋，並不是單純幫助這部電影，而是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可以幫助台灣的一些人事物。

戴立忍：對我來說，其實我在乎的是，這部片可以怎麼幫整個電影環境。講坦白話我從小到大最關心的是這個事情：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對我來說，必須回歸到電影，這個力量才能循環。

張鐵志：你覺得可以幫到台灣電影什麼？

戴立忍：希望證明我們可以開發一個新的題材，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如果我們成功了，接下來馬上會有人跟上來。

張鐵志：我很同意，因為我想一部《不能沒有你》很難馬上解決多少問題。即使很多人來寫文章、寫現實社會中的「不能沒有你」現象，很多NGO（非政府組織）來參與，但社會制度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情。可是，如果越來越多創作者願意透入這些對話，長遠來說就會產生力量。

出處：http://udn.com/NEWS/READING/X5/5076807.shtml

Frage ja, politische nein!

2009-08-12T17:34:00.002+02:00

Spricht man vom Verfassungsrecht, denkt man vielleicht sofort an Grundrechte. Die Grundrechte sind zwar ein wichtiger Bestandteil des Verfassungsrechts. Aber die heißen nicht seinen einzigen. Darüber hinaus kommen alle anderen Elemente in Betracht. Dazu gehört das Thema der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Die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kann mit verschiedenen Gesichtspunkten betrachtet werden. Ein von ihnen ist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Verfassungsorganen. Das spielt eine besondere Rolle, wenn die Verfassungsrichter am Justiz-Yuan (im folgenden: Verfassungsrichter) bei der Wahrnehmung ihrer Kompetenzen zurücktreten sollten.

Gegenüber dem von Mitgliedern des Legislative-Yuan gestellten Antrag auf Verfassungs-auslegung, der sich auf Art. 4 TWVerf bezieht, nahmen die Verfassungsrichter ihre Aufgabe nicht an. Nach Art. 4 TWVerf darf das Staatsgebiet der Republik China in seinen bestehenden Grenzen ohne einen Beschluss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nicht geändert werden. Statt der Erklärung der Kontur des Staatsgebiets gingen sie in Verfassungsauslegung 328 davon aus, dass eine Festsetzung und Abgrenzung des Staatsgebiets ,,ein rein politische Frage“ ist, die nicht von rechtsprechenden Organen beantwortet werden soll. Es wurde weiterhin damit argumentiert, dass Art. 4 TWVerf beim Umriss dieses Gebietes politische und historische Gründe habe, die Aufzählungstechnik nicht vorzunehmen und Verfahren einer solchen Gebietsveränderung als Schranke vorzuschreiben. Wenn man dazu interpretieren würde, was dessen ,,in seinen bestehenden Grenzen“ bedeute, betreffe unbedingt die Festsetzung und Abgrenzung des Staatsgebietes, was die wesentlich politische Frage sei. So brachten die Verfassungsrichter sich aus diesen Gründen nicht zur Auslegung.

Die Doktrin ,,politische Frage“ wird eigentlich von taiwanesischen Verfassungsrichtern einmal verwendet. In nachfolgenden Verfassungsauslegungen entfaltet die kaum eine Auswirkung. Es liegt daran, dass kein Gegenstand grundsätzlich nicht unter 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n Kontrolle stehen soll. Die Grenze dieser Kontrolle zum hochpolitischen Antrag liegt vielmehr darin, dass das Verfassungsgericht keine eigene Politik betreibt.

這是我的！

2009-08-05T08:22:00.002+02:00

有時候，看著一群小孩子在爭東西時，常常會聽到一句：「這是我的！」「不，這才是人家的！」等等之類的話，一方面想起自己小時候爭執的醜態，另一方面，這種維護自己利益的想法，其實不會因為年紀增長而慢慢褪去，反而與日漸增。讓我會覺得不知羞恥者，莫過於那種「爭美名於外，嫌父母於內」的子女。這樣的人，首先抱怨自己的父母對自己不公平，偏袒自己某一個兄弟姊妹。其次，又「以父之名」批判、鬥爭血脈同承的兄弟姊妹，問對方有甚麼貢獻？為父母做了甚麼？等等之類的言語。表面上很孝順，實際上，早已是不肖之人。悲哀的是，有些父母還真的與之起舞，甚至本於自己的自身利益，選邊站場，批鬥自己骨肉。這種似是而非的人生百態，並不是這篇Blog想要講的內容；此時想講的，是自己在圖書館工作的一件事情。

如之前所提，德國大學的教授任聘，以教席制度為前提。此種制度的著眼點，乃是教席教授一方面必須負責教導大學學生之責，另一方面，也必須帶領研究團隊，進行自己或這個教席的研究。為了資助後者，每個教席教授備置一個秘書，負責行政事務，諸如排教授時間，檔案整理等等。其中最為有趣者，莫過於聽打工作。在這個工作中，德國教授就像一個宅男，關在自己的研究室裡，對者小小的錄音機，講自己想寫的文章，想要交代的事情或者應該要打出來的書面文件，舉凡標題與內容，需要引述的文獻到標點符號，可說缺一不可。完成之後，就是將錄音帶放在秘書桌上，請他的秘書繕打出來。此時，這些秘書大人，就戴起比較特殊的耳機，使用類似追音輸入法的技巧，悠悠哉哉地工作。當然啦，現在已經是電子化、數位化的環境，所以進步一點的德國教授，就勢將想要處理的事情，打在word文件中，然後email寄給一門之隔的秘書，請她繼續處理。

此外，每個教席之下，都會有不同資歷的助理。有些是還在唸書的學生，有些是已經考完第一次國家考試的博士生，也不乏取得博士學位，進行教授資格論文的學術助理。這些人的工作不一，可是所負責的事物，大抵都是跟研究相關。為了讓這批人可以盡情研究，配置個人使用的圖書館當然是不二法門。教授與研究人員，可以依照自己的研究旨趣，購買想要的書籍，即使重複，也沒有太大的關係。因此，在公法、民法與刑法三個大類圖書館外，還有其他更專業取向的小型圖書館散立在法學院之中。這些書籍，是不能出借，只能在館內閱讀與使用。可是有時候秘書會告訴我們，有些書籍，因為教授研究之需，被教授帶回家裡使用了！這就造成有些文獻，儘管在查詢系統中找得到索書號與位置，也顯示得以館內閱覽，可是真的要一探究竟時，卻是空空如也。當然公法、刑法與民法圖書館的文獻也是只能館內閱讀與使用。可是碰到教授與研究人員，還是必須有例外條款出現。為了這批人，先是做好借書證，然後是出借單，之後再填寫完成後，書籍可以例外出借。借閱期限多久？老實說，天曉得！儘管每年都會製作給每個教席一份借閱書籍的清單，甚麼時候還，想不想還，還是隨這些人高興。

最近在工作時，有人找一份跟租賃有關的期刊。按照OPEC與我手上的期刊清單，民法圖書館是有這份雜誌的，並且一直訂閱中。使是在按照字母排列陳設的期刊區內，不管是上下尋覓，或是左右查詢，就是沒有這份雜誌，書架上已裝訂的期刊，也是付之闕如。我也只好跟她說抱歉，我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了，這份雜誌就這樣消失了！隔天，我遇到Frau Amschler，問她關於那份雜誌的事情。她說：「唉！這真的是一件不知道該如何說的事情。本來這份雜誌在以前的教席教授Prof. L手上，所以要借閱的話，必須去他的教席辦公室。儘管如此，我們民法圖書館還是將這份雜誌列入館藏之中。本來我們期望，在他退休之後，可以取回這些歷年的雜誌，可惜並沒有成功。他退休後，把這些雜誌也帶走了，我們大概也要不回來了。」我聽完之後，真的有啼笑皆非的感覺。本來以為這些教授研究所需的文獻，就算每個教授珍惜無比，好歹也是教席的共同資產，卸任之後，就由教席繼任者來支配才是，怎知還有告別禮物或紀念品這一招。雖然東西文化也所差異，「這是我的」可說到處一樣。

不是只有莫札特：薩爾斯堡大學法學博士學程

2009-07-29T20:15:00.000+02:00

從慕尼黑坐普通車往東南方行駛，三個小時後，即將離開德國境內，到另一種德語腔調的國家：奧地利的薩爾斯堡。薩爾斯堡應該有兩件事情讓大家熟悉。第一，這個地方是音樂神童莫札特的出生地，川流不息的遊客，或是進入其房間瞧瞧，或者在外攝影留念。第二件事，則是此地是電影真善美的拍攝地點之一；在主教花園旁的樹林小道，曾是片中女主角與小孩嬉戲的場景。薩爾斯堡現在雖然算是一個小城市，可是好歹以前也是一個公國，除了有屬於自己的大教堂與山上的白色城堡外，還有機場供其使用。這似乎絲毫不讓人意外，在這個詩情畫意的地方，也有座大學，設立了法學院，讓人攻讀法學學業；其中包括法學博士學位。

壹、學程目的

有獨力完成法學著作及培育法學人才

§ 1. (1) Ziel des Doktoratsstudiums ist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Befähigung zu selbständiger
rechtswissenschaftlicher Arbeit sowie die Heranbildung und Förderung d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Nachwuchses (§ 51 Abs. 2 Z 12 UG)

貳、申請條件

申請攻讀法學博士的第一個資格，當然是具備了奧地利大的法學碩士（Diplom- oder Masterstudium)。這樣的碩士，以其法學課程至少達到150點ECTS為前提。

其次則是外國的法學碩士學位（Diplom- oder Masterstudium)。對此，Studienbehörde必須進行同等評價的審查。在同等評價無疑問，可是就整體而言有所欠缺時，可由Studienbehörde規定申請者在博士學程期間通過所要求的考試科目。另外，似乎還有要求先參加準備課程的條件。

(2) Zulassungsvoraussetzung ist der Abschluss eines Diplom- oder Masterstudiums der Rechtswissenschaften (rechtswissenschaftliches Diplom- oder Masterstudium im Sinne des § 54 Abs. 1 Z 6 UG). Die Zulassung kann auch
1. auf Grund des Abschlusses eines Studiums an einer Universität bzw. einer anerkannten inländischen oder ausländischen postsekundären Bildungseinrichtung, das einem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Diplom- oder Masterstudium gleichwertig ist, oder 2. gemäß § 5 Abs. 3 FHStG auf Grund des Abschlusses eines fachlich einschlägigen Fachhochschul-Studienganges erfolgen.
(3) Ob das betreffende Studium die Zulassungsvoraussetzungen im Sinne des Absatzes 2 erfüllt,
hat die Studienbehörde (§ 1 der Satzung der Universität Salzburg) zu entscheiden. Wenn die
Gleichwertigkeit grundsätzlich gegeben ist und nur einzelne Ergänzungen auf die volle Gleichwertigkeit fehlen, ist die Studienbehörde berechtigt, die Feststellung der Gleichwertigkeit mit der Auflage von Prüfungen zu verbinden, die während des Doktoratsstudiums abzulegen sind (§ 64 Abs. 4 UG).

– Zu § 1 Abs. 2: Der Bezug auf § 54 Abs. 1 Z 6 UG stellt zunächst klar, dass es sich bei dem in §
1 Abs. 2 Satz 1 genannten Studien um österreichische Diplom- oder Masterstudien der Rechtswissenschaften handelt. Bei ausländischen Abschlüssen hat daher stets eine Gleichwertigkeitsprüfung iS des § 1 Abs. 2 Satz 2 zu erfolgen.
Ein Diplom- oder Masterstudium der Rechtswissenschaften iS des § 1 Abs. 2 Satz 1 liegt nach
Auffassung der Curricularkommission nur dann vor, wenn es sich um ein Studium handelt, bei dem auf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Wissensgebiete zumindest 150 ECTS-Anrechnungspunkte entfallen.
Zur Frage der Gleichwertigkeit bzw. der fachlichen Einschlägigkeit des Vorstudiums wird der Studienbehörde (nach § 1 der Satzung der Universität Salzburg die Vizerektorin bzw. der Vizerektor für Lehre) empfohlen, die Dekanin oder den Dekan sowie die Promotionskommission (§ 3) als beratendes Organ der Dekanin oder des Dekans zu befassen.

參、學程規劃

博士學程總計三年，須取得180 ECTS點數。其中，博士論文佔150點、完成四個研討課（Seminar）佔20 ECTS、公開的針對博士論文進行回應佔5 ECTS以及特殊表現佔5 ECTS。取得博士論文許可以及針對博士論文回應的評分後，即完成博士學業。

§ 2. Das Doktoratsstudium dauert drei Jahre (§ 54 Abs. 4 Satz 1 UG). Der Arbeitsaufwand für das Doktoratsstudium beträgt 180 ECTS-Anrechnungspunkte. Darin sind die Abfassung der Dissertation (150 ECTS), die positive Absolvierung von vier Seminaren (20 ECTS), die öffentliche Verteidigung der Dissertation (defensio; 5 ECTS) und die Erbringung von Sonderleistungen (5 ECTS) enthalten. Das Studium wird durch die Approbation der Dissertation und die positive Beurteilung der öffentlichen Dissertationsverteidigung (defensio) abgeschlossen.

一、研討課（Seminar)

有關研討課的積分，分成三類進行。

第一類與博士論文完全正相關，必須分兩個學期，在不同的兩小時研討課中取得通過的證明，其積分為10 ECTS。按照第五條第二項所言，這樣的研討課是專門為博士生開設，法學院必須為了博士生的需求提供這種類型的研討課，讓博士生通過研討課的報告與參與，得到批評性的意見，以便博士論文的撰寫。此外，這樣的研討課，可以由多位老師共同舉行；抑或由不同科目的老師來組成。

第二類是所謂法學的基礎研討課，只需要完成一次，可選擇的科目為法制史、羅馬法、法哲學、法社會學與法比較學。積分為5 ECTS。

第三類的研討課，要求博士生在附件所列的博士論文領域中，挑一個跟自己論文無關的科目，做一次研討會報告。積分為5 ECTS。這些可挑選的博士論文領域為：
1. 一般國家與行政學（Allgemeine Staatslehre und Verfassungslehre）
2. 勞公法（Arbeitsrecht）
3.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
4. 歐洲法（Europarecht）
5. 財政法（Finanzrecht）
6. 教會法（Kirchenrecht einschließlich Staatskirchenrecht）
7. 犯罪學（Kriminologie）
8. 法律性別學（Legal Gender Studies）
9. 公法（Öffentliches Recht ：Verfassungsrecht und Verwaltungsrecht)
10. 法制史（Rechtsgeschichte）
11. 法律資訊學（Rechtsinformatik）
12. 法哲學（Rechtsphilosophie）
13. 法社會學（Rechtssoziologie）
14. 法律比較學（Rechtsvergleichung）
15. 羅馬法（Römisches Recht）
16. 社會法（Sozialrecht）
17.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Strafrecht und Strafverfahrensrecht）
18. 公司法（Unternehmensrecht）
19. 行政學（Verwaltungswissenschaften）
20. 國際法（Völkerrecht）
21. 民事程序法（Zivilverfahrensrecht）

最後，最重要的資訊，上述我要求的研討課學分，按照第五條第五項規定，無法抵免。另外，按照第六條規定，每個研討課以十五人為限，如果有申請不到的情形，將會額外開相同的研討課。

§ 5. (1) Während des Doktoratsstudiums sind Seminare im Gesamtausmaß von 20 ECTS-Anrechnungspunkten positiv abzuschließen.
(2) Zwei Seminare (10 ECTS) sind jeweils als zweistündige Lehrveranstaltungen jenem Fach zu entnehmen, dem die Dissertation vorrangig zugehört. Dabei muss es sich um thematisch offene Seminare handeln, die ausschließlich für Dissertantinnen bzw. Dissertanten angeboten werden. Die Fakultät hat für ein ausreichendes Angebot derartiger eigenständiger Seminare in den Dissertationsfächern zu sorgen. Diese Seminare sollen in unterschiedlichen Semestern des Studiums absolviert werden, weil in ihnen der Fortgang der Dissertation in kritischer Diskussion mit den Seminarteilnehmerinnen bzw. Seminarteilnehmern und der Seminarleiterin bzw. dem Seminarleiter begleitet werden soll. Die Seminare können als gemeinsame Veranstaltungen mehrerer Fachvertreterinnen oder Fachvertreter abgehalten werden. Sie können auch fächerübergreifend gestaltet werden.
(3) Ein weiteres Seminar (5 ECTS) ist einem juristischen Grundlagenfach zu entnehmen. Juristische Grundlagenfächer sind: Rechtsgeschichte; Römisches Recht; Rechtsphilosophie; Rechtssoziologie; Rechtsvergleichung.
(4) Das vierte Seminar (5 ECTS) ist einem in der Anlage 1 genannten Dissertationsfach zu entnehmen. Es darf sich dabei nicht um jenes Fach handeln, dem die Dissertation vorrangig zugehörig ist.
(5) Lehrveranstaltungen, deren Absolvierung Voraussetzung für den Abschluss eines Studiums im Sinne des § 1 Abs. 2 oder eines Bachelorstudiums war, können im Doktoratsstudium nicht anerkannt werden. Zudem müssen die beiden Seminare aus dem Fach, dem die Dissertation vorrangig zugehört (Abs. 2) jedenfalls absolviert werden. Eine Anerkennung anderer, bereits absolvierter Lehrveranstaltungen auf diese Seminare scheidet wegen fehlender Gleichwertigkeit aus.

