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瀏覽網路新聞時，看到這兩則娛樂圈的新聞。首先，我從來沒想過，原來飯島愛的「青春肉體」，還有這麼嚴肅的時代意義。我個人是沒有看過飯島愛的A片啦！（我想大概沒人相信）不過沒有日本強勢的A片產業，台灣人也不會知道飯島愛這號人物。
另外一個青春的肉體，就是現在躍身國際的舒淇小姐。閱讀這則新聞時，有兩個奇怪的感觸。毫無疑問，她是脫星起家，我們大概也常常聽到或看到類似這樣背景，日後成名的女星，都會對這段往事感到不堪或者遺憾。之所以會如此，或許是個人主觀上的良心作祟，或者社會上的集體價值觀驅使。疑問的是，如果她不脫，她會紅嗎？會有人注意她嗎？
相對於舒淇，王晶導演的回答大概算是莫名其妙的吧！如果沒接受到錯誤的訊息，香港三級片的風潮，不就是王大導演引領出來的，接著就是接二連三的玉女一脫成名。結果時在今日，竟然變成慧眼識英雌的貴人，真是「發掘有功，害人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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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幅報導飯島愛過世 日媒好奇
中廣 更新日期:"2008/12/28 20:35"
日本成人影片女星「飯島愛」過世，引起台灣媒體大篇幅報導，讓日本媒體很好奇，為什麼台灣這麼關心飯島愛之死？日本共同社報導，在得知飯島愛過世之後，台灣各大主要報紙，紛紛以專版大篇幅刊登飯島愛過世的消息，並且詳細介紹她的生平，而台北市內的許多影音專賣店，甚至設置「飯島愛專櫃」。
共同社的看法是，飯島愛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台灣剛剛解除戒嚴與解除報禁時，開始大受歡迎的，因此飯島愛在台灣可能被視為「自由的象徵」。有人甚至認為，飯島愛當紅的年代，「就是他的青春」，許多文化界人士也陸續發表與飯島愛現象有關的評論文章。
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1228/1/1byw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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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證實：曾幫舒淇擋黑道
聯合 更新日期:"2008/12/28 07:50" 本報記者／北京報導
香港導演王晶公開表示：「當年我幫舒淇擋過黑道，不讓她再繼續脫下去。」
日前舒淇在大陸受訪，談到當年拍脫戲，悔不當初，泣不成聲，有提到最先在台灣找她去香港拍三級片的導演王晶，曾要她不要再脫了。導演王晶在「未來警察」片場，親口證實：「確有此事。」
王晶表示：「當年我和舒淇簽了6部三級片的合約，拍到第2部，我就看出舒淇的潛力，不能再讓她脫下去，剛好爾冬陞找她演「色情男女」，我要舒淇當時的經理人文雋立刻幫她接，讓她走到女演員的路子。」
香港影壇複雜，王晶自爆：「現在說也不怕，當年我幫舒淇擋過不少黑道，很多大老闆甚至直接打電話要我安排舒淇和他們吃頓飯，價錢隨便我開，我和文雋直接對他們說「看清楚，我們（王晶、文雋和舒淇）不是那種人」。」
問王晶為什麼過那麼多年，舒淇都拿金馬影后了，揚名國際，談到當年還哭得那麼傷心呢？王晶想了想嘆氣說：「女孩子嘛，記得她剛拍三級片之後，過年她媽媽都不敢出門向親戚朋友拜年，舒淇對媽媽說『媽，我跟妳一家一家去拜年』，我聽了都很難過。但我覺得還好是我先找到她，否則別人找她拍，如今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局面呢。」
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1228/2/1by1m.html
2008年12月27日星期六
熊出沒