二、特殊表現（Sonderleistungen)

所謂特殊表現，共計5 ECTS，分為下面幾種情形：

1. 開設法學課程；
2. 在學術專業期刊上發表文章；
3. 舉行學術性活動的演講；
4. 成功地通過與論文有關連的課程
5. 申請到有資助的研究計畫。

上述特殊表現，由法學院判定。

§ 7. (1) Sonderleistungen wissenschaftlicher Art im Ausmaß von 5 ECTS-Anrechnungspunkten
sollen den Studierenden die Möglichkeit bieten, Fertigkeiten zu entwickeln, die für ihre weitere berufliche Laufbahn von Bedeutung sind. Darunter fallen insbesondere folgende Leistungen:
1. Abhaltung von Lehrveranstaltungen in juristischen Fächern
2. Publikationen in wissenschaftlichen Fachzeitschriften
3. Vorträge bei wissenschaftlichen Veranstaltungen
4. Erfolgreiche Absolvierung von Lehrveranstaltungen, die mit dem Dissertationsfach in einem
sinnvollen thematischen Zusammenhang stehen
5. Ausarbeitung von Anträgen für geförderte Forschungsprojekte
(2) Die erfolgreiche Erbringung von Sonderleistungen und deren Ausmaß in ECTS-Anrechnungspunkten beurteilt die Dekanin oder der Dekan. Auf Antrag der oder des Studierenden hat die Dekanin oder der Dekan die erfolgreiche Erbringung der Sonderleistungen im Ausmaß von 5 ECTSAnrechnungspunkten zu bestätigen.

肆、博士論文

一、決定論文題目與相關事宜

如前面所說的整個博士學承最重要的部份，就是博士論文了。首先，在第四條第一項中，除了講博士論文所代表的意義外，提到了多人撰寫一本論文的可能性。此時，必須個別博士生的學術能力可以分別評斷。
§ 4. (1) Die Dissertation ist ein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die dem Nachweis der Befähigung zur
selbständigen Bewältigung wissenschaftlicher Fragestellungen dient (§ 51 Abs. 2 Z 13 UG). Die
Dissertation muss eine eigenständige wissenschaftliche Leistung beinhalten, die neue 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se zu Tage fördert. Sie ist als Hausarbeit anzufertigen. Die gemeinsame
Bearbeitung eines Themas durch mehrere Studierende ist zulässig, wenn die Leistungen der einzelnen Studierenden gesondert beurteilbar bleiben (§ 24 Abs. 1 der Satzung der Universität Salzburg).

其次，關於博士論文題目的選擇，就是從上開博士論文研究的領域選擇。然而，跟之前講到漢堡大學博士學程相類似者，乃是攻讀博士者，必須向法學院提出論文題目、研究大綱、詳盡的研究計畫與可能的參考文獻外，還必須向法學院提出所希望的指導教授。

(4) Die Studierenden haben ein Dissertationsthema sowie eine Hauptbetreuerin bzw. einen Haupt-
betreuer und eine Nebenbetreuerin bzw. einen Nebenbetreuer der geplanten Dissertation vorzu-
schlagen. Der Vorschlag eines Dissertationsthemas hat eine Disposition zu enthalten. Die Disposi-
tion muss die Problemstellung (theoretischer Hintergrund) der Dissertation, die mit dem Thema
zusammenhängenden Fragen sowie das Arbeitsvorhaben (Gang der Darstellung, Methodik) in
klarer und verständlicher Form darlegen. Sie muss ferner erkennen lassen, dass das Dissertati-
onsvorhaben zu einer eigenständigen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führt, die neue 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se zu Tage fördert. Eine Strukturierung des Gedankengangs, der geplante Aufbau der
Arbeit sowie ein Literaturverzeichnis sind ebenfalls zwingender Bestandteil der Disposition.

法學院（代表人物為院長），對於上開博士論文的事項，在經過幾到程序後，做出同意與否的判斷。第一，法學院當然要先徵求所建議指導教授的意見。如果評價為正面者，原則上，院長在聽取博士委員會的意見之後，決定所意見的博士論題目是合適。之後，就由院長聽取委員會的意見後，決定指導團隊。該團隊主要指導教授外，還必須包括至少一位協同指導教授；但是，整個團隊，是由主要指導教授來領導。
如果是被拒絕的情形，申請者可以請求學業官署(Studienbehörde)來裁決。又法學院院長四周內沒有拒絕，也視為接受此項論文寫作提議。

(3) Der Dekanin bzw. dem Dekan obliegt die Entscheidung über die Zulassung einer Dissertation,
über die Auswahl der Betreuerinnen und Betreuer, über die Auswahl der Gutachterinnen und Gut-
achter sowie die Auswahl der Mitglieder des Prüfungssenats für die Dissertationsverteidigung.

(5) Zur Disposition sind von der Dekanin bzw. dem Dekan Stellungnahmen von den vorgeschlage-
nen Betreuerinnen bzw. Betreuern einzuholen. Falls die Disposition positiv begutachtet wurde, hat
die Dekanin bzw. der Dekan im Regelfall nach Anhörung der Promotionskommission (§ 3 Abs. 1)
darüber zu entscheiden, ob das vorgeschlagene Dissertationsthema als geeignet befunden wird.
Wenn die Dekanin oder der Dekan das vorgeschlagene Thema für geeignet hält, ist von der Deka-
nin bzw. dem Dekan im Regelfall nach Anhörung der Promotionskommission (§ 3 Abs. 1) eine Be-
treuergruppe einzusetzen, die aus einer Hauptbetreuerin bzw. einem Hauptbetreuer und mindes-
tens einer Nebenbetreuerin bzw. einem Nebenbetreuer besteht. Die Hauptbetreuerin bzw. der
Hauptbetreuer hat die Leitungsfunktion der Betreuergruppe. Im Falle der Ablehnung des Disserta-
tionsvorschlags durch die Dekanin bzw. den Dekan kann die Dissertationswerberin bzw. der Dis-
sertationswerber darüber eine Entscheidung der Studienbehörde herbeiführen.

二、論文審查

論文寫完了，當然就是交稿審查，除了技術性的規定外（如電子檔等），博士論文是由主要指導教授跟由法學院所決定的其他審查人來評分；擔任此項工作者，可不限於一人。評分與審查的期限最高為兩個月。在有重要理由出現時，院長得予以延長。在只有兩位審查人時，且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時候，院長聽取博士學程委員會的意見，找第三位審查人進行論文審閱。審閱的時間也是兩個月為限，必要得延長之。

(8) Die abgeschlossene Dissertation ist bei der Dekanin bzw. beim Dekan in gebundener schriftli-
cher Fassung sowie auf einem elektronischen Datenträger einzureichen. Die Dissertation ist von
der Hauptbetreuerin bzw. dem Hauptbetreuer und mindestens einer/einem von der Dekanin bzw.
dem Dekan im Regelfall nach Anhörung der Promotionskommission (§ 3 Abs. 1) zu bestimmenden
Beurteilerin/Beurteiler innerhalb einer Frist von höchstens zwei Monaten zu begutachten und zu
beurteilen. Diese Frist kann von der Dekanin bzw. dem Dekan aus wichtigen Gründen verlängert
werden. Als Beurteilerinnen bzw. Beurteiler sind habilitierte Personen einer inländischen Universi-
tät (§ 94 Abs. 1 Z 6, Z 7 und Z 8 sowie § 94 Abs. 2 UG) oder Personen an einer akkreditierten Pri-
vatuniversität oder an einer anerkannten ausländischen Universität oder Hochschule mit gleich-
wertiger Lehrbefugnis geeignet. Im Regelfall ist eine externe Beurteilerin bzw. ein externer Beurtei-
ler beizuziehen.
(9) Beurteilt im Fall, dass nur zwei Beurteilerinnen bzw. Beurteiler bestellt worden sind, eine bzw.
einer der Beurteilerinnen oder Beurteiler die Dissertation negativ, hat die Dekanin bzw. der Dekan
im Regelfall nach Anhörung der Promotionskommission eine weitere Beurteilerin oder einen weite-
ren Beurteiler heranzuziehen, die oder der zumindest einem nahe verwandten Fach angehören
muss. Diese oder dieser hat die Dissertation innerhalb von zwei Monaten zu beurteilen. Diese Frist
kann von der Dekanin oder vom Dekan aus wichtigen Gründen verlängert werden.

論文審查人意見一致時，我所理解的處理方式，是將審查人的分數相加，除以審查人的人數，並且四捨五入。如果是第九項所列尋找第三審查人的情況，且審查意見非正面者，則應是拒絕該論文作品。在一開始就是兩人以上的審查人時，半數意見以上為拒絕者，退回論文。

(10) Gelangen die Beurteilerinnen oder Beurteiler zu keiner übereinstimmenden Beurteilung, sind
die vorgeschlagenen Beurteilungen zu addieren, das Ergebnis der Addition durch die Anzahl der
Beurteilerinnen oder Beurteiler zu dividieren und das Ergebnis auf eine ganzzahlige Beurteilung zu
runden. Dabei ist bei einem Ergebnis, das größer als .5 ist, aufzurunden. Erfolgt im Fall des Abs. 9
eine weitere negative Beurteilung, so ist die Dissertation jedenfalls negativ zu beurteilen. Falls von
vornherein mehr als zwei Beurteilerinnen bzw. Beurteiler eingesetzt sind, gilt eine Dissertation je-
denfalls dann als abgelehnt, wenn mindestens die Hälfte der Beurteilungen negativ ist.

三、公開展示

論文應被法學院接受者，應進行為期兩星期的公開展閱。有資格閱讀者為博士以上資歷的大學老師。

(11) Eine positiv beurteilte Dissertation ist zusammen mit den Beurteilungen für eine Frist von zwei
Wochen zur Einsichtnahme für alle promovierten Universitätslehrerinnen und Universitätslehrer der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Salzburg aufzulegen. Die Dekanin oder der De-
kan gibt spätestens einen Tag vor der Auflegung den Ort und die Zeit der Auflegung, das Thema
der Dissertation und die Namen der Verfasserin bzw. des Verfassers sowie der Beurteilerinnen
bzw. Beurteiler bekannt. Zusätzlich sind die Beurteilungen als pdf-Dateien online in einer Weise
verfügbar zu machen, dass nur die promovierten Universitätslehrerinnen und Universitätslehrer der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Salzburg darauf zugreifen können (Einrichtung
eines shares mit begrenzter Zugriffsmöglichkeit).

伍、回應（Dissertationsverteidigung (defensio)

完成上面所說的條件者，就進入了回應論文的程序；也可稱為論文口試。口試委員為五位，主要指導教授為主持人，其他成員由院長聽取博士學業委員會意見後任命之。口試進行方式，先是由博士生報告論文的內容與研究成果。然後由口試委員提問。提問的內容，除報告的內容外，也將論文書面審查意見納入範圍，評價論文提出者對於所涉及專業領域的掌握能力與熟悉度。然後，就是由旁聽者對報告人提出問題。最就是進行口試的評分。

§ 8. (1) Die Zulassung zur öffentlichen Verteidigung der Dissertation setzt die positive Beurteilung
der Dissertation (§ 4), den positiven Abschluss der Seminare (§ 5) und die Erbringung von Sonder-
leistungen (§ 7) voraus.
(2) Die öffentliche Dissertationsverteidigung wird von einem aus fünf Mitgliedern bestehenden Prü-
fungssenat nach Maßgabe des § 18 der Satzung der Universität Salzburg durchgeführt. Die
Hauptbetreuerin oder der Hauptbetreuer übernimmt den Vorsitz des Prüfungssenats. Die übrigen
Mitglieder des Prüfungssenats sind von der Dekanin oder dem Dekan im Regelfall nach Anhörung
der Promotionskommission zu bestellen (§ 3 Abs. 2).
(3) Die Dissertationsverteidigung beginnt mit der Präsentation der Inhalte und Ergebnisse der Dis-
sertation durch die Dissertantin oder den Dissertanten.
(4) Daraufhin befragen die Mitglieder des Prüfungssenates unter Einbeziehung der Dissertations-
gutachten die Dissertantin oder den Dissertanten über die Inhalte der Dissertation mit dem Ziel, die
Beherrschung des Fachgebietes, dem die Dissertation zugehörig ist, zu evaluieren.
(5) Anschließend können die Zuhörerinnen und Zuhörer unter Moderation der oder des Vorsitzen-
den des Prüfungssenats Fragen an die Dissertantin oder den Dissertanten richten.
(6) Die Beurteilung der Verteidigung erfolgt nach Maßgabe von § 18 Abs. 4 und 5 der Satzung der
Universität Salzburg, wobei die Gesamtleistung der Dissertantin oder des Dissertanten bei der Verteidigung zu beurteilen ist.

陸、想法

首先，奧地利跟德國不同，法律系非國家考試學程，而是跟台灣一樣，分為學士（LLB）、碩士（LLM）以及博士課程。而碩士課程，分成Diplom 或Master兩種。

其次，在申請入學資格部分，並沒有要求繳交指導教授，且第三條有關博士學程委員會處，被賦予選擇指導教授的任務，加上博士課程的規劃，由此推論，申請入學者，可能在申請時，必須想好自己的題目，並且最好寫一份論文研究計畫。當然，因為法學院本來就有碩士課程，所以也可能在入學時，就已經跟大學教授形成指導默契。因此，外國學生想要申請的話，應該還是可以先跟法學院的教授聯繫，取得指導同意書。這個部分，還是要進一步跟受理的大學負責人聯絡，看看實際個案中，應該要繳交多少文件。

再其次，申請資格者的要求，並沒有明確要求分數，因此會有兩種想法：第一、比照德國大學的方式辦理（平均以上、高於平均或者碩士論文要到高於平均以上等等）；第二、另一種想法，則是只要有碩士學位，通過同等評價審查，都可以入學；只不過在分數有疑問時，會要求在入學後通過一定的考試。這點也是具體申請之後，才會明瞭。

第四點就是有關研討課的進行。很顯然，薩爾斯堡大學用研討課幫助博士生順利在三年內完成學位。除了博士論文研討課必須分兩個學期進行外，其他兩類，隨參與者意願安排。原則上，姑且不討論博士生本身的德語系國家專業知識的能力，如果在之前完全沒有在德語系國家中上過課，當然會建議用第一年的時間，先完成基礎與他類專業科目的研討課，然後在第二年的時候，進行博士論文的研討課。

第五點，就是學費與德語能力。原則上，通過DSH 2或TestDaF 4，應該是符合德語的要求。至於學費，則是要有繳交的心理準備。

附註：照片為大教堂前的下棋處。

Königssee und St. Bartholomä

2009-07-28T10:11:00.002+02:00

原來如此

2009-07-27T19:28:00.004+02:00

昨天是禮拜天，吃完晚飯後，儘管飽飽的，還是把電腦螢幕調向床鋪的方向，我靠著被子與枕頭坐在床頭，看著可能的影片，不知道是甚麼時候，我覺得眼皮重重的，似乎要我將這種養豬人生發揮到極致，索性就倒頭就睡。大概是睡得太早，所以，凌晨兩點半的時候突然驚醒。本應將燈打開，好好梳洗，坐到書桌唸點書，減低內心的罪惡感。可是，似乎對自己這樣的行為，感覺有愧於周公，就將手機的鬧鈴聲，調到三點半；就在睡一個小時好了。果然，三點半的時候，我被吵醒了。我坐在床邊，看著書桌。就這樣一步的距離，還是輸給了九十度倒在床上的快感。我內心渴望不要貪戀這一時的快意，四肢卻興奮地伸展開來，新換的被套似乎舒服的很，將它與被子蓋在身上，似乎一點也不奇怪！就這樣，我又在床上賴到五點半，等我上完廁所，回到書桌，才發現有一件看似緊急的事情等著我。

我因為手機開著震動，所以絲毫不曉得，圖書館的同事Eugen，既了一封簡訊給我。他寫道：「hi！Kannst du bitte morgen von 8 bis 12 arbeiten? Bin nicht in München. Kann erst morgen nachmittag kommen. Danke!」這封簡訊是禮拜日六點多寄給我的。因此我急忙在隔天早上的六點回信給他，如果沒找到人的話，那我就幫他代班。他說ok！就這樣，我吃完早飯後，換裝完畢後，我就去學校圖書館上班了。

還沒到圖書館前，我看了手上的手錶，時間大概七點五十五分。按照我的推測，Frau Amschler已經到了，並且讓大家進到圖書館裡面。事實卻非如此。我看到大概快到十位的學生，在圖書館門口前排隊。這些早起的鳥兒，似乎還是要等八點才有蟲吃。我上前去，透過玻璃窺視裡面的狀態，看到Frau Amschler在裡面走動著，就在敲了敲玻璃，示意我要進去上班。Frau Amschler似乎並不訝異我的出現，也就開了門，讓我與其他人一起進來。Frau Amschler說：「Eugen跟她說，我今天幫他代班。」原來如此阿！按照例行的工作，我找了一張櫃檯的椅子，開始工作了！過了差不多五分鐘到十分鐘，希臘籍同事Maria也來上班了。我們稍微互道早安與閒聊後，就一起開始八點到十二點的工作。誰都覺得部會再有人出現了吧！可是在大概八點二十分的時候，巴西同事Emerson卻打開了門，走了進來。

我看著他感到訝異，他看到我坐在位置上也覺得奇怪。他問我今天有班嗎？我回答說：「我幫Eugen代班。他沒有跟你換班嘛？」「沒有！今天我照常上班啊！」：Emerson說到。看來，需要有人搞清楚到底發生甚麼事了。不一會兒，Frau Amschler也走進來，對我談起：「Eugen應該是明天早上有排班，他應該是搞錯了才對。」所以我應該明天幫他代班。我心想也對，因此就將東西收一收，讓出位置給Emerson。本來我也沒有特別理會，然而，我卻想到，我今天其實應該從中午十二點工作到晚上十二點，由於我幫Eugen代過班，他今天應該幫我在晚上八點到十二點工作。根據此等緣故，Eugen簡訊的意思，應該是問我是否可以幫他先做今晚的工作。正當我想打電話給Eugen，確認他的原話時，Rami進到圖書館來。我先問他是否知道Eugen在哪，然後問他簡訊的意思。他剛開始也以為是今天早上八點到十二點，經過我一番解釋之後，他借我電話打給Eugen。等我跟Eugen確認完本意之後，我更確定今天我要從中午十二點工作到晚上十二點。

現在我已經連續工作八小時了。奇怪的是，我竟然熊熊睡去。下午的哈欠，也短暫地出現一、兩次，其他時候，都在被太陽無情地又緩慢地折磨著。我忽然想到，如果我今天果然兩點起床，在書桌前正襟危坐，我可能還沒到早上十點的時候，就要不支倒地，如果不是貪戀這微醺的睡意，我豈能早上八點出現在圖書館，並且有朝氣地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事前囤積足夠的彈藥，我又怎麼可以從早上六點到現在，一直處於清醒的狀態；更別說現在寫下這篇Blog。現在，還有倒數三個小時，我就可以回家了，十二個小時的工作就可以結束了。可是為何我八點到十二點的同事Natalia到現在還沒出現？？？又有人裝孝維了嘛！不管了，加油，三個小時倒數開始！！！

地方自治（二）：住民自治

2009-07-26T00:17:00.002+02:00

在台灣法學界談地方自治，權威性的意見，當然非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莫屬。在我自己看過的有限大法官解釋中，應以釋字四九八號解釋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本號解釋中，大法官對於台灣憲法有關地方自治的想法，做了基本的鋪陳。解釋文一開始就表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產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或行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在解釋理由書中，大法官詳細地表示以下的看法：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憲法於第十章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除已列舉事項外，憲法第一百十一條明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一縣性質者則屬於縣，旨在使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區域內之事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權。地方自治團體在特定事務之執行上，即可與中央分權，並與中央在一定事務之執行上成為相互合作之實體。從而，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享權力行使之主體，於中央與地方共同協力關係下，垂直分權，以收因地制宜之效。憲法繼於第十一章第二節設「縣」地方制度之專節規定，分別於憲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直轄市、縣與市實行自治，以實現住民自治之理念，使地方人民對於地方事務及公共政策有直接參與或形成之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亦係本諸上述意旨而設，地方制度法並據此而制定公布。
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以及中央與地方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有行政與立法機關之自治組織設置，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罷免之，此分別有憲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二十六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第五十五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條、第二條、第六十九條等規定可據。...

基本上，大法官用了制度性保障、垂直分權與住民自治三種不同的思路，來闡述憲法的地方自治，與本文討論脈絡相關者，乃是後二者。垂直分權乃是權力分立的一環。為避免權力集中在一人與一個層級，我們不僅需要水平的分權措施（行政、立法、司法等等），也需要垂直的分權架構。其消極的意義在於，國家權力經由層級間的節制，可達到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功效。相對地，其積極意義則是，經由層級間的分工，順遂國家任務的達成。根據此一前提，各層級應如何區分、制衡與分工，固然依照憲法規定辦理，實質上，則是取決於制憲者所決定之各層級自治規模與事務。此處，本於住民自治的想法，各個自治團體的形成與行為，當然必須回歸到該自治團體轄區內住民之意志。在自治組織方面，當然就是我們常說的「選票」；若對自治團體行為進行徵詢，則是所謂的「公民投票」。兩者也是民主國家中常見的兩種表達民意之方式。儘管如此，住民自治是無法與地方自治直接劃上等號，地方自治也非以住民自治為唯一的考量。除了住民自治外，尚須兼顧制憲者在憲法第一百零七條至第一百十一條，以列舉與概括條款所做的任務分配。

據此，儘管制度性保障、垂直分權與住民自治有著共同的議題，但是三者所欲追求的目的與功能，還是有所區別。在討論鄉鎮市自治時，是無法單單純以住民自治為唯一個考量，還需兼顧制度性保障與垂直分權的觀點。尤其，當自治任務不存在或者功能不明顯時，在憲法所設定的框架之外，再增設一個層級，恐有尾大不掉的疑慮。更何況，立法者增設鄉鎮市自治層級，雖然加強化「在地性」的需求，吾人也必須思考，是否此一層級的設立，已然侵犯了縣（市）自治的憲法保障。

住民參與

待續...

附註：遠眺慕尼黑市政廳

地方自治（一）：框架性條件

2009-07-23T15:58:00.005+02:00

今天我上網後，傻丁貼了以下的文章給我，並問我一些問題。這篇文章很有趣，內容提到一些實地訪談的經驗，讓人瞭解德國巴伐利亞人是如何經營自己所在的城鎮；這篇文章，因為也是一篇訴求性文章，讓人必須認真看待所訴求之事。

框架條件

這篇文章是從德國鄉鎮的現況出發，勾勒出一個德國地方自治的圖像。這個圖像，我是相信的；可是這個圖像的背後，卻是被忽略的。人們必須瞭解一個大命題，德國是聯邦制國家，在聯邦與邦之間，不存在地方自治的問題，而是「國與國的對話」。因此，各邦要如何經營自己的內部，按照德國基本法第三十條規定，原則上屬於各邦自己的事務；也就是說，各邦自己決定自己內部的地方自治事務。可是，繼續翻閱基本法的條文後，大家會發現，基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確立了鄉鎮的自治，受憲法所保障。這條基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條文，源自於威瑪憲法第一百二十七條，按照威瑪以來的通說，乃是鄉鎮自治，流傳已久的公法制度，受憲法制度性保障，不因實施新憲，就該廢棄、掏空或者喪失其本質性功能。這樣本來屬於各邦的內部事項，提升為聯邦層級的共識，又因為基本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各邦如何決定地方自治，必須受到前揭憲法條文的規範，不得偏離。

這樣的規範框架，不但在台灣憲法本文未曾見過，也沒有出現在增修條文中。向來，制憲者與修憲者所要求之基礎的地方自治，乃是縣（市）自治；也只有這樣以上的自治層級，受憲法所保障。鄉鎮市自治，只是立法者自行創造出來的自治層級，只有一般性的法律保障，廢除這樣的自治層級，絲毫沒有違憲與否的問題。根據這樣的事實發展，我個人是反過來要先問，如果制憲者與幾次的修憲都沒有將鄉鎮市自治納入憲法之中，為何台灣從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要有這樣自治層級？如果我們應該要認真看待制憲者與修憲者所表達的文字，何以立法者可以逕行偏離條文文字，設計一個鄉鎮市自治？最後，如果公民投票這樣的問題，以憲法容許性出發，為何憲法不容許，還是要有這樣的自治層級？這些問題，似乎要進一步來思考與討論。

住民自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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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升格不應忽略地方自治

作者：彭渰雯(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吳勁毅(慕尼黑工業大學博士候選人)、溫炳原(台灣綠黨前秘書長)

這個（七）月初，我們拜訪了德國南部下巴伐利亞區一個名為Furth的小鎮，並且與綠黨籍的鎮長Gewies先生進行了長達七個小時的深度訪談和實地探勘。 Furth的面積約21平方公里，與台北的南港區或中和市差不多，但只有3500位居民。然而人口雖少，做為德國最基層的自治單元，鎮長仍擁有完整的自治權，包括立法、人事、都市計畫、財政、徵稅等自治權力；以及充沛的預算資源──每年光是稅賦所得就有約600萬歐元（將近2億8千萬台幣）。

因為這樣有利於自治的制度性條件，加上Gewies鎮長透過充分的資訊公開和誠意的溝通，因此在1996當選後，成功營造地方生存的休戚與共感，進而贏得其他政黨的14位鎮代表的信任甚至分工協助，得以實踐其營造一個永續生態市鎮的承諾與政見。包括立法規定Furth全鎮的暖氣系統一律採用可再生能源；發展太陽能供學校用電；將一片已經被佔為農地耕作數十年的河川地逐步買回或換回，恢復河川地完整的生態棲地與滯洪功能等。Gewies的功績當然不僅止於生態保育，他在推動中學教育結合社區、營造友善的老人安養環境、提供邊緣居民工作機會等政策上，也都透過細緻的規劃和準確的執行，而獲得明顯成效。

誠然，並不是所有德國居民都像Furth小鎮鎮民一樣，可以在短短幾年內營造出令規劃專業界嘖嘖稱奇的綠色奇蹟。但是在同一套地方自治制度下，德國任何城市或鄉鎮的居民，至少對於自己居家附近的生活與活動空間會如何改變（不論是蓋入一顆大巨蛋、看守所或是農地突然被劃為科技園區），不會像台灣的社區居民一樣，因為無從干預而充滿無力感或疏離。

就在同一時間，台灣社會正因四個縣市升格改制案，引起一陣沸沸揚揚的討論。贊成者宣稱縣市升格有助於加強國家競爭力與行政效率，反對者批評升格改制的過程草率，且可能造成區域發展失衡、二等國民和國家財政夢魘等問題。而做為直接利害關係人的台南縣等鄉鎮市長與代表，則連署要求所謂「落日條款」，即改制直轄市之後仍暫時維持民選區長、區代表，並研擬退職金及轉任區諮詢委員等配套辦法。

在這麼多的討論中，很遺憾卻不意外地，我們並未看到升格案對我國地方自治可能產生的影響，受到應有的重視。「直轄市的區長就該官派」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我們要問，當所有地方社區的發展與課題，全部轉移到直轄市議會層級才能溝通與做決定時，對於我國民主政治與社區發展難道不是一大危機？

當台灣各城鄉社區的居民，愈來愈感受到她們對於週邊環境的開發或改變完全沒有說話的資格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質疑：一味迷信於大尺度才能「與國際競爭」，卻離居民生活愈來愈遠的國土規劃，究竟滿足了誰的利益？當人民在實然上對於日常生活周邊的事物無權過問，我們又何能抱怨大眾對於公共事物參與的冷漠，或冀望成熟的公民社會突然由天而降？

早在1996年所謂的國發會「共識」時，就一直有「鄉鎮市長官派」即可杜絕黑金政治的迷思。但是熟悉地方政治生態的人都可以想像，官派並無法改善地方黑金派系問題，只是讓這些官派位置成為大黨對地方派系的酬庸或利益交換籌碼。現行地方自治之所以有黑金特權等問題，與基層行政部門的資訊不公開（特別是各種評審與採購過程），社區居民則覺得自己永遠搞不懂也無法影響決策而乾脆不聞不問，有很大關係。我們需要的是貫徹地方治理的資訊公開，壯大社區監督的力量，讓有心地方事物的居民都可以成為「地方派系」，而非以黑金為門檻，這才是真的民主國家。

如果地方的發展沒有相應的民主授權與監督過程，而僅由缺乏自主權力與資源的官派區長來執行，不可能真正以社區需求為主體，並且接受社區居民究責。因此我們主張，趁這次縣市升格的地方制度法修正之際，應全面檢討直轄市區長官派的制度，讓「區」與「鄉鎮市」同樣成為最基層的民選自治單元，並且規劃提高地方自治的制度性條件，由下而上，拉近政治與人民生活的距離。

出處：http://e-info.org.tw/node/45165

附註：Landshut的市政廳

憂歡不成派對

2009-07-20T10:47:00.003+02:00

七月四日，是美國的國慶，跟德國的慕尼黑，可說一點關係也沒有。可是就在這天，舉行了一年一度的Oper für alle。上演的戲碼，是華格納的天鵝騎士。老實說，我本來也不知道有這檔事。因為吃完飯，覺得該出去逛逛，就索性從國王廣場步行到瑪麗安廣場。接者，在從瑪麗安廣場北上，準備到Odeonplatz。就當我路過Trambahn行駛的軌道時，從歌劇院的方向，傳來陣陣地演唱聲，當我將頭望那頭瞧去時，感覺歌劇院前方的廣場，人潮竄動著。由於好奇心使然，就轉了彎，前往皇宮與歌劇院的廣場。
這時，我才瞧了明白：原來透過舞台與大螢幕，將劇院內的表演，傳遞給廣場上的民眾。要用「黑壓壓的一片」來形容觀賞的人潮，實在是言過其實。令人可觀的人群佇足、觀望、欣賞，甚至席地而坐，卻是一點也不誇張。當下，你也會覺得自己是那一分子，不由自主地雙眼凝望著遠方的螢幕，不聽使喚地拉起耳朵聆聽這齣歌劇的美妙之處。儘管如此，讓我感到好奇的是，明明是華格納的歌劇，怎麼劇中主角，竟穿起牛仔褲與T-Shirt，誇張地左右著臉部的表情與神經。

在回程時，我從卡洛琳紀念碑回到國王廣場。就在自己的心情還蕩漾在不久前的愉樂時，怎知幾秒鐘的時間，在城門前發生這樣的慘劇。圖面中帶點藍色的小轎車在加速過了圓環後，不知是方向盤卡住，還是想來一個扭力迴轉，毫不思索地穿越中線，往對面車道迎面而來的紅色小轎車撞去。這部倒了八輩子大楣的「小紅」，就好像被人突然襲胸一般，驚嚇地跳到行人與腳踏車道上，接著就在兩著之間，因為這樣不愉快地氣氛，冒起了黑煙。剎那間，我好似從睡夢中驚險過來，看著眼前無法置信的悲劇。短短兩三個小時的時間內，竟是這樣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叫盧森堡：盧森堡大學博士學程

2009-07-18T07:59:00.003+02:00

今天起床，有點無聊，除了想看看「救命病棟24小時」第四部的特別篇外，不知不覺地，自己逛到盧森堡大學。這所大學，跟台灣的學制近似，提供學士、碩士與博士學程。法律系並沒有單獨的學院建制，而是與經濟、財務合併為一個「法律、經濟與財務學院」。

一、博士學程可能性

按照盧森堡大學的資訊，該校針對法律專業，提供攻讀博士學位的可能性，並且允許雙博士生的身分，亦即共同接受盧森堡大學以及在其他國家的大學教授的指導。

下面畫線處，可連結到大學網頁。同樣的名稱處，可以下載指導教授名單。

Die Universität Luxemburg bietet ihren Studierenden die Möglichkeit zur Promotion

Unter den verschiedenen Forschungseinheiten der Universität Luxemburg finden Sie die Liste der Lehr- und Forschungskräfte, die zur Betreuung einer Doktorarbeit in Ihrem jeweiligen Fachbereich befugt sind. Neben der Promotion an der Universität Luxemburg ist auch ein so genanntes Doppeldoktorat möglich, was bedeutet, dass die Betreuung gemeinsam durch eine Lehr- und Forschungskraft der Universität Luxemburg und eine ebenfalls zur Betreuung befugte Lehr- und Forschungskraft einer ausländischen Universität erfolgt.