這個禮拜，除了飯島愛驟逝的新聞外，大概就屬兩隻從中國來的嬌客「團團與園園」在台北市掀起一陣激辯。舉凡購買方式到最後的運送過程，全部都充滿了爭議；即便已經入厝了，是否要有新的名字，也是有不同意見。事實上，當台北市木柵動物園以「中藥材」的方式輸入這兩隻中國大貓熊時，別說主權國家的對等問題，有沒有合乎台北市前後市長常常掛在嘴邊的「依法行政」，已是可見一斑。撇開這些問題，有些觀點，似乎可以用其他的角度來觀察，同時也讓人不禁欷噓；甚至加以唾棄！
團團與圓圓碰上統戰與禮貌
從中國因為連戰的拜訪，決定要贈送台灣兩隻大貓雄後，除了台灣應該以何種方式接受外，很快地在台灣網際網路的媒體上，即傳出這兩隻大貓雄的名字，已經決定叫做「團團與圓圓」。為何是這個名字？我想不用多加解說。對我而言，取名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拍版定案。然而2006年年初卻見識到另外一個場景。
那年我受一對中國男女朋友之邀，去他們家包餃子過年。本來想幫些什麼忙，不過廚房似乎已經已無我容身之所，因此就被邀請到看電視的房間內，跟他們一起看中國中央台的春節聯歡特別節目。他們跟我說，那年「趙本山」復出，要做表演；其表演方式，按照我的觀點，大概跟台灣賴聲川等人的風格類似。然而，除了表演之外，「要給兩隻大雄貓取名」，也是節目進行的項目之一。當下的我，其實也覺得奇怪，名字不是早就決定了嗎？要不然台灣媒體怎麼會報導。不過，當我看完整個取名的過程後，我想是否已經拍版定案？是否兩隻大雄貓要當和平親善大使，其實全然不重要。
依照我現在有限的記憶（如有錯誤，還請指正），首先主持節目的幾位主持人，跟收看節目的人說，有幾組名字可供大家透過手機簡訊等等方式來投票。可是在主持人的對話中，哄抬特定名字的舉動已然是招然若揭。其次，儘管主持人說，最終的答案會在節目最後公布，可是在一定的表演節目完畢後，主持人就會出來說說現在兩隻大雄貓的名字投票，並且以祖國情、同胞熱等情感性語言與對話，為特定名字助陣；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在螢幕的下端，還可以及時看到中國人投票的結果。除此之外，印象最為深刻者，主持人還播放一段中央台在台灣訪問幼稚園小朋友的影片。影片中，台灣小朋友不僅對可愛大雄貓的到來，感到無比的歡欣鼓舞，並且脫口說出，兩隻大雄貓的名字叫做，「團團」與「圓圓」。節目最後，主持人公布已經揭曉的答案，這兩隻送給台灣大雄貓的名字，經大家的選擇，叫做「團團」與「圓圓」，然後就從節目後方跳出兩個穿著大雄貓服裝的表演人員以及其他工作人員，主持人一方面開心地說，希望團團與圓圓牽起祖國與台灣之間民族情感之類的言詞，另一方面跟收看節目的人道別，祝賀新年快樂。
在這之前，當時的我，並不太能夠清楚地理解，為何會說這組名字，是統戰。看完那次的中國春節聯歡特別節目，我明瞭了；只是統戰的對象，並不是台灣人，而是中國人及其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對我而言，中國人的命名行為，講白了就是「沒有禮貌」。我很難想像，我自己買一個寵物，當作禮物送給他人，還先取好名字，讓對方照用。或許可以辯稱，團團與圓圓其實只是這兩隻大貓熊在養育期才用的名字，台灣可以自行更名。果如此，一個重視禮節作法，似乎應該先讓台灣先選好名字，然後再比照使用吧？有時間搞投票選名字，沒時間等台灣的答案，輕重緩急的衡量，早非送禮這麼簡單。
見錢眼開的木柵動物園
大貓熊來到台灣，第一件遺憾的事情，是安置在台北的木柵動物園。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有一次莫名其妙地前去松江路行天宮旁的行天宮圖書館。那天，當時的圓山動物園園長要給小朋友做一個動物園的介紹。在介紹時，園長提到，圓山動物園將搬到木柵去，改名為木柵動物園。他告訴我們為何要興建木柵動物園，以給予園內動物更人性的養育空間、如何安撫這些動物，如何布置搬運動線。比方說，像長頸鹿這個長的脖子，要怎麼順利完成搬運。這座動物園在正式營運後，有三件事情帶給市民驕傲感。第一、相較於狹窄地圓山動物園，新的動物園試著給予園內動物廣闊的空間。第二、興建過程的土石滑動，造就了天然的瀉湖，藉此聚集了許多鳥類。第三、蝴蝶館的興建，符合台灣作為蝴蝶王國的美譽。然而，木柵動物園這幾年的營運方式，幾乎都是商業性的促銷手法。