Die Universität kann Doktortitel in folgenden Bereichen verleihen:

Biologie,
Chemi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Finanzwirtschaft,
Geographie,
Geschichte,
Informatik,
Ingenieurswissenschaften,
Management,
Mathematik,
Philosophie,
Literatur,
Physik¹,
Politikwissenschaft,
Psychologie,
Recht,
Sozialwissenschaft,
Sprachwissenschaft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二、申請前提：

申請者必須要具備碩士學位或其他同等的結業證書。

申請者必須要找到指導教授

Das Bureau des Etudes Doctorales (BED) ist für alle Verfahren und Fragen zuständig, die mit einem Doktorat zusammenhängen.

Das BED ist Ihr Ansprechpartner während Ihres Studiums.

Die Universität kann Doktortitel in folgenden Bereichen verleihen: Biologie, Chemi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Finanzwirtschaft, Geographie, Geschichte, Informatik, Ingenieurwissenschaften, Literatur, Management, Mathematik, Philosophie, Physik, Politikwissenschaft, Psychologie, Recht, Sozialwissenschaft, Sprachwissenschaft,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Bewerber können sich das ganze Jahr über für ein Doktorat einschreiben .

1. Schritt: Sie erfüllen folgende Voraussetzungen

Sie besitzen einen Masterabschluss oder einen gleichwertigen Abschluss.

Sie haben einen Doktorvater für die Betreuung Ihrer Doktorarbeit gefunden:

Fakultät für Rechts-. Wirtschafts- und Finanzwissenschaften

二、選擇註冊身分

這裡主要是要求註冊為博士生者，要清楚告訴大學如何進行自己的博士學業。有以下幾種身分可供選擇：助理、有研究獎學金的博士生、研究計畫的博士生以及自給自足。

2. Schritt: Sie wählen Ihren Status

Als Doktorand können Sie den Status eines Assistenten, eines Doktoranden mit Forschungsstipendium, eines Doktoranden im Forschungsprojekt oder eines Doktoranden ohne Finanzierung über die Universität haben.

Der Hauptunterschied liegt in der Finanzierung des Promotionsstudiums.

Bitte beachten Sie: Ein Doppeldoktorat (Cotutelle) ist in allen Fällen möglich. Der Bewerber kann und muss sich allerdings einschreiben, auch wenn er die Partneruniversität noch nicht kennt.

三、註冊

這部分當然是取決於申請者註冊為博士的條件與最後選擇身分。

（一）助理：

1.依照公告申請為助理並且接受。

2. 網路上完成註冊程序，並將學歷文件寄給大學的負責單位BED

3. 指導教授向BED表達接受為博士生，並且申明工作範圍。

4.BED申請註冊許可。

5. 繳交為學費後，完成註冊。

6. 簽署工作契約。

Assistent/in

1. Sie haben sich auf eine Anzeige als Assistent beworben und wurden angenommen.
2. Sie schreiben sich online ein und schicken Ihre Unterlagen an das Bureau des Etudes Doctorales (BED): Formular
3. Der Doktorvater schickt einen Antrag auf Annahme eines/r Doktoranden/in und eine Aufgabenbeschreibung an das BED.
4. Das BED beantragt beim Rektor die Zulassung zur Immatrikulation.
5. Mit Bezahlung der Studiengebühren ist die Immatrikulation beendet.

6. Sie unterzeichnen Ihren Arbeitsvertrag in der Personalabteilung der Universität.

（二）獎學金資助之博士生

1. 先找指導教授。對此需提出研究計畫或打算進行的事項。

2. 線上填表申請，並且相關文件寄給BED。

3. 指導教授向BED申請該員為博士生。

4. 申請獎學金。請到所述網站提出申請，然後會得到一份所應提交的文件。

5.BED申請註冊許可。

6. 如果FNR同意這個獎學金申請，他們會繳交學費，並且完成註冊。

Doktorand/in mit Forschungsstipendium

1. Sie suchen einen Doktorvater für die Betreuung Ihrer Doktorarbeit. Dafür benötigen Sie eine kurze Beschreibung Ihres Vorhabens.
2. Sie schreiben sich online ein und schicken Ihre Unterlagen an das Bureau des Etudes Doctorales (BED): Formular
3. Der Doktorvater schickt einen Antrag auf Annahme eines/r Doktoranden/in an das BED.
4. Sie reichen Ihren Stipendiumsantrag beim BED ein. Wenn Sie den Antrag auf der Website www.fnr.lu ausgefüllt haben, erhalten Sie hier Hinweise für die Zusammenstellung Ihrer Unterlagen.
5. Das BED beantragt beim Rektor die Zulassung zur Immatrikulation.
6. Wenn der Fonds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FNR) Ihrem Antrag stattgibt, bezahlen Sie die Studiengebühren, und die Immatrikulation ist beendet.

（三）研究計畫成員的博士生

1.線上完成註冊，並將相關文獻繳交給BED。

2.博士指導教授提出博士生申請，並且載明工作範圍。

3. BED申請註冊的許可。

4. 繳交學費後完成註冊。

5.簽署工作契約。

Doktorand/in im Forschungsprojekt

1. Sie schreiben sich online ein und schicken Ihre Unterlagen an das Bureau des Etudes Doctorales (BED): Formular
2. Der Doktorvater schickt einen Antrag auf Annahme eines/r Doktoranden/in und eine Aufgabenbeschreibung an das BED.
3. Das BED beantragt beim Rektor die Zulassung zur Immatrikulation.
4. Mit Bezahlung der Studiengebühren ist die Immatrikulation beendet.
5. Sie unterzeichnen Ihren Arbeitsvertrag in der Personalabteilung der Universität.

（四）自給自足的博士生：

1. 找到教授；對此需要研究計畫或敘述自己所欲完成事項的文件。

2. 線上申請註冊，並將文件寄給BED

3. 指導教授向BED表達接受為博士生。

4. BED申請大學註冊許可。

5. 繳交學費後，完成註冊。

Doktorand/in ohne Finanzierung über die Universität

*DAED: Demande d'acceptation d'un étudiant doctoran

四、想法

（一）因為沒有看到學程的章程，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樣的學歷文可以被接受？一定要該校的碩士證書，還是可以接受歐洲成員國的碩士證書，抑或是其他國家的碩士證書。所要求成績為何？也是一個問題。對此只能跟下面這個單位聯絡。

Bureau des Études Doctorales
Service des Études et de la Vie Étudiante
Université du Luxembourg
CAMPUS LIMPERTSBERG
162a, avenue de la Faïencerie
L-1511 Luxembourg
Tel.: (+352) 46 66 44 6312
Fax: (+352) 46 66 44 6760
E-Mail: virginie.mucciante@uni.lu

（二）語言能力，由於網頁上的教授以及介紹的語文，並且考量「荷比盧」為歐洲國際化與歐洲化重鎮，我認為德語可能並非是優先的語言能力，反而是英語與法語。

（三）由於也沒有看到整個博士學程的進行方式，所以也是必須跟BED聯繫方能瞭解原貌。

Ehre, aber wessen?

2009-07-03T23:43:00.001+02:00

Im 8 und 9 Jahrhundert trat der Meister Yu Han(韓愈) als chinesischer Dichter und Essayist auf der Bühne. Obwohl er als Diener des Kaiserreichs eine nicht besondere erfolgreiche Karriere machte, bezeichnete er sich allerdings als größter Prosa-Autor der Tang- und Song-Dynastie. Er appellierte nämlich an eine Wiederbelebung des Schreibstils in der Han-Dynastie. Darüber hinaus verwarf er bekräftigend den Gedanken vom Daoismus und Buddhismus. Trotzdem hatte er nie daran denken können, dass ein juristischer Streit über sein Persönlichkeitsrecht nach seinem Tode ausgelöst wurde. Denn seine Ehre wurde über tausenden Jahre erst verletzt.

Es geht um die Angelegenheit, die in den 70er Jahren auf Taiwan geschehen war. Herr Guo(郭壽華) veröffentlichte in der Zeitschrift(潮州文獻雜誌) einen Aufsatz. Damit vertrat er die Meinung, dass Yun Han in 潮州 an den Krankheiten bezüglich der sexuellen Handelungen leide und dadurch dessen Körper ziemlich geschwächt werde. Zwar hat dies mit seinem Tode keinen unmittelbaren Zusammenhang, aber führte bereits die Ärger eines Nachfahren von ihm herbei. Daher wurde Herr Guo wegen des Verstoßes gegen § 312 StGB iVm. 234 V StPO angeklagt, wonach ein verstorbener Vorfahr anderes grundsätzlich nicht beleidigt werden darf. Dagegen brauchte er das Argument vor, dessen in Rede stehende Aussage auf die Biographie von Yun Han(韓愈志) zurückzuziehen ist. Damit werde die daraus abgeleitete Tatsache bestätigt, dass er wegen der genannten Krankheiten ungesund sei. Diese Verteidigung wurde wahrscheinlich nicht vom Gericht der ersten Instanz in Taipeh angenommen. Es begründete sein Urteil hauptsächlich damit, dass der Angeklagte in seinem Aufsatz über Yun Hans privaten Verhalten sprach, die für Gemeinwohl irrelevant seien. Schließlich wurde die Geldstrafe über Herrn Guo verhängen.

Während Herr Guo zu bedauern war, stieß das gegen ihm getroffene Urteil in unterschiedlichen Bereichen auf Kritiken. Für Juristen kommt zunächst eine richtige Auslegung der Tatbestände von § 312 StGB iVm. 234 StPO in Betracht. Dabei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der Klageberechtigung, d.h. Verwandte in gerader Linie. Sowohl das StGB als auch StPO selbst bietet keine eigene Definition an. Unter dieser Voraussetzung orientierte das zuständige Gericht sich an § 967 BGB. Danach wird unter den Verwandten in gerader Linie der Kreis der Personen verstanden, deren eine von der anderen abstammt. Eine zeitliche Beschränkung dazu sieht man nicht vor. Dementsprechend gang die zulässige Klageberechtigung durch den Nachfahren von Yun Han einher. Dagegen ist man jedoch der Auffassung, dass sich der Grad der Verwandtschaft nach dem Strafgesetzbuch vom Tang-bis Ching-Dynastie bestimmen solle, so dass Nachfahren, die über den fünften Grad der Verwandtschaft hinausgeht, nicht mehr Klageberechtigt seien.

Die oben gerade beschriebene Lösung bezeichnet sich als eine teleologische Reduktion. Die dient dazu, dass die Strafbarkeit des § 312 StGB nicht zu einer Hindernis der Wahrnehmung der Meinungsfreiheit wird. Aber innerhalb des fünften Grades bleibt die Hindernis unverändert, nämlich dass eine Meinungsäußerung gegenüber der persönlichen Ehre eines Verstorbenen von vornherein gegeben ist. Aus diesem Grund ist eigentlich darüber nachzudenken, ob diese angesprochene Konstellation mit Belangen des Strafrechts in Übereinstimmung steht. Hierbei spielt es eine große Rolle, ein einschlägiges Rechtsgut zu identifizieren. Sobald keines vorhanden ist, muss das Wegfallen eines diesbezüglichen Delikts vorgenommen werden. Wenn man von dieser Formel Gebrauch macht, kann man im Yun Hans Fall es bemerken, dass kein Grundrechtsträger einschließlich seiner Interessen betroffen sind. Insoweit liegt das Rechtsgut als solches nicht vor.

Im Grunde genommen ist die Strafbarkeit des § 312 StGB auf das Vertretungsargument gestützt, dass sich ein Nachfahr bei der Beleidigung um die persönlichen Ehre seines Vorfahren kümmert. Sollte man das Argument für begründet halten, taucht hinsichtlich des verfassungsrechtlichen Gesichtspunkts auch ein Zweifel daran auf, dass es mit der Gewährleistung der Grundrechte vereinbar wäre. Dass die Adressaten der Grundrechte die Rechtsprechung umfasst, ist nach überwiegenden Meinungen vertretbar. Offensichtlich verkennt das zuständige Gericht die Grundrechte im Sinne des Art. 11 TWVerf, so dass eine grundrechtskonforme Auslegung bei seiner Entscheidung nicht berücksichtigt wird. Wenn es die Auslegung einbezogen gehabt hätte, wäre eine sorgfältige Abwägung eingeführt worden. Peinlich war damals nicht der Fall. Vielmehr wich dieses Gericht vom verfassungsrechtlichen Gesichtspunkt willkürlich ab.