撇開林旺爺爺以前是鎮園之寶，第一個被商業化操弄得，就是無尾熊「派屈克與哈雷」。當時吸引了多少的小朋友，媒體更是配合辦理。早晚的連線報導，讓人很難錯過這兩隻無尾熊的尊顏。那年，我陪傻丁到政大辦事，下午就去動物園逛逛。老實說，當時的感觸，這兩隻無尾熊就是拼命地睡覺，並且受到專人保護。相形之下，在動物園上方的北極熊，不僅毛髮染黃，也只能張著大嘴喊熱，冷氣對它，似乎是奢侈的事情。但是，現在還有人會問這兩隻無尾熊還活者嗎？我想不會，因為他們之後，來了國王企鵝。國王企鵝熱延燒甚久，第一代企鵝還生了小企鵝，透過徵名活動，被取名為「黑麻薯」。之後在國王企鵝旁，安置了黑腳企鵝。可是，台灣有媒體追蹤這些當初引進的企鵝，還在還存活幾隻嗎？我想很難。木柵動物園層出不窮地行銷手法，早已掩蓋了一般國際間對於動物園管理、營運的法令要求。
現在，同樣的手法用在這兩隻大貓熊身上。大筆、大筆的收入，是可以預見。不同的是，這兩隻大貓熊不准養死。
冷落已久的台灣黑熊
中國的大貓熊來到台灣，處境尷尬者，莫過於台灣黑熊。台灣黑熊是台灣稀有保育類動物。自從台北市政府決定要引進大貓熊開始，即有人表示，同樣都是有個「熊」，預算與待遇卻是天差地北。對此，當然也有人這樣想，可能會因為大貓熊來台，讓人多花點錢在台灣黑熊身上。真的會如此嗎？那是對台灣的政府單位的道德良心太有信心了吧！然而我之所以想要寫台灣黑熊，是因為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最近在德國遇到的事情。這學期因為課程設計，我有機會拜訪了巴伐利亞的環保部。接待我們的高階主管，一時興起講起巴伐利亞射熊事件。當時，巴伐利亞邦突然出現棕熊的蹤跡，到住家找吃的維生。當時的環保部部長，竟然毫無體察棕熊的危險性，在媒體上公然說道：「歡迎到來！」事後，卻因為其危險性，又說要準備射殺這隻棕熊。此時，群情譁然！這位高階主管表示，其實射殺談何容易！這隻棕熊早就被母熊教導成「在一個地方只光顧一次」。因此，守株待兔型的獵捕行動，是不可能有所斬獲的。另外，他又說道，這隻棕熊並非巴伐利亞原生的棕熊；巴伐利亞有七十年沒有棕熊的蹤跡了。事後驗證，這隻棕熊的確是來自其他國家；似乎是義大利或斯洛伐克。
第二件是關於自己成長的往事。我從幼稚園到小學，校外教學去的地方，在台北市內，除了陽明山與博物館外，就是圓山動物園與育樂園。如果我的記憶還屬正確的話，那時的圓山動物園養了很多隻台灣黑熊。由於是戶外的環境，可以隨時看到台灣黑熊懶洋洋地掀起V字白領。當時的我，壓根不知道這些黑熊是台灣的保育類動物，只覺得全身黝黑的毛髮，竟然在脖子至胸口處，有著勝利的白色標記，令人印象深刻。在木柵動物園營運後，除了國中去過一次外，大概就是跟傻丁去政大辦完事情後，剩下午的空檔，去動物園溜達溜達。我遊玩木柵動物園的方式很固定，就是一開始坐著遊園車到頂端，然後再步行下來。然而，儘管這些遊玩的記憶比較接近，卻絲毫不記得我有看到台灣黑熊的蹤跡。
講這兩段事情，其實是看不慣木柵動物園厚此薄彼的心態。如果大家去木柵動物園的網站，除了滿滿大貓熊的新聞外，還有保育大貓熊的連結。相形之下，台灣黑熊除了在上方的認養欄位外，其他什麼都沒有；連一個現有台灣黑熊保育網的連結，都吝嗇地不願意出現在該園的首頁上。大貓熊是多可愛，我不知道。我幼年的記憶，卻是台灣黑熊伴隨著我。如果台灣黑熊是台灣稀有的保育類動物，如何保育成功，好像才是應該不斷致力的目標吧？我們當然無法期待台灣黑熊像高雄的猴子一樣，出現在爬山的山道，與遊客競食。天然的地理態勢顯示，台灣不像德國，旁邊有其他國家存在，自己沒有了，其他國家的動物可以跑過來，有著意外訪客的喜悅；我們沒有了，那就是永遠沒有了。
團團與圓圓碰上統戰與禮貌
從中國因為連戰的拜訪，決定要贈送台灣兩隻大貓雄後，除了台灣應該以何種方式接受外，很快地在台灣網際網路的媒體上，即傳出這兩隻大貓雄的名字，已經決定叫做「團團與圓圓」。為何是這個名字？我想不用多加解說。對我而言，取名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拍版定案。然而2006年年初卻見識到另外一個場景。
那年我受一對中國男女朋友之邀，去他們家包餃子過年。本來想幫些什麼忙，不過廚房似乎已經已無我容身之所，因此就被邀請到看電視的房間內，跟他們一起看中國中央台的春節聯歡特別節目。他們跟我說，那年「趙本山」復出，要做表演；其表演方式，按照我的觀點，大概跟台灣賴聲川等人的風格類似。然而，除了表演之外，「要給兩隻大雄貓取名」，也是節目進行的項目之一。當下的我，其實也覺得奇怪，名字不是早就決定了嗎？要不然台灣媒體怎麼會報導。不過，當我看完整個取名的過程後，我想是否已經拍版定案？是否兩隻大雄貓要當和平親善大使，其實全然不重要。
依照我現在有限的記憶（如有錯誤，還請指正），首先主持節目的幾位主持人，跟收看節目的人說，有幾組名字可供大家透過手機簡訊等等方式來投票。可是在主持人的對話中，哄抬特定名字的舉動已然是招然若揭。其次，儘管主持人說，最終的答案會在節目最後公布，可是在一定的表演節目完畢後，主持人就會出來說說現在兩隻大雄貓的名字投票，並且以祖國情、同胞熱等情感性語言與對話，為特定名字助陣；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在螢幕的下端，還可以及時看到中國人投票的結果。除此之外，印象最為深刻者，主持人還播放一段中央台在台灣訪問幼稚園小朋友的影片。影片中，台灣小朋友不僅對可愛大雄貓的到來，感到無比的歡欣鼓舞，並且脫口說出，兩隻大雄貓的名字叫做，「團團」與「圓圓」。節目最後，主持人公布已經揭曉的答案，這兩隻送給台灣大雄貓的名字，經大家的選擇，叫做「團團」與「圓圓」，然後就從節目後方跳出兩個穿著大雄貓服裝的表演人員以及其他工作人員，主持人一方面開心地說，希望團團與圓圓牽起祖國與台灣之間民族情感之類的言詞，另一方面跟收看節目的人道別，祝賀新年快樂。
在這之前，當時的我，並不太能夠清楚地理解，為何會說這組名字，是統戰。看完那次的中國春節聯歡特別節目，我明瞭了；只是統戰的對象，並不是台灣人，而是中國人及其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對我而言，中國人的命名行為，講白了就是「沒有禮貌」。我很難想像，我自己買一個寵物，當作禮物送給他人，還先取好名字，讓對方照用。或許可以辯稱，團團與圓圓其實只是這兩隻大貓熊在養育期才用的名字，台灣可以自行更名。果如此，一個重視禮節作法，似乎應該先讓台灣先選好名字，然後再比照使用吧？有時間搞投票選名字，沒時間等台灣的答案，輕重緩急的衡量，早非送禮這麼簡單。
見錢眼開的木柵動物園
大貓熊來到台灣，第一件遺憾的事情，是安置在台北的木柵動物園。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有一次莫名其妙地前去松江路行天宮旁的行天宮圖書館。那天，當時的圓山動物園園長要給小朋友做一個動物園的介紹。在介紹時，園長提到，圓山動物園將搬到木柵去，改名為木柵動物園。他告訴我們為何要興建木柵動物園，以給予園內動物更人性的養育空間、如何安撫這些動物，如何布置搬運動線。比方說，像長頸鹿這個長的脖子，要怎麼順利完成搬運。這座動物園在正式營運後，有三件事情帶給市民驕傲感。第一、相較於狹窄地圓山動物園，新的動物園試著給予園內動物廣闊的空間。第二、興建過程的土石滑動，造就了天然的瀉湖，藉此聚集了許多鳥類。第三、蝴蝶館的興建，符合台灣作為蝴蝶王國的美譽。然而，木柵動物園這幾年的營運方式，幾乎都是商業性的促銷手法。
撇開林旺爺爺以前是鎮園之寶，第一個被商業化操弄得，就是無尾熊「派屈克與哈雷」。當時吸引了多少的小朋友，媒體更是配合辦理。早晚的連線報導，讓人很難錯過這兩隻無尾熊的尊顏。那年，我陪傻丁到政大辦事，下午就去動物園逛逛。老實說，當時的感觸，這兩隻無尾熊就是拼命地睡覺，並且受到專人保護。相形之下，在動物園上方的北極熊，不僅毛髮染黃，也只能張著大嘴喊熱，冷氣對它，似乎是奢侈的事情。但是，現在還有人會問這兩隻無尾熊還活者嗎？我想不會，因為他們之後，來了國王企鵝。國王企鵝熱延燒甚久，第一代企鵝還生了小企鵝，透過徵名活動，被取名為「黑麻薯」。之後在國王企鵝旁，安置了黑腳企鵝。可是，台灣有媒體追蹤這些當初引進的企鵝，還在還存活幾隻嗎？我想很難。木柵動物園層出不窮地行銷手法，早已掩蓋了一般國際間對於動物園管理、營運的法令要求。
現在，同樣的手法用在這兩隻大貓熊身上。大筆、大筆的收入，是可以預見。不同的是，這兩隻大貓熊不准養死。
冷落已久的台灣黑熊