指標與意義（二）

2009-06-16T23:23:00.004+02:00

今天晚上聽了一場演講，主講人是德國聯邦外交部與經濟部的法律人。這個演講的目的很簡單，讓大學法律系學生瞭解德國對外工作的狀況與實習的可能性；算是另類的徵才活動。

按照演講的內容，如果想要去德國的外事單位工作或實習，除了須具備德國國籍且三十二歲以下外，當然必須要完成大專以上的學業，並且要掌握二到三個外國語言。通過書面或網路報名後，會邀請參加筆試與口試，看看是否合乎工作的需求。對此，就有德國學生提問，大學畢業的成績也有要求嗎？主講人說道：「有拿到學位是最重要的！至於成績，原則讓當然是平均以上，可是，請大家仔細想想，到底是『事求人』，還是『人求事』？」「是外交部需要各位呢，還是妳們求外交部？」極為重要者，主講人將德國人在國際組織工作的狀況，依「過多」、「中等」以及「太少」予以分類。他希望大家能夠前往這些德國人比例不高的國際組織工作或者實習，諸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等等。以他派往的世界貿易組織為例，一方面日內瓦山明水秀，另一方面該地的醫療與健康措施完善，除此之外，世界貿易組織的事物，又具有高度挑戰性。可是讓他感到可惜的是，長期以來，無論是世界貿易組織本身，還是德國在該地的外交單位，跟其他國際組織相比，似無法得到同等地青睞！

聽完這個演講後，我腦袋閃過之前轉貼的中央社報導；其第二重要的議題，莫過於小學生或幼兒的英、美語教育。對此，請容我先忽視「本土化」、「在地化」、「區域化」等面向的討論，直接專注在國際化，抑或是全球化的訊息上。在過去八年，不管是因為國家競爭力問題，還是因為加入WTO的必然效應，加強英文似乎已經是全民運動。舉凡公務員的英語訓練，制定全民英檢的標準，到逐年調降幼童英語教學的年齡，都在在顯示大家對於英語的認知與需求，已不是單純「I am fine. Thank you!」可以滿足。（除此之外，第二外國語的學習，似乎也已經是高中教育的常態；是否納入大學指考的共同應試項目，就不得而知了。）撇開家長們「不想輸在起跑點」的心態與作法，讓英語如自己母語一般來學習，應該要如何看待？首先，不管您認為自己的母語是中文、台語、客家話、原住民語，或者東南亞國家的語言，可以確定的是，官方的中文跟國際通用的英語，實在是天差地北：前者為漢藏語系的支柱，其發音與書寫分屬二事，後者則是隸屬於日耳曼語系，其書寫與發音，來自於同樣的字母基礎。因此，德國人與台灣人學英文的速度，早在媽媽的肚子就已經輸了半截。其次，按照歐盟至少二到三種外國語言的訴求，第一外國語的學習成果，應該以等同於自己母語的目標來追求。進一步來說，如果以德國人為例，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應該是跟德語一樣游刃有餘。當然，最重要的是，多年下來，英文的世界霸主地位，雖一再地被挑戰，卻無人能夠將它趕下寶座。不要說國際間的溝通場合，大家我知道的國際組織，英語永遠是第一且發生法律拘束力的語言。綜合以上所述，整個英語教學，應該是一個正向的發展。然而，我們要的是什麼？

台灣這個國家，有兩千三百萬人（或許最近又變多了），如果讓我們假設，在國家投注資源，民間踴躍響應後，未來有一千萬人在自己的專業知識外，使用英文，猶如母語一般，好似家常便飯，請問這些人要幹嗎？選總統？當民代？做政務官，還是找個鐵飯碗工作？答案當然可以是人各有志，可是我打算用主動與被動來思考這個問題。從一個被動態度，如果台灣有一千萬人將英文當作自己的母語，當然是吸引需要這批人的目光，請他們工作；或者在企業所在國，或者他國分公司，抑或是相關國際組織。除此之外，就是這些外國、跨國企業以及國際組織，直接來台灣開設分部，請這些人為其效命。當然，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不可能只用這種邏輯運轉，大多數的人，就是主動地將自己的履歷寄往跨國企業總部、分部以及相關的國際組織，想要謀得一官半職。此時，英文似乎一開始是取得進入國際職場的門票，專業能力是得到職位的仙丹。可是，真的有這個機會被邀請到某一企業的總部，比方說英國倫敦面試時，英文與專業能力似乎又是易地而處。然而，不管是何種處境，您已經在國際職場與人競爭，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講到這，不免俗地想要問問過去八年以來，一直批判民進黨政府鎖國（我的理解是鎖中國），要求開放（我的理解對中國開放）的人士與媒體，想要給大家的遠景是什麼？企業要佈局、要中國的市場，需要中國的低廉生產成本，這些我都能接受，可是給予一般百姓一個「中國夢」，其意義為何？我常常想不通。如果延續上一段一千萬英語語文人才的例子，因為這個中國夢，全部到中國工作，那當初這麼辛苦學英文的目的為何？或許有人會說，外國企業可能需要台灣這種兼具西化與中式的人才能力，派往大陸既可以快速因為語文而融入、理解當地狀況，也可以毫無阻礙地知道這些外國企業的企業利益與需求，可說相得益彰！果如此，直接找這樣的中國人不是更快，何必捨進而求遠呢？

訓政時期

2009-06-12T13:38:00.005+02:00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早已經說過了，不管是憲法本文的體制，還是現今的中央政府制度，不管是誰當總統，只要他是真正的掌權者，兼任黨主席是遲早之事。好奇的是，當初批評陳水扁兼任黨主席的媒體，如今安在？然而，郝市長不講話也罷，一講話就讓我想到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三十條：「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

類如郝市長思想者，應該是充斥在台灣的政壇與媒體版面。他們似乎主張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表示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今天國民黨執政，當然由國民黨來統籌國家內外的事物。當代的民主政治，的確是政黨政治，在總統制國家，當然由政黨推出候選人，贏得選舉後，由其組成政府，進行執政的工作。問題是，國家體制的運作，是由憲法所規定的憲法組織來執行，而國民黨或其他政黨不但不是憲法所規定的憲政組織，憲法也沒有賦予政黨行使國家大政的權力；相對地，郝市長所表達的事物，早已根據憲法、法律、法規命令等規範，組織相關權責機關處理。更何況，現在的政黨，似乎只不過依照人民團體法所成立的私法組織罷了。越過層層的規範節制，貪圖一時的便利繁華，日後土石流的衝擊，恐非現在的沙包可以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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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龍斌:總統接黨主席國共平台助促共識【6/11 11:15】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將角逐下屆國民黨主席選舉，台北市長郝龍斌今天表示，相信未來透過國共論壇這個平台機制，必有助雙方互利進一步達成共識，這也是未來台灣發展重要的契機。

郝龍斌今天參加悠遊卡公司與統一超商合作將發行「icash悠遊卡」記者會，面對媒體採訪做以上表示。郝龍斌表示，他個人支持馬總統接任黨主席，包括外界所謂「黨政合一」、「提昇立法效能」等都有其論點，但最重要的還是台灣未來發展契機。

郝龍斌表示，兩岸關係在連戰、吳伯雄等國民黨歷任主席努力下，與對岸領導人見面就「台灣加入WTO」、「兩岸直航」等大政策方向建立共識後，交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執行。相信未來馬總統接任黨主席，更可以透過國共論壇這個平台機制，讓兩岸雙方進而互蒙其利，這也是未來台灣發展上重要的契機。

出處：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226943&type=%E6%94%BF%E6%B2%BB

指標與意義

2009-06-12T10:57:00.005+02:00

好久沒有寫BLOG！看到下面這篇報導，雖然不知道中央通訊社是在替人做廣告，還是這件事情真的很嚴重，因為跟之前轉貼的一則報導有關，就寫寫自己的意見。

托福成績怎麼看

這則報導一開始提到台灣托福檢定成績，遠遠落後於中國。這是一則事實，也沒有甚麼好質疑或挑戰的；奇怪的是，這則報導的出發點，卻是以國民所得作為比較基礎，感嘆台灣人雖然錢比較多，可是表現卻比錢少的差；這是甚麼樣的「鳥」邏輯啊！作為合理化的論點，應該是錢多人應該可以花大把鈔票來加強自己的語文能力，不應該在表現上輸給錢少的人。可惜的是，這樣的論點，完全把學習語文與通過語文考試混為一談。

托福是甚麼？說穿了就是一項考試。對從古考到今，從小考到大的民族而言，早已訓練了一身針對不同考試而傳授的應試秘技。就托福而言，在托福考試未改制之前，除了南陽街針對托福考試所開設的補習課程外，網路上早已流傳一份名為「機經」（希望沒拼錯）的文件。把這份文件背得滾瓜亂熟，托福取得高分似乎已非難事。因此，若要問為何台灣的托福成績表現遠不如中國，當然是台灣的應試者對於參與托福考試的廣度與深度，跟中國應試者有一段距離，如此而已。扯到國民所得，實在想像力太過豐富。

托福成績代表甚麼？直覺的回答，當然就是一個人的英語的能力。如果您真的相信，那就是您惡夢的開始。在托福考試改制前，江湖上一直流傳這樣的故事。有一年，一位來自中國的學生，以接近滿分的托福或GRE成績，進入夢寐以求的常春藤名校。可是在上課後，美國教授與同學卻發現，這位同學的口語能力，竟然與他的語文成績，呈現誇張的反比，因此托福與GRE考試中心從心檢討考試制度，先是決定針對亞洲地區加考口語能力，接下來就是改成「聽說讀寫」的新制。或許有人會說，這是當時的考試制度有漏洞，並不是那位學生呈現的英文能力有問題。姑且不論這句話呈現的盲點，卻凸顯一般人早已對托福成績的表現予以誇大。托福成績的表現，其實只代表一個外國人有無達到所要申請大學或企業的水準。考得高，當然可以申請名次比較前面的學校或企業；考得低，選擇的範圍就是相對的少。在這層意義外，賦予這樣的檢定考是其他的意義，商人圖的是錢，一般人得到的，毋寧是自尋煩惱。

羊語與洋語

我很久以前貼了一篇有人抱怨打工遊學，其實只是學了一堆「羊語」回來。因為我來德國唸書時，一開始就住在德國的學生宿舍，吃飯的時候逼著自己講德文，並且有半年的時間跟三個德國女生合組WG，每天經歷聽力與口語的「薰陶」，此外曾經一到兩年的時間，固定地進行語文交換，所以對於夢想著「打工遊學」之人所嚮往的日子，是心有所領。可是，這不代表一個人住，就不能學到甚麼語文。不去語文學校，而是選擇打工的方式學語文，首先學習目標就應該要調整：人們不能只能被動地等待別人給甚麼，而是要積極地去為自己的創造學習的環境。其次，學習的教材是多元且豐富，舉凡日常生活的一切，到廣電媒體，甚至街上書店賣的文法教材，都是可以納入考量的範圍。即便對著整天對著羊，如果能對著這樣的聽眾，滔滔不絕地講一個小時英文，這也是一種語文訓練。最後，那篇打工遊學一文中提到，晚上其實都是跟同樣來打工的外國人在一起，要如何強化英文，實屬有限。仔細想想，這其實也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同樣當是外國人，語文能力也是有好有壞。跟好的人在一起，當然就是聽著比較多；相對地，跟語文能力較差在一起，當然是自己主導的時間比較多。除此之外，雖然大家都帶著各自的腔調講外語，如何訓練自己的口語能力讓本地人與外國人都能夠聽的懂，有時比本地人講話還要難。更重要的是，如何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其實業已超出了單純學習語文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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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托福檢定大陸第8名台灣第12名

更新日期:2009/06/12 10:19

(中央社訊息服務20090612 09:01:35)多項調查托福檢定成績統計，台灣在亞洲地區36國中排名12，但反觀國民平均所得落後台灣許多的中國大陸卻排名第8，遠遠超前台灣。

台灣直至近年，才將美語教育納入小學的必修課程中。雖然家長都體認到及早學習英語的必要性，然而由於升學環境的壓力，學校及父母都希望孩子學習一大堆文法用語，像是主詞、動詞、受詞、先行詞、補語。殊不知語言的運用，不是一加一必然等於二的關係。上學時單字一直背，不能成為孩子運用自如的知識。一天背二十個單字，並不表示十天可以背兩百個，因為單字、文法要靠反覆的運用，才能成為腦中的知識。在背了一大堆詞類變化、片語後，實際的閱讀與寫作的運用仍然十分困難。因為換一個情境，孩子無法將學過的東西拿來應用。

唐威廉美語 (www.williamschool.com.tw )，強調反覆練習，這就是沉浸式獨特的「錄音教學法」的用意。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雙語學家拉翠絲提出分析，兒童確實可以發展出雙母語，『但前提必需是接受沉浸式的教學系統，一次只上三十分鐘是不夠的，你必需為兒童提供質與量方面都非常豐富的語言輸入』。在學新的東西時，舊的知識還是以不同的面貌一再出現。因此孩子會習慣運用過去學到的單字、句型，來構成不同的內容。

另一個重點是發音與聽力。升學考試沒有這個項目，所以台灣學生普遍聽力不佳。如walk和work，pepper和paper，明明是相差很多，對只受中學英文教育的台灣學生來說卻難以分辨。但是從小學的中文，對ㄔ和ㄘ的分別卻很清楚。「錄音教學法」，讓孩子們可以反覆聆聽課堂上學習的正確發音，因此對英文的發音與聽力總是駕輕就熟。

挾著唐威廉美語「竹北校」開幕，示範教學課程從一班增加到十班大排長龍，人潮暴滿的氣勢，「唐威廉美語」為等待中的新竹市家長們，再次隆重推出「新竹市公園校」。標榜特別為台灣兒童設計的美語教學課程，看來勢必會引發家長們再度討論，學生轉班熱潮。

唐威廉美語「新竹市公園校」，新竹市公園路282號 (假日花市、麗池公園對面)，將於6月13日(六)下午14：00開幕。佔地200坪的校區是以營業性補習班合法立案，分為大廳區、大教室區、閱覽區、大型室內遊戲器材區、表演舞台區、47吋內投影式教學電視，律動區。不僅消防安檢合格，還配備了寬頻視訊監控系統與緊急逃生廣播系統，提供了更安全的上課環境。慶祝開幕，凡於當日全程參與闖關及教學活動者，即可免費參加摸獎，有機會獲得腳踏車等精美禮品，服務電話：(03)562-6560，現場另備有精緻下午茶，歡迎爸爸、媽媽，帶著家中寶貝，踴躍參加！

有人知道答案嗎？

2009-06-04T09:42:00.002+02:00

下面兩個Video是去年德國ZDF公共電視台製作的系列影集：德國人（Die Deutschen）。這個影集從Otto稱帝到德意志帝國的滅亡，分成十集播放；將千年中的重要事件以及該事件的影響，用每個禮拜一個小時的時間，配合專家的評論，給予觀眾完整的介紹。在第三集時，主題是「紅鬍子與獅子（Barbarossa und der Löwe）」，內容牽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任內的境內的種種糾紛；其中，尤以攻打義大利米蘭的戰役，與之後對身兼薩克森與巴伐利亞公爵之獅子亨利的報復，最為著名。
除此之外，這極影集所展現的歷史情節，有另外讓人好奇之處。紅鬍子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後，在現在伍茲堡舉行婚禮。由於此一政治聯姻展現當時帝國勢力的強盛與擴張，當然在劇情安排上，就特別演出這一段。有趣的是，皇帝與皇后結束白天的慶典活動後，晚上當然是送入洞房，孕育愛的結晶。可是，按照影片所演的場景（從第一部分9: 40分開始），皇帝與皇后的同床共眠，必須在大臣與隨從、宮女的見證下進行。當然，以現今的觀點是很難理解為何要這樣安排。所以想請問：「有誰知道基於何種原因，必須以共見共聞的方式，見證皇帝與皇后間魚水之歡？」因為血統的純正性嗎？

震撼教育

2009-05-25T20:56:00.002+02:00

這學期修了Prof. L的課。在這之前，就聽說過他的嚴厲。第一堂上課，就領教他的嚴肅。他不苟言笑地告訴大家他這學期要上些甚麼東西，推薦幾本教科書，接著就開始他的講課。由於他只給大家上課的大綱，也不用Power Point，更是少用投影片，整堂課好像德語考試訓練，大家不停地記筆記，將他講課的重點按照他的授課大綱想辦法記下來。在重要的地方，他還會熱心地給大家參考資料。可以預見的是，就好像聽力測驗關鍵字送分題，不但要記下文獻名稱，還要把頁數正確地記下來。一節課下來，已經是被操的人仰馬翻。可是，更厲害地招數還在後面。

我第一次上課後，實在對上課內容霧煞煞，所以下課後就排隊問問題。當我提出我的問題，希望一些文獻上的輔助後，他看著我，問我：「您禮拜一十點到十二點有空嗎？」我茫然地回答：「有啊！我沒課。」「那您來上我另外一堂課，我會告訴您答案的。」在當我心中問自己：「啥！？這是甚麼回答啊！」Prof. L又問我：「您有困難嗎？」我帶著想終結談話的心情說：「沒有。我那個時間有空。」「好！我會在那堂課解答您的疑問。」