中國的大貓熊來到台灣，處境尷尬者，莫過於台灣黑熊。台灣黑熊是台灣稀有保育類動物。自從台北市政府決定要引進大貓熊開始，即有人表示，同樣都是有個「熊」，預算與待遇卻是天差地北。對此，當然也有人這樣想，可能會因為大貓熊來台，讓人多花點錢在台灣黑熊身上。真的會如此嗎？那是對台灣的政府單位的道德良心太有信心了吧！然而我之所以想要寫台灣黑熊，是因為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最近在德國遇到的事情。這學期因為課程設計，我有機會拜訪了巴伐利亞的環保部。接待我們的高階主管，一時興起講起巴伐利亞射熊事件。當時，巴伐利亞邦突然出現棕熊的蹤跡，到住家找吃的維生。當時的環保部部長，竟然毫無體察棕熊的危險性，在媒體上公然說道：「歡迎到來！」事後，卻因為其危險性，又說要準備射殺這隻棕熊。此時，群情譁然！這位高階主管表示，其實射殺談何容易！這隻棕熊早就被母熊教導成「在一個地方只光顧一次」。因此，守株待兔型的獵捕行動，是不可能有所斬獲的。另外，他又說道，這隻棕熊並非巴伐利亞原生的棕熊；巴伐利亞有七十年沒有棕熊的蹤跡了。事後驗證，這隻棕熊的確是來自其他國家；似乎是義大利或斯洛伐克。
第二件是關於自己成長的往事。我從幼稚園到小學，校外教學去的地方，在台北市內，除了陽明山與博物館外，就是圓山動物園與育樂園。如果我的記憶還屬正確的話，那時的圓山動物園養了很多隻台灣黑熊。由於是戶外的環境，可以隨時看到台灣黑熊懶洋洋地掀起V字白領。當時的我，壓根不知道這些黑熊是台灣的保育類動物，只覺得全身黝黑的毛髮，竟然在脖子至胸口處，有著勝利的白色標記，令人印象深刻。在木柵動物園營運後，除了國中去過一次外，大概就是跟傻丁去政大辦完事情後，剩下午的空檔，去動物園溜達溜達。我遊玩木柵動物園的方式很固定，就是一開始坐著遊園車到頂端，然後再步行下來。然而，儘管這些遊玩的記憶比較接近，卻絲毫不記得我有看到台灣黑熊的蹤跡。
講這兩段事情，其實是看不慣木柵動物園厚此薄彼的心態。如果大家去木柵動物園的網站，除了滿滿大貓熊的新聞外，還有保育大貓熊的連結。相形之下，台灣黑熊除了在上方的認養欄位外，其他什麼都沒有；連一個現有台灣黑熊保育網的連結，都吝嗇地不願意出現在該園的首頁上。大貓熊是多可愛，我不知道。我幼年的記憶，卻是台灣黑熊伴隨著我。如果台灣黑熊是台灣稀有的保育類動物，如何保育成功，好像才是應該不斷致力的目標吧？我們當然無法期待台灣黑熊像高雄的猴子一樣，出現在爬山的山道，與遊客競食。天然的地理態勢顯示，台灣不像德國，旁邊有其他國家存在，自己沒有了，其他國家的動物可以跑過來，有著意外訪客的喜悅；我們沒有了，那就是永遠沒有了。
2008年12月26日星期五
Doppelte Staatsangehörigkeit
Nach der fast 290 Tagen Geduld ist die endgültige Antwort des Außenministerium der USA den Legislativ-Yuan erreicht. Infolge dieser Antwort hat die Abgeordnete Lee, Ching-An die amerikan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und es gibt kein Protokoll zum Verlust dieser Staatsangehörigkeit. Obwohl sie darauf beharrt, dass das Außenministerium sich dazu noch nicht äußert, höre sie ab heute vorläufig mit ihrem Abgeordnetenamt auf. Aber ist es wirklich so wichtig, dass sie die amerikan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hat oder gehabt hat?
In der Tat lässt uns gar nicht akzeptabel sein, dass sie diese Angehörigkeit besitzt oder besitzt hat. Das ist zugleich ein Widerspruch, dass sie die besitzt, während sie mit dem Fragerecht gegen den ehemaligen Vize-Oberbürgermeister Taipehs gesprochen hat. Allerdings liegt der Schwerpunkt ihres Falls von vornherein in einer anderen Problematik. Wie früher darauf hingewiesen wird, verstößt nämlich sie gegen § 20 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
§ 20 I S. 1 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 besagt, dass die Völker der Republik Chinas, die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haben, dürfen kein Amt der Republik Chinas innehaben. In Anschluss daran wird ein oder eine amtierende Abgeordnete gemäß § 20 I S. 2 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 vom Legislativ-Yuan abgesetzt. Aus diesem Grund trifft der Präsident des Legislativ-Yuans eine lächerliche Aussage, dass ein Absetzungsentscheidung des Legislativ-Yuans einer gesetzlichen Grundlage bedürfe. Darüber hinaus handelt es sich um ein gesetliches Verbot. wonach man etwas unterlässt. Trotzdem gibt das 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 uns eine Toleranzfrist. Gemäß § 20 IV verpflichten sich die Vorhabenden, das Amt der Republik Chinas auszuüben, das aus der taiwanesischen Staatsangehörigkeit ausgeht, vor dem Innehaben des Amts auf ein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zu verzichten und innerhalb eines Jahres der Amtsdauer einen Prozess des Staatsangehörigkeitsverlusts zu erledigen und dann eine Bestätigung dazu vorzuzeigen. Dabei geht es um ein gesetzliches Gebot, von dem eine Handlungspflicht abgeleitet wird. Selbst wenn man darauf besteht, dass seine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unter bestimmten Voraussetzungen außer Kraft treten könne, muss man mindestens die Bestätigung dazu vorlegen, um die rechtliche Verpflichtung nachzukommen. Ansonsten verliert man dazu ein Vertrauen, weil ohne Beweis oder Nachweis alles nur in in der Rede beleibt.