上了第二或第三次課後。有一天他提出一個問題，結果沒人任何人的回答令他滿意。Prof. L看著大家，拉高聲調地說：「到底怎麼了？這麼簡單的回答竟然沒有會！我實在無法相信！」接著又說：「我沒有故意要刁難大家。可是，如果您們只是想來聽演講的方式來上每一堂課，回家卻不複習，在場的外國學生，在期末時，不要想通過兩個小時的考試；德國國家考試學生也是一樣，五個小時的專業學程考試，及格率也是零。」正當大家鴉雀無聲時，不知怎麼是好時，Prof. L老人家又補了一槍。他說道：「當您們回答錯誤時，我可沒有嫌棄大家歐！可是當我提出問題，可是卻無人回應，這讓我非常不解，我不知道您們是聽不懂我講的東西，還是真的不會。」像這樣提問然後大家懼怕地被他老人家點到回答的時刻，可以說偶然在課堂上發生。發生多了，我就像會背誦一樣，都可以猜出他下一句要說些甚麼。然而，在今天之前，我實在沒有想到，Prof. L竟然還有這樣的秘技。

今天是一個太陽高照的日子。我提早了十分鐘到了教室，然後選定一個靠窗的位置，打開窗戶，讓外面的空氣將上一節課的二氧化碳一掃而盡。開始上課後，Prof. L先是說了上次上了甚麼內容，並且為大家做一個小複習。正當他提出地一個疑問時，教室的們又開了，探頭的是遲到的學生。此時，他訓誡地說道：「是十五分開始上課，不是二十分鐘，你這樣遲到進來，不但打擾我，也打擾了同學，並且非常不禮貌。」那位挨罵的學生，說著對不起，趕緊坐下來。Prof. L將問題再說一次，這回有個同學趕緊回答，正當這位同學要說答案時，門又開了！可想而知的是，Prof. L又是不高興地重複剛才說過的話，同樣的結果也是可能而知的。不一樣的是，隨之而來者，是Prof. L將上課時間再說一次，並且要大家不要遲到。話還沒講完，門又開了。Prof. L可說相當有耐心地複述他講過的訓誡。不同的是，這是這位遲到的學生是有理由的。學生說道：「我不是故意的。我被鎖在圖書館裡面。」Prof. L帶著幽默回應：「你在圖書館裡過夜嗎？」學生忙著說道：「不是的。我本來在您的教席圖書館，因為上課要趕緊離去。豈知竟然把門給鎖了。我打了所以開門的可能性，都行不通，因此我就打開窗戶，跳窗離去，來這邊上課。」聽到這邊，別的教授應該是感動流淚。Prof. L驚訝道：「甚麼？？？您把窗子給打開，書被偷了怎麼辦？怎麼會沒有人開門？誰給您的電話號碼？」然後轉頭對著大家：「各位先生、女士，我現在要稍微休息一下，我要趕緊打電話給辦公室聯絡這件事情。」當Prof. L處理完這件事後，更大的悲劇馬上跟著上演。

Prof. L開口講話，教室的門又被打開了。他老人家像錄音機一樣播放一樣的台詞。大家除了對不起，還是對不起。Prof. L在跟大家講完一定要準時上課的守則時，就在那一剎那，那扇一直沒休息過的門又有動作了。最後一批姍姍來遲的學生出現在課堂，無言的Prof. L應該是氣炸了。他拿下他的老花眼鏡，正式地說道：「今天上課上到這邊結束。一直有人遲到，我一直被打擾，上課的人也被打擾，這非常不禮貌。下課！」接著Prof. L提出今天最後且最嚴重的警告。「如果下次上課再有人遲到，那我這學期就不上了，期末的五個小時考試，您們自己想辦法吧。」「下次上課見！」Prof. L迅速地收拾東西，離開了教室。留下來的學生，從一開始的茫然，變成相互問候。遲到的同學，變成大家嘲弄的對象。到底Prof. L會不會使出那公告周知的殺手鐗，只能拭目以待。

我的一票選總統

2009-05-24T10:39:00.003+02:00

選總統這件事情，對台灣人而言已非陌生的事情。四年一次的直選，不但牽動著每個選民的神經，也左右了之後的政治發展動向。然而，世界另一端的德國，選總統似乎是不一樣的感受。聞不到濃厚地選戰的煙硝氣息，看不見街上懸掛地候選人的廣告、立牌，更別說針鋒相對地電視辯論，就這樣寂靜且正式地透過第十三屆聯邦(國民）大會（Bundesversammlung)，現任聯邦總統Horst Köhler以過半數的選票（613/1223)得以繼續連任五年。反倒是選舉結束後，連任的總統接受ZDF的訪問，問他接下來想要做什麼（Was nun, Herr Köhler?)。如果總統選舉在現實中，顯得毫無重要，電視媒體為何又要訪問連任的聯邦總統？如果五年一次的選舉只是例行公事而已，為何競選總統這件事似乎又這麼重要？難道只因Bundestag今年也要改選嗎？

漏洞也是理論（一）

2009-05-09T08:36:00.007+02:00

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普魯士國會改選結果出爐，自由派囊括超過百分之八十的選票，保守派遭逢嚴重的挫敗；而初登大寶的國王威廉，準備將退位的念頭付諸於行動。本以為從此就是自由派的天下，豈知迅速召回Otto von Bismarck的舉動，不但讓搖搖欲墜的威廉站穩了腳步，之後組閣的任命案，開啟了四年沒有預算支持的執政歷史。

肇因

問題的緣起，乃是當時普魯士軍隊改制案。根據當時攝政王威廉所提的方案Heeresreform，未來陸軍人次要從十五萬擴編為二十二萬。同時，為了培養出軍魂，他認為應維持當時三年服役期間的規定，反對縮減為兩年。此外，有鑑於當時普魯士軍隊作戰上的弱點（尤其與當時的對手奧匈帝國相比），實施多年的Landwehr制度（理解上，似乎本於成年男子皆兵的想法，在正規常備的兵力外，本於維持國防戰力的考量，所採取的制度。在施行多年後，多用於戰爭期間，故從今日觀點，似乎可以理解為徵兵制下，後備軍人制度），必須至少降低其所扮演的角色，取而代之者，乃是正規的職業軍人。這項改革案，在一開始無法獲得多數席次之自由民主黨人支持。他們反對維持三年服役期間與縮減Landwehr的措施，也因此否決了此項改革所需的預算支出。1860年五月十五日，正反雙方達成協議，國會可以暫時的同意政府所提出的相關年度預算，而政府保證，不會在沒有達成共識的前提下，就進行上開的國防改革。遺憾的是，這位攝政王威廉在國會通過預算案後，就大刀闊斧地改革軍隊。
1861年十二月重新選舉的國會，依然反對政府的作為，以自由派為主的多數，讓1862/1863年國家預算案，與縮短役期和維持Landwehr制度的條件，一併同意通過。對此，已經當上國王的威廉採取反制措施，直接解散國會，並且希望臨時改選後，己方的勢力能夠在國會取得多數。現實的結果讓他大失所望。本來打算遜位的威廉，在接見v. Bismarck後，重燃信心，讓後者放手一搏。1862年九月三十日的演講，為v. Bismarck贏得「鐵血宰相」的稱號。可是，普魯士的國會卻不為所動；他們仍然維持刪除預算的決議。當然v. Bismarck也不是省油的燈。他直接結束會期，開始四年沒有通過預算案的執政生涯。

普魯士王國憲法與漏洞理論

待續...

參考文獻：

Frotscher, Werner/Pieroth, Bodo: Verfassungsgeschichte, 3. Aufl. 2002.
Willoweit, Dietma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5. Aufl. 2005.

無法打開的門

2009-04-28T23:43:00.005+02:00

四月八日，我接到一封回信，信中告訴我蘇格蘭法學教授MacCormick已於四月六日在家中辭世，享年六十七歲。這個消息令我震驚！

MacCormick的老師，哈特教授，為英美法實證主義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影響。《法律的概念》一書的問世，將英美法實證主義帶向前所未有的高峰。一方面，Hart在這本書成功地擺脫長久以來John Austin的羈絆，另一方面，透過「法律體系為規則體系」與相應的規則類型，一個與Hans Kelsen互別苗頭的法實證主義誕生了。然而，Ronald Dworkin那本TRS（認真對待權利）著作，不僅讓世人不得不認真對待他，也使得Hart必須再披戰袍，在第二版的著作中，回應Dworkin對他的批評；其中，尤以法律除了是規則外，是否也應該將原則納入考量。

姑且不論《法律的概念》這本書是否為Hart帶來另一個麻煩，因為這本書的問世，英美法實證主義下分為「剛性」與「柔性」法實證主義；兩者的差異，仍然環繞在對於法律原則的處理方式。剛性法實證主義者，堅守「世上只有規則」的基本立場，繼續處理Hart所遺留下的問題。相對地，柔性法實證主義者，儘管認為法律是一個規則體系，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規則體系並非處於內在自我循環的狀態，在其例外地開放性條件下，「法律原則」扮演有限度地關鍵角色。MacCormick教授遵循這樣的立場，並且藉由「制度性事實」另闢蹊徑，帶出一個「制度性」法實證主義的天空，也讓本已消失的「制度性法思考」有了全新的面貌。因為這層關連，我接觸到MacCormick的著作,,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 New Approaches to Legal Positivism,,，使盡力氣一口氣翻閱了二、三十頁。老實說，資質有限，看不懂！！！

兩個禮拜後，跟朋友一起去了英倫，並且到了愛丁堡。心理想著，雖然人是看不見了，說不定法學院會有什麼紀念，或者去門口晃晃，也是另一種「不虛此行」。在法學院服務台徘徊半天，搞清楚MacCormick教授的辦公室為306，可是我卻不知道樓梯在哪裡。折騰大概十分鐘後，我終於找到可以電梯與樓梯的所在之處。三樓的電梯門一開，我當然就直奔目的地。此時，不禁產生疑惑，到底306的房間是不是Neil MacCormick的辦公室啊？房門的名牌已經另外一個名字，可是名牌之下，卻隱約看到MacCormick教授被塗去地名字。思量一會兒，想也沒轍，本想就照個相走了，豈知辦公室左邊的房門是開著，一個小姐在工作著。我鼓起勇氣用我的破英文問了一下MacCormick教授的辦公室是否在這層樓。她聽了之後，幫我看了標示圖，告訴我在306房。對此，我表示：「可是房門上的名字已經gestrichen了！」「Weggestrichen?您可以跟我說德文，我會講。」她笑著說道。我似乎將幾日無法說德語的心情一吐為快，向他說道：「MacCormick是世界上有名的法理學家。他剛過世。想跟他照相是不可能啦！可是我想照個房間外面的相片也是不錯，可是我卻發現上面的名字好像不是他了，所以想知道是否他的辦公室不在這裡。」她聽完後表示：「那大概是換人使用了。不過您可以去一樓的櫃臺詢問，可否給您鑰匙打開房門，讓您拍攝房間內的擺設。」這樣想都沒想過的建議，我當然得厚著臉皮去問囉！櫃臺小姐聽我講完後，似乎相當理解我的詢問，走進另外一個辦公室，問問可否給我鑰匙。十秒後，她出來告訴我，因為房間已經給其他人使用了，所以沒辦法讓我take a picture。

儘管如此，在尋找MacCormick教授辦公室時，我看到另外一個令我意外的擺設。在306號辦公室房門的對面，牆上懸掛著一個擺設。這是一個禮物，是大約一九八七年，台灣司法院大法官代表來訪時所贈送的。就如圖所示，是一個台北故宮製作的贈品。到底是誰拜訪愛丁堡法學院的誰，然後送出這樣的禮物，我當然不得而知！不過在MacCormick以前所使用辦公室的對面，實在讓我蠻意外的。

司法趣聞：莎劇與莎翁

2009-04-20T10:54:00.002+02:00

美大法官判決莎劇作者非莎翁
中時更新日期:"2009/04/20 04:21" 潘勛／綜合報導

德高望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芬斯，最近開審一樁文學史公案：莎士比亞劇作到底是不是莎士比亞寫的？結果他老人家的判決是：莎劇作者另有其人，乃十七世紀的牛津伯爵維爾（Edward de Vere）是也。

《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聯邦最高法院近來掀起一股莎劇熱，而且有幾位大法官，不分意識形態，都認為史蒂芬斯的判決有憑有據。

只是最高法院的意見卻與文學界的主流見解相左。文學界認為，否認莎翁劇作的作者是莎士比亞，等於認同地球是平的。

聽到史蒂芬斯大法官的高論，「美國莎士比亞學會」會長兼布朗大學英語文教授卡恩教授驚呼：「喔，天哪！這些論調可不會有人加以推崇。」

不過自十九世紀以來，就有人主張唯有貴族人士，才可能寫出像莎劇那樣子的文學作品，因為莎劇充滿細膩的宮廷生活描寫，還有遠在英格蘭之外的異國場景。主張此說者表示，因為與娛樂界沾上關係在當時被視為有損尊嚴，作者才把自家作品交給莎士比亞發表；莎翁是當時倫敦「環球劇院」的演出班底。

這麼多年來，許多重量級人物提出各種說法，為莎翁劇作尋找主人翁。據說馬克吐溫主張作者是大哲學家培根，名演員麥爾坎李特則說是英王詹姆士一世。至於最早認為莎劇作者是維爾伯爵者，乃一九一八年英國教育家盧尼。近來維爾伯爵的後代查爾斯．維爾也大力鼓吹，讓維爾伯爵寖寖然成為莎劇頭號「幕後作者」。

史蒂芬斯大法官從一九八七年開始思考莎劇出自何人手筆的問題，他曾與另兩位大法官布列南及布葉萊克門舉行模擬審判，想裁定誰才是莎劇作者，但未能達成一致意見。

後來，史蒂芬斯前往莎翁出生地史特拉福一遊，發現這位傳說中的大作家並未留下書籍、信件或其他見證文學創作的東西。史蒂芬斯質疑，那麼有深度的作家，家中怎麼會沒有書呢？此外，莎士比亞沒留下與當代任何人物的書信，也未曾現身詹姆士王加冕典禮之類的重大場合。

但其他大法官的意見未必一致。兩位大法官甘乃迪及布萊爾仍然支持莎劇是莎翁所寫。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及另兩位大法官則拒絕評論。

保守派大法官史卡利亞則表示，他太太的文學修養比他高深得多，並責備說他有貴族傾向，認為尋常百姓不可能寫出不朽的作品，但他認為，支持莎翁者何嘗不是民主偏見太重，跟牛津貴族派的偏見實在有得比。

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420/4/1i4f8.html,20.04.2009

追訴無時效

2009-04-18T19:05:00.006+02:00

剛下檔的日劇「迷離三角」，其劇情環繞在一個已經超過犯罪追訴時效的謀殺案件。對劇中的主人翁而言，儘管追訴權時效超過了二十五年，他們還是想要知道，這件影響他們大半輩子的真相是什麼。這樣的信念不是僅僅存在於電視劇中，德國早在三十年前，就針對德國刑法第二百十一條的謀殺罪，設下不適用追訴權時效消滅條款（德國刑法第七十八條第二項參照）。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人除了面對一個被盟軍佔領的國度外，納粹集中營內慘絕人寰的屠殺行為，烙印在每個德國人身上。在紐倫堡舉行的司法審判，對於有罪的納粹犯罪者，不是處以死刑、無期徒刑，就是為期或短或長的有期徒刑；可是這場審判，並沒有因此而結束。主要的原因，世人（尤其是猶太人）相信，仍有為數不少的「劊子手」藏匿在世界某個角落。抓到他們，在法院將他們定罪，已毫無疑問地成為撫平傷痛與正義的標準行為。可是轉眼二十年過去了，嚴肅的課題緊接而來：犯罪的追訴權時效轉眼就要超過了！德國該有對策嗎？該延長或者廢除追訴權時效制度嗎？

正如任何的爭議，關於德國政府應否針對納粹罪刑取消追訴權時效制度，馬上出現「算了吧」與「追下去」兩派。支持者認為，這世上還有其他的戰犯，讓德國刑法第二百十一條不適用時效消滅制度的用意，也不是僅僅縮小在集中營內的謀殺行為，其他種類的謀殺罪行，也被考量在內。然而，若真的廢除追訴權時效制度，不但動搖了人民的法律意識，批評者也擔心此舉將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誤的想法，只有德國人在戰爭時從事犯罪行為。由於一時無法找到妥協，作為替代方案者，莫過於「延長它」。就這樣歷經一九六五、一九六九年的延長方案，在一九七九年通過追訴權時效制度廢除法（Das Verjährungsaufhebungsgesetz)。