Nach ihrer politischen Aktivität ist Frau Lee damit bekannt gemacht, dass die Bestätigung zum amerikanischen Staatsangehörigkeitsverlust eine unerlässliche Bedingung ist, die Volksvertretung auszuübene, gleichgültig auf einer kommunalen Ebene oder der zentralen. Damit kann sie gegen alles, das die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betrifft. Jedoch gelten die vorstehenden Regeln nie für sie, wenn sie im gleichen Fall geraten ist. Ihre Strategie, auf die Entscheidung der USA-Regierung über seinen Verlust der amerikanischen Staatsangehörigkeit zu warten, ist vielmehr eine Ablenkung. Damit könnte die Rede nicht von der Bestätigungspflicht im Sinne des § 20 IV 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 sein.
In der Tat lässt uns gar nicht akzeptabel sein, dass sie diese Angehörigkeit besitzt oder besitzt hat. Das ist zugleich ein Widerspruch, dass sie die besitzt, während sie mit dem Fragerecht gegen den ehemaligen Vize-Oberbürgermeister Taipehs gesprochen hat. Allerdings liegt der Schwerpunkt ihres Falls von vornherein in einer anderen Problematik. Wie früher darauf hingewiesen wird, verstößt nämlich sie gegen § 20 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
§ 20 I S. 1 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 besagt, dass die Völker der Republik Chinas, die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haben, dürfen kein Amt der Republik Chinas innehaben. In Anschluss daran wird ein oder eine amtierende Abgeordnete gemäß § 20 I S. 2 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 vom Legislativ-Yuan abgesetzt. Aus diesem Grund trifft der Präsident des Legislativ-Yuans eine lächerliche Aussage, dass ein Absetzungsentscheidung des Legislativ-Yuans einer gesetzlichen Grundlage bedürfe. Darüber hinaus handelt es sich um ein gesetliches Verbot. wonach man etwas unterlässt. Trotzdem gibt das 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 uns eine Toleranzfrist. Gemäß § 20 IV verpflichten sich die Vorhabenden, das Amt der Republik Chinas auszuüben, das aus der taiwanesischen Staatsangehörigkeit ausgeht, vor dem Innehaben des Amts auf ein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zu verzichten und innerhalb eines Jahres der Amtsdauer einen Prozess des Staatsangehörigkeitsverlusts zu erledigen und dann eine Bestätigung dazu vorzuzeigen. Dabei geht es um ein gesetzliches Gebot, von dem eine Handlungspflicht abgeleitet wird. Selbst wenn man darauf besteht, dass seine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unter bestimmten Voraussetzungen außer Kraft treten könne, muss man mindestens die Bestätigung dazu vorlegen, um die rechtliche Verpflichtung nachzukommen. Ansonsten verliert man dazu ein Vertrauen, weil ohne Beweis oder Nachweis alles nur in in der Rede beleibt.
Nach ihrer politischen Aktivität ist Frau Lee damit bekannt gemacht, dass die Bestätigung zum amerikanischen Staatsangehörigkeitsverlust eine unerlässliche Bedingung ist, die Volksvertretung auszuübene, gleichgültig auf einer kommunalen Ebene oder der zentralen. Damit kann sie gegen alles, das die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betrifft. Jedoch gelten die vorstehenden Regeln nie für sie, wenn sie im gleichen Fall geraten ist. Ihre Strategie, auf die Entscheidung der USA-Regierung über seinen Verlust der amerikanischen Staatsangehörigkeit zu warten, ist vielmehr eine Ablenkung. Damit könnte die Rede nicht von der Bestätigungspflicht im Sinne des § 20 IV 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 sein.
2008年12月25日星期四
2008年12月23日星期二
Say yes!