之所以要如此長久的時間才能通過上開法律，其實也是當時的社會氣氛，對於納粹戰犯，諒解他們戰爭時期的行為，多過於要求他們負起相關的法律責任。一時之間，似乎納粹集中營的犯罪行為人，只有希特勒一個人；是希特勒一個人將一批、一批的猶太人趕入毒氣室，而其他的人不過是「幫助犯」而已。事實上，刑法殺人罪章的各種罪名代表著「不得殺人」的禁令。判斷是否違反此一禁令，乃是依循每個個人的行為是否違反了此一禁令。據此，希特勒一個人，可能無法一肩攬下數以萬計的猶太人性命；其他人的角色也當然不僅僅只是幫助犯這麼簡單！

這個法律通過後的三十年，八十九歲的John Demjanjuk，因其納粹時期的罪行，被德國司法單位以謀殺罪起訴。我問傻丁：「如果台灣刑法第八十條加上一項，對於二百七十一條之普通殺人罪的追訴，不受時效之限制，贊成嗎？」她說：「她不知道這種追訴權時效制度立法原意；不過有證據的話，不是應該要處罰嗎？！」犯罪的處罰，根源於「應報」還是「預防」，我也搞不太清楚；「逍遙法外」這四個字，卻鐵定不是大家所樂見的。面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法律不一定是最佳的解決方式。一旦選擇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往往產生立即且權威的效應。就像最近「我願為妳朗讀」那部電影或小說所要給予人們的意義，「德國人錯了！不因你早生或晚生而有任何差異」。同樣地，廢除謀殺罪的追訴權時效制度，似乎教示著每個世代的德國人，時效制度掩蓋不住德國人曾經做過的事情。或許有一天，再也不會看到垂垂老矣的納粹罪犯現身於法庭；也許有朝一日，「謀殺罪不適用追訴權時效制度」會有新的詮釋方式。但是到今天為止，德國刑法第七十八條第二項還是提醒著世人，德國人跟其他國家所應該共同面對的問題。

參考資料：南德日報，二００九年四月十五日「Wahrheit verjährt nicht」報導。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567/465159/text/

,,Die Tageszeitung" wird 30

2009-04-17T09:12:00.004+02:00

今天是德國Die Tageszeitung（簡稱：TAZ）三十歲。這個秉持左翼、基進、批判路線的媒體，在昨天ARD的報導中，被受訪者譽為今日德國傳媒界的職訓搖籃。年輕的新聞從業人員，在剛踏入這個職場時，選擇高度自主、廣泛編輯自由的TAZ，在這裡不但有著專業的訓練，也有著發揮理想的空間。然後，對於在TAZ內工作的從業人員，可能不能完全贊同；他們的企圖，不是只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培訓學校。經歷長年的財務危機仍屹立於世間，發行量雖然無法與其他大報等量齊觀，但是透過自身的特色，仍是一個在競爭中生存的報業。

公主夜未眠（一）：天涯何處是「我家」

2009-04-15T21:23:00.006+02:00

普契尼「杜蘭朵公主」一劇中，驕傲的公主徹夜未眠，只因不知那落魄王子，姓何名誰。身處當今社會的公主，忐忑不安，無法入眠的事情，早已超過駙馬爺的大名。狂歡時的醜態、約會時的親密，想不讓世人知曉，已是緣木求魚；更別提其他令大家嘖嘖稱奇的事情與畫面。然而，如果您是無法入眠的公主，可能常常會問：「那裡可以讓我一夜好眠？」

何處是「我家」？

這種「求一夜好眠」的心情，反映在基本權的思考上，不外乎當事人可以主張何等基本權，以求自身權益的保護。翻開憲法第七條至第二十三條，首先映入眼簾者，當然是憲法第十條。依照該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因此A公主在家盡情狂歡、B公主在路上臭臉推開記者的麥克風，隔天卻成為八卦媒體甲綜藝版的頭條，鐵定是侵害了A與B公主的居住及遷徙自由。可是，如果看過司法院大法官釋字四五四、五一七及五五八號解釋，就可以知道，所謂「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八卦媒體甲從來沒有不容許A公主自由選擇住居所，也沒有在B公主家門口設下拒馬，反而是A公主按照自己的意願選好了之後，甲才派出旗下從業人員各就各位；B公主自由出門到了目的地之後，才上前表達訪問之意，可說相當A與B公主憲法第十條的基本權利呢！暫時一籌莫展的A與B，似乎不應就此灰心，就在我們繼續看下去，越過兩三條憲法規定的義務類型，發現了讓A、B兩人站穩腳步的條文：憲法第二十二條。

毫無疑問，憲法第二十二條扮演著權利保護的基石。如果不是第七條至第十八條所列舉的基本權利，明瞭一一列舉的不足之處，制憲者透過概括條款的體例，讓「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藉此使基本權的保護不會產生漏洞。對於A與B公主所遭遇的情形，司法院大法官於司法院解釋釋字五八五號解釋表明：「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此外，新出爐的司法院解釋釋字六五六號解釋，在其理由書中，大法官開宗明義地表示：「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職此之故，原本任由八卦媒體宰割的A、B公主，如其情事屬於「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個人資訊」或者「人格名譽」者，自當得以援用主張其權益。只是...

我也是有基本權ㄟ

待續...

Papaya

2009-04-14T06:53:00.004+02:00

上個禮拜參加Mira的Einzugparty，席間，Mira從you to be找到一些八０年代的歌曲；其中似乎有一個新時代的人，就是Alexender Marcus的這首Papaya。這讓在場的德國友人自動自發地唱出聲音來，片尾舞蹈，還被他們稱之為麥克傑克森的「月球漫步」。

又歌曲開始的河畔，他們說是Bayern的風景。

還有「洪七公」

2009-04-04T12:00:00.002+02:00

這集新聞挖挖哇討論時下正熱的婚外情故事。來賓講到事件的女主角開記者會時，後面的原住民朋友高喊：「你們誰沒有問題？你們誰沒有過錯？」我沒看過這個記者會，也沒看到這件事情的報導，似乎沒有資格講什麼。不過我卻想到「射雕英雄傳」小說中，當大家逼著裘千仞要為自己犯的過錯負責時，下面這段小說的場景；難道真的忘了，這世界上還是有洪七公這樣的人嗎！

此時裘千仞離崖邊已不及三尺，眼見身前個個都是勁
敵，形勢之險，實是生平未遇，當下雙掌一拍，昂然道：
「我上華山，為的是爭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哼哼，你們
竟想合力傷我，好先去了一個勁敵，這等奸惡行徑，虧你
們幹得出來。」

　　周人白通心想這廝的話倒也有幾分在理，說道：「好
，那麼待明日論劍之後，再取你的狗命。」瑛姑卻厲聲叫
道：「死冤家，我怎能等到明日？」黃蓉也道：「老頑童
，跟信義之人講信義，跟奸誠之中就講奸詐。現下是擺明
了幾個打他一個，瞧他又怎奈何得咱們？」

　　裘千仞臉色慘白，眼見凶多吉少，忽然間情急智生，
叫道：「你們憑甚麼殺我？」那書生道：「你作惡多端，
人人得而誅之。」裘千仞仰天打個哈哈，說道：「若論動
武，你們恃眾欺寡，我獨個兒不是對手。可是說到是非善
惡，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那一位生平沒殺過人、沒犯
過惡行的，就請上來動手。在下引頸就死，皺一皺眉頭的
也不算好漢子。」

　　一燈大師長嘆一聲，首先退後，盤膝低頭而坐。各人
給裘千仞這句話擠兌住了。分別想到自己一生之中所犯的
過失。漁樵耕讀四人當年在大理國為大臣時都曾殺過人，
雖說是秉公行事，但終不不免有所差錯。周伯通與瑛姑對
望一眼，想起生平恨事，各自內心有愧。郭靖西征之時戰
陣中殺人不少，本就在自恨自咎。黃蓉想起近年來累得父
親擔憂，大是不孝，至於欺騙作弄別人之事，更是屈指難
數。

　　裘千仞幾句話將眾人說得啞口無言，心想良機莫失，
大踏步向郭靖走去。眼見他側身避讓，裘千仞足上使勁，
正要竄出，突然山石後飛出一根竹棒，迎面劈到。

　　這一棒來得突兀之極，裘千仞左掌飛起，正待翻腕帶
往棒端，那知這棒連戳三下，竟在霎時之間分點他胸口三
處大穴。裘千仞大驚，但見竹棒來勢如風，擋無可擋，閃
無可閃，只得又退回崖邊。山石後一條黑影身隨棒至，站
在當地。郭靖蓉蓉齊叫：「師父！」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
到了。

　　裘千仞罵道：「臭叫化，你也來多事，論劍之期還沒
到啊。」洪七公道：「我是來鋤奸，誰跟你論劍？」裘千
仞道：「好，大英雄大俠士，我是奸徒，你是從來沒作過
壞事的大大好人。」洪七公道：「不錯。老叫化一生殺過
二百三十一人，這二百三十一人個個都是惡徒，若非貪官
污吏、土豪惡霸，就是大奸巨惡、負義薄倖之輩。老叫化
貪飲貪食，可是生平從來沒殺過一個好人。」裘千仞，你
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這番話大義凜然，裘千仞聽了不禁氣為之奪。

　　洪七公又道：「裘千仞，你鐵掌幫上代幫主上官劍南
何等英雄，一生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你師父又何嘗不是
一條鐵錚錚的好漢子？你接你師父當了幫主，卻去與金人
勾結，通敵賣國，死了有何面目去見上官幫主和你師父？
」你上得華山來，妄想爭那武功天下第一的榮號，莫說你
武功未必能獨魁群雄，縱然是當世無敵，天下英雄能服你
這賣國奸徒麼？」

　　這番話只把裘千仞聽得如痴如呆，數十年來往事，一
一湧向心頭，想起師父素日的教誨，後來自己接任鐵掌幫
幫主，師父在病榻上傳授幫規遺訓，諄諄告誡該當如何愛
國為民，那知自己年歲漸長，武功漸強，越來越與本幫當
日忠義報國、殺敵禦侮的宗旨相違。陷溺漸深，幫眾流日
濫，忠義之輩潔身引去，奸惡之徒蠪聚群集，竟把大好的
一個鐵掌幫變成了藏垢納污、為非作歹的盜窟邪藪。一抬
頭，只見明月在天，低下頭來，見洪七公一對眸子凜然生
威的盯住自己，猛然間天良發現，但覺一生行事，無一而
非傷天害理，不禁全身冷汗如雨，嘆道：「洪幫主，你教
訓得是。」轉過身來，湧身便往崖下躍去。

　　洪七公手持竹棒，只防他羞愧之餘，忽施突擊，此人
武功非同小可，這一出手必是極厲害的絕招，萬料不到他
竟會忽圖自盡。正自錯愕，忽然身旁恢影一閃，一燈大師
身子已移到了崖邊，他本來盤膝而坐，這時仍然盤膝坐著
，左臂伸出，攬住裘千仞雙腳，硬生生將他拉了回來。說
道：「善哉，善哉！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既已痛悔前
非，重新為人尚自不遲。」

言論自由（三）：「我有言論自由嗎？」之一

2009-04-01T19:27:00.006+02:00

在第二篇的部份，自己嘗試將組成言論自由的三大要素予以說明；其中，尤以「表意行為」為人們所忽略。接下來，應該就是闡明「言論自由」的保護範圍。在這之前，似乎應對基本權規範的解釋與理解予以闡明。
有關基本權規範應如何解釋，在文獻上，大致分為兩個脈絡：一個脈絡是從法學方法論出發；另一個則是憲法中所理解的國家圖像。在前者的脈絡中，論著的疑問，乃是基本權作為憲法的規範，是否因此需要一個特殊的解釋方式？傳統的法學方法論，是否對於基本權規範仍有不足之處？後者則是將基本權規範與國家結構、目的條款予以結合，得出不同的基本權理論。對此，我在第二篇解釋「自由」二字時，業已從「自由的基本權理論」出發，表達對憲法自由權的看法。又此等基本權理解的另一特殊性，乃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比例原則的運用。儘管如此，憲法基本權的解釋，很難自外於憲法所規定的國體結構，也因此在解釋言論自由時，不光光是自由的基本權的理論發揮作用，民主原則亦成為不可忽視的觀點。（Siehe, Böckenförde, Grundrechtstheorien und Grundrechtsinterpretationen, in: ders., Staat, Verfassung, Demokratie, 1991.)

我有言論自由嗎？

自由的理解已如前述，現在的問題是，甚麼叫做「言論」？對此，不免俗地先舉幾個例子。

案例一：甲手上有政府新公布的失業率調查報告，他將報告中的各項百分比一字不漏地複述出來。周遭的人聽到後，跑過來向甲抗議，質疑他為何要這樣看壞政府。甲說：「我是有憑有據ㄟ！而且我有言論自由，不行嗎？」

案例二：乙是一個虔誠並遵守教義的天主教徒。有天，乙跟朋友打賭打輸，本於願賭服輸的規則，儘管心不甘情不願，他必須將自己裝扮成保險套寶寶，戴著看板站在台北聖家堂前面。看板上面書寫著：「教宗爺爺，我救了全人類！教宗爺爺，您又傷害了我！」不久，警察前來了解乙此舉目的為何？在交談中，乙表示：「我是一個這麼嚴守聖經教義與教會規章的人，怎麼會持這樣的看法，攻擊自己的父親！我是不得已、被逼的。不過，就算如此，我應該也是有言論自由吧！」

案例三：丙是一個菸商。有感於台北市紅樹林保育危機，他跟相關團體合作，在台灣的電視媒體上，推出一系列「搶救紅樹林」的公益廣告。這一系列的廣告中的共同特色，就是在廣告快結束前，不是出現「丙菸草公司與您一起關心紅樹林」的文字，就是以「紅樹林是你我共同的資產，丙菸草公司提醒您！」的方式淡出。這個公益廣告在接連強打後，丙因其主事務所在台北市，收到台北市衛生局的罰單；其違反了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款、第七款與第八款。丙深感好心沒好報之餘，並且對來訪的記者表示：「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讓我這個賣香菸的連一點言論自由都沒有，這是惡法、是違憲的法律。」

案例四：丁與戊是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兄弟。兩人雖然感情要好，講到政治可說是水火不容。一天，兩人本來是喝茶聊天，想打發那無聊的晚上。豈知一場大安區立法委員補選的新聞，讓兩人又開始意見不合，相互爭辯起來。隨著氣氛越來越緊張，兩人終於破口大罵起來。一個罵對方是「獨裁政權的奴才」，另一個則是罵對方是「貪腐政權的走狗」。氣不過的兩人，決定各自到法院討公道。主審的法官問丁與戊為何要這樣說對方時，兩人相當有默契地各自說到：「我是就事論事論事，這也是憲法保障我的言論自由，不是嗎？法官大人！」（參閱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七年易字3322號判決）

按照教育部在其網站上所提供的「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所示，言論者，乃「言談議論」並舉例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聽見他那『言論』丰采，倒底是個正經人。」此等文義似乎標示，憲法上的言論自由，以價值判斷為前提，讓言論自由的權利主體，針對一定的議題，表達個人的想法與態度。因此，案例一的甲僅是複述政府對失業率所做的調查，並沒有任何個人評議，當然也就無法主張自己的行為是受憲法言論自由所保護。對此，批評者可能會認為，這種單純以文義出發的想法固然正確，也符合法律解釋的方法，卻忽略了言論自由作為法律概念，不一定等同於一般日常的語言使用方式；亦即，不是限縮，即是擴張。這就是為什麼司法院大法官在釋字五七七號解釋做如下的表達：「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及消極不表意之自由，其保障之內容包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式，為商業言論之一種，有助於消費大眾之合理經濟抉擇。是以商品標示如係為促進合法交易活動，其內容又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生誤導作用者，其所具有資訊提供、意見形成進而自我實現之功能，與其他事務領域之言論並無二致，應屬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所肯認。」

從比較法的觀點，將「客觀事實之陳述」納入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不是沒有疑問。有鑑於言論表達的特徵，單純做事實的陳述，並非德國基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定言論自由。例外者，乃是此種事實主張，已成為行為人進一步陳述意見的前提或重要基礎，若非認定為言論，則基本法第五條的言論自由保障則無法達成（Vgl. BVerfGE 61, 1(9))。據此，司法院大法官何以將不具「言論」特徵之「客觀事實之陳述」，納入憲法第十一條的言論自由的保障內容之內，讓人不解。然而，若反覆閱讀上開司法院解釋的意見，本於整段文字的關聯性，司法院大法官似乎也是注意到，客觀事實之陳述，也是具有意見形成的功用，故而認為言論自由的保障內容，包括「主觀的意見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若如此，菸害防制法第八條有關尼古丁與焦油的標示，如何促進菸品製造業者表達自己的言論，似成為疑竇。無論如何，大法官擴張了一般理解的「言論」文義，將「客觀事實之陳述」納入言論自由，已是不爭的事實。

至於案例二的乙，其身上張貼的標語，當然是對時下梵蒂岡教宗所發表的言論，予以評論，屬於言論自由的一環。問題是，此等言論，是否為乙自己的言論？此時，似乎可以分為「主觀意願說」、「客觀行為說」以及「客觀意願判斷說」。按照主觀意願說的想法，既然乙的此等舉動，乃是因為打賭服輸的後果，其壓根沒有這樣的念頭，更遑論秉持這樣的言論，故而不是自己的言論，排除言論自由的保障。相對地，按照客觀行為說，行為人乙主觀上是否有此等意願，是無法探知的；必須從客觀的行為來判斷。今天乙直接穿著保險套寶寶的服飾，身上掛著反制教宗的標語，並且站在聖家堂前，其表達自己言論的狀態甚為明顯，故為乙自己的言論。至於客觀意願判斷說，則是延續客觀行為說的想法，但是融合主觀意願說的機制。按照此說，除了行為人客觀的行為外，尚須判斷行為人當時的狀態，是否足以讓周遭之人認為此乃行為人基於本身意願所為。也就是說，雖然客觀呈現者，乃是乙的言論表達行為，可是對他人而言，是可以識別乙之意願的話，還是不構成言論自由的保障。職此之故，乙的保險套寶寶行為與標語，當其客觀上為此行為，他人亦無法識別乙無表達此等言論的意願，當然就是乙自己的言論。

待續...

打工渡假

2009-03-29T10:20:00.001+02:00

先貼上來，意見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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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打工度假過來人：只學到羊語
中時更新日期:"2009/03/29 03:03" 陳至中／台北報導

景氣差工作難找，到國外打工度假，長見識兼「避風頭」，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代辦業者估計，今年申請到美國、澳洲打工度假的人數，較往年增加一至兩成，其中不乏被裁員的理財專員、電子新貴。但過來人建議，國外職缺大多是低階、勞力密集產業，增廣見聞可以，賺錢、學英文大可不必期待，「農場待一年，洋文沒學到，羊語倒學會一些。」

澳洲、紐西蘭本地缺乏勞力，近年來開放打工度假（Working Holiday）簽證，吸引不少外國人前往，既填補勞工需求，又可刺激觀光，可謂一舉兩得。

代辦澳洲打工度假的全澳通總經理許佳智表示，受到不景氣，近來申請者增加一至兩成，其中有不少是被裁員的理財專員與科技新貴。而申請到美國人數，也有增加的趨勢。

廿八日代辦業者舉辦打工遊學展，不少父母陪伴子女到場。台大高同學說，經濟不景氣，當然要改變進修策略，打工度假兼具語言學習、累積工作經驗，還可攢生活費，至少比遊學省十萬元。

許佳智說，打工度假圓夢居多，在農場工作，時薪約新台幣二七六元（十二元澳幣），英文佳者可做一般服務業，時薪約台幣三四五元，再好一點當打字員或飯店服務生，時薪大約台幣五七五元，月入六至八萬台幣不成問題。

但一名曾到紐西蘭的洪同學卻指出，打工度假需慎選工作，像他在農場打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看到的除了動物，就是一起打工的台灣、中國學生，幾個月下來，練習英文的機會少之又少，「洋文沒學到，羊語倒學會一些。」且月薪雖高，當地開銷也大，若還要趁機去旅遊，頂多打平收支，想要賺飽回台灣，幾乎不可能。

言論自由（二）：何時有言論自由

2009-03-26T16:04:00.008+01:00

前面嘗試揭示，A、B、C、D、E五人有關言論自由的談話，突顯了語言使用中，「言論自由」四個字的空洞化；比較阿Q的想法，這五人藉由言論自由的權利，表達自己或他人使用言論自由的狀態，未嘗不是一種言論自由的展現。然而，此種說法，似只能為A、B、C、D、E五人事後的談話發揮作用，仍然無法解決A有關族群仇恨與國家認同錯亂之說法，是否出於言論自由合理化的結果。因此，接下來的任務，當然是先探問，甚麼時候會有言論自由的問題？是否一如前文所說，只要是言論，人要又有自由，言論自由就於焉成立？

何時有言論自由

上述的提問，可能會被批評對於憲法第十一條有關言論自由保護的文義，認識不清。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講學及出版之自由。」顯然制憲者對於言論自由保護，未在條文文義上設定任何條件，因此一旦被評斷為言論，即為言論自由的保護範圍。如果這樣的解釋是可以被支持的話，人們似乎應該進一步追問：「『自由』二字應作何解？」可能的回答是：「言論自由屬於人權、自由權，給予人民一個先於國家而存在，並且原則上不容國家侵害或干涉的自由空間，一旦有言論出現在此一屬於人民的自由領域時，本於「自由」二字的功能，就自動地為言論提供一個保護網，免於國家之侵害。」聽完這樣的論證，吾人似乎應該信服，並且就此打住。雖然如此，關鍵性的轉折，似乎被這樣的解釋方式忽略：誰基於何種方式，讓特定的言論出現在需要透過言論自由保護的自由空間與領域中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還是用A來舉例說明。我們將A的言論配上下列幾種可能的情況：

情況一：A獨坐家中，腦袋想著自己所關心話題的言論，A說：「這是我的言論自由。」

情況＝：A一個人在家，對著空無一人的客廳，對自己所關心的議題，發表意見，A說：「這是我的言論自由。」

情況三：A一時興起，想著自己住家外面的人流，打開窗戶，對著街上的人群，大聲發表自己的看法。講完之後，A說:「這是我的言論自由。」

情況四：A覺得，現在是網路化、資訊流通迅速的社會，自己的想法，不應該孤芳自賞，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因此將自己的言論以匿名的方式發表於網路社會中，尋求大家的認同。A認為：「這正式我言論自由的表現。」

情況五：循前例，A認為，做人要有courage，既然要尋求認同，那麼就以真名世人。A認為：「這正是我輩言論自由的展現。」

情況六：A在家想了一下午，振筆而書，並且用電腦文書軟體，儲存於電腦中，尚無發表的打算。豈知電腦發生問題，送給友人B修理，B在整理電腦時，覺得A的想法真是精闢，在沒有告訴A的前提下，將A在電腦儲存的文章，公諸於網站上。事後，記者找上A，A說：「他完全不知情！」想了一下又說到：「不過，這也是我的言論自由。不是嗎？」

情況七：延續情況六，如果B告知A打算公諸於網路社會的想法，可是A表達反對之意。事發後，A說：「這雖然是我的文章，但我沒有將它發表出去，我也是受害者。」B說：「我的確是沒有徵得A的同意，可是我的所作所為，乃是捍衛A的言論自由ㄟ！」

情況八：A將他的文章公諸在網路社會中發表，不但引起正反兩方熱烈的迴響，也帶來天天破紀錄的高點閱率。網路上的盛名，並沒有讓他義無反顧地繼續向前，反而促使其將所有發表的文章從網路上撤下來。然而，眼尖的記者還是發現了，問他為何如此，A回答說：「這是我的言論自由。」

上述八個例子，想突顯一個法學思考的現實問題。沒有行為人客觀上完成了某事，並且客觀上可歸責於特定行為人，是很難引起法條操作的興趣。同樣地，如果言論自由的權利主體沒有將自己的言論置於他人可取得的狀態，並且使他人將該言論與特定權利主體連結，當然也毫無動機要去援引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由的規定。儘管該條省略行為方式的文字，言論自由條文解釋與涵攝的操作，仍須以權利主體的客觀行為為前提；簡言之，言論自由除了「言論」與「自由」為核心要素外，尚需思索「表意行為」。按照這樣的說法，情況一與情況二，似乎從未與言論自由的保障產生關聯，也不須我們大傷腦筋；而情況三至情況八即是我們接下的重點。

在情況三到情況五，A分別選擇傳統或現代，示名或隱名地將自己的言論與公眾發生關係，此時。情況三到情況五中不同的表意行為，使我們有討論言論自由的可能性。本諸權利保護的觀點，表意行為的解釋，當然採取最寬鬆的解釋方式，舉凡文字、圖畫、影像、電子郵件或網路上的blog等等，只要使言論置於公眾可取得的狀態，都可以成為言論自由中的表意行為，權利主體應否匿名，並非關注的焦點。如果有人說匿名是言論自由保障的要素，那麼大大方方地表明自己，應該更受言論自由的歡迎吧？！

成為問題者，似乎是接下來的情況六與情況七，因為A的確沒有同意發表自己的文章。情況六與情況七的差異，乃是A是否有意將B的表意行為當作自己的行為。在情況六中，儘管A事前沒有同意，可是當A事後表達這是自己的言論自由時，在法律上，似乎可以將A的說法，本於使B的行為歸屬於己，看成事後的追認的意思表示。相反地，在情況七中，就算B發表的文章是A的，A既無事前同意，也無事後追認，顯然難以A的表意行為，大談A的言論自由。如果硬要推給A，即牽涉到憲法的言論自由是否容許如此為之？這必須與情況八一起討論。

在層出不窮地基本權論述中，自由權的保障，應該不脫離積極面向與消極面向的討論。以言論自由為例，言論自由的積極面向，乃是保護權利主體積極、主動地使自己的言論周知於眾人，不受國家的干涉與侵害。這個面向，是我們從情況一一直討論到情況七。除此之外，言論自由的消極面向，則是給予權利主體不將自己的意見表達於外之自由。職此之故，若是我們硬要情況七的A負擔起言論自由的責任，此一舉動剛好侵害了憲法第十一條的言論自由。這樣的想法，似乎也可在情況八中得到印證；可是又不見得如此。

情況八的特殊性，乃是A先是將自己言論與公眾產生互動，然後透過積極的動作，使其達到言論自由消極面向的結果。此一結果是否納入言論自由的保障，個人在論證上，曾於很早之前的Blog文章中表達懷疑的態度。主要的原因，乃是已經與公眾產生連結或互動的言論，如果可以透過積極作為達到消極面向的結果，似乎應該循刑法不作為犯的論罪方式，給予一個類似解除保證人地位的機制。此時此刻，我個人可想到的解套方式，乃是言論自由的積極面向定義為對外擁有特定言論；其消極面向乃是對外不再擁有特定言論，如此似可將情況八的情形直接納入言論自由的討論中。無論如何，前揭情況八與言論自由的想法，還是處於不成熟的狀態。

總而言之，要動用到憲法上的言論自由來正當化自己的行為，不僅要是言論，也必須是一個處於一個國家原則上不得介入的自由領域。除此之外，沒有顯示於外的表意行為，尚無法讓言論自由進入討論的階段。

我有言論自由嗎？

待續...

言論自由（一）：誰的言論自由

2009-03-24T19:01:00.007+01:00

兩、三個禮拜前，看著看著陳水扁家族官司的新聞，腦中突然想到Ronald Dworkin對moral reading的批判。本想花時間整理，怎知懶散至極，到現在都沒動靜。本以為台灣大概繼續隨著陳水扁一家載浮載沈，忽然冒出一個叫「范蘭欽」的人物，並且在一個禮拜的震盪後，即為新聞局的駐加拿大的組長「郭冠英」。這號人物的出現，尚不知對台灣造成何種影響；然而執政的國民黨已經開始嘗試當起漁翁來。一方面國民黨政治人物以降，要求（在野）政治人物不要見獵心喜，挑撥族群，另一方面，責付內政部草擬「族群平等法」草案，以達消弭台灣族群間的衝突，好似執政黨政府助燃的角色可一筆勾消掉。儘管如此，政治上的紛擾以及將來族群平等法草案的內容，並不是我此刻感興趣的部分。從范蘭欽事件發生開始到郭冠英自己跳出來承認，「言論自由」這四個字，一直是郭冠英自己、政府官員以及想幫郭冠英說項、辯護者使用的言詞。這四個字一出現，好像很難不讓人稍微點頭表示贊同。可是，若人們細細思量，言論自由四個字的魔法，似乎應該靠著自身的意志，讓其從身旁散去。

誰的言論自由？

上開問題，反應在教科書上，不外乎誰是言論自由的權利主體？基本權權利主體是如何判定？可惜的是，這裡並沒有打算論述言論自由是公民權還是人權，反而是想針對言談的情境予以討論。我們就直接拿范藍欽事件來簡化成一個案例事實。A在網路發表涉及族群仇恨與國家認同錯亂的偏激性言論。東窗事發後，記者訪問A與周遭的人，其中：

A說：「這是我的言論自由，不可以嗎？」

B說：「我看到A的言論，我個人雖然不認同，但是，這是他的言論自由，我予以尊重。」

C說：「我不知道A說了什麼。不過，A是有言論自由吧？難道不可以在網路抒發己見，爭取認同嗎？」

D說：「A的言論放在網路上很久了，這麼久都沒出事，現在突然拿A的言論大做文章，分明就是另有目的，扼殺A的言論自由。」

E說：「A只不過用自己的言論自由來為自己受到侮辱討回公道，有什麼不可以啊！」

這稍微整理的五句陳述，都使用了「言論自由」四字，卻有不同的目的。在A的部分，其使用言論自由，乃是彰顯其在法律、道德上，有著眾人所共認的權利，並且行使者。對B而言，靠著承認A有言論自由，並且說出自己並不認同，不但兩面討好（至少討好A與自己），也想使自己不要淌入這個混水中。C的態度相當簡單，就是想到「言論」、「自由」，然後予以合併，也不管A說了什麼，更遑論自己糊里糊塗地幫A背書了。D呢？撇開他可能與A立場一致的可能性，從陰謀論的出發點，配上言論自由四個字，讓所有的事情都合理化起來。最後的E，從其心有戚戚焉的心情，也無怪乎他是百分之百認同A的言論自由。

上述五句話，共同的問題，乃是說話者對於「言論自由」四個字所表達意涵，徹徹底底地漠視。當我們說自己或他人有言論自由時，不管基於何種心情，本於何種目的，甚至避免何種危難，除了認同自己或對方使用言論自由的舉動外，也是以言論自由來合理化自己或他人的狀態；一言以蔽之，言論自由不僅是開頭，它也是結論。問題是，自己或他人在特定、具體的個案中，是否享有憲法上、社會中保障的言論自由，是要透過判斷、審查方能成真。姑且體諒A作為當事人，一定要抓到一根言論自由的浮木才能繼續生存，B、C、D、E四人的說詞，不管初衷為何，形成的結果，都是直接或間接、積極或消極地為A的言論及其使用權利的結果予以背書。更深遠的影響，乃是言論自由，真的就如中文名詞組合一般，只要是言論，人又有自由，直接給自己戴上「言論自由」的皇冠，賞他人一把「言論自由」的尚方寶劍，絲毫不探討言論自由之內容與成立要件為何。「言論自由」這四個字，從言談使用之初，即被不加思索地濫用著！話說回來，A的言論是可以透過言論自由予以合法與正當化嗎？

何時有言論自由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