昨天聽到失戀的Ch，還在等待、盼望對方能夠回心轉意，知道自己的好，豈知上了you to be時，即閃出古早年前「一０一次求婚」的片段。
想當初，在自己高三的時候，雖然大家都在準備聯考，可是班上的高中同學，或許因為家裡有大、小耳朵，可以任意地收看日本的電視劇，因此在休息或晚自習時間，即會聽到幾個同學在講「一０一次求婚」的那個老頭，或者提到「莉香與完治」；甚至有人直接去買了日本雜誌，並且下定決心要將日文當作人生的使命，並且考過日語一級檢定。那時，我壓根就不知道在說些什麼，心裡想，家裡電視不過是三台嗎？難道他們在講錄影帶嗎？由於沒什麼特別地好奇心，所以也就沒去問個究竟。
上了大學後，台灣的電視政策慢慢開始轉變。三家電視台，突然願意播放日劇了！其中，以台視率先在禮拜二晚上推出他們的日劇，慢慢地，中視要在週末推出...。當台視宣布要播出日劇時，該電視台馬上將火力集中在「東京愛情故事」、「一０一次求婚」等野島伸司製作的著名日劇。就這樣，我才開始恍然大悟，什麼是「一０一次求婚」；誰是「老頭與美女」等等的說法。現在想想，每個禮拜二，我那時大概去大學同學所開的一唱片行裡，看看那天播了什麼內容。另外，雖然那時大概知道光華商場有在賣這些日劇，不過也沒興過購買的念頭；更別說自己想要一次看完整部日劇的內容。
現在重新看到一０一次求婚的最後片段，配上「洽克與飛鳥」的歌聲，希望Ch真的可以等到他的Say yes!
想當初，在自己高三的時候，雖然大家都在準備聯考，可是班上的高中同學，或許因為家裡有大、小耳朵，可以任意地收看日本的電視劇，因此在休息或晚自習時間，即會聽到幾個同學在講「一０一次求婚」的那個老頭，或者提到「莉香與完治」；甚至有人直接去買了日本雜誌，並且下定決心要將日文當作人生的使命，並且考過日語一級檢定。那時，我壓根就不知道在說些什麼，心裡想，家裡電視不過是三台嗎？難道他們在講錄影帶嗎？由於沒什麼特別地好奇心，所以也就沒去問個究竟。
上了大學後，台灣的電視政策慢慢開始轉變。三家電視台，突然願意播放日劇了！其中，以台視率先在禮拜二晚上推出他們的日劇，慢慢地，中視要在週末推出...。當台視宣布要播出日劇時，該電視台馬上將火力集中在「東京愛情故事」、「一０一次求婚」等野島伸司製作的著名日劇。就這樣，我才開始恍然大悟，什麼是「一０一次求婚」；誰是「老頭與美女」等等的說法。現在想想，每個禮拜二，我那時大概去大學同學所開的一唱片行裡，看看那天播了什麼內容。另外，雖然那時大概知道光華商場有在賣這些日劇，不過也沒興過購買的念頭；更別說自己想要一次看完整部日劇的內容。
現在重新看到一０一次求婚的最後片段，配上「洽克與飛鳥」的歌聲，希望Ch真的可以等到他的Say yes!
,,Demokratie will gelebt sein": Abwehr der Demokratie
In Anschluss an die Funktion und Verantwortung der Wähler behandelt Herr Prof. Kirchhof weiter den Kernbereich der Demokratie. Er ist der Auffassung, dass die Anzahl der Verfassungsänderung möglichst wenig zustande kommen sollte. Eine Verfassung wie das GG trägt nämlich viele weitergegebenen Grundprinzipien und -werte. Selbst wenn die Mehrheit der Wähler sich für die Diktatur entschieden hätte, wäre die Demokratie einschließlich der darauf aufbauenden Verfassung selbst nicht ausgeschaltet. Damit geht nicht nur die Ewigkeitsgarantie des Art. 79 III GG einher. Es erstreckt sich auch auf die Abstimmung, die zur Verfassungsgebung führt.
Art. 20 II GG schreibt vor, dass alle Staatsgewalt vom Volk ausgeht. Daraus ergibt sich die Volksherrschaft. Art. 146 sieht außerdem eine Ablösung vom GG vor, wonach es seine Gültigkeit an dem Tag verliert, an dem eine Verfassung in kraft tritt, die von dem deutschen Volke in freier Entscheidung beschlossen worden ist. Obwohl die Meinungen im Schrifttum dazu aufgespaltet sind, ob der Bundestag zuvor einen Beschluss zur Volksabstimmung vorgenommen worden sein müsse, (Vgl. Peter M. Huber, in: Sachs(hrsg.), GG, Art. 146) scheint die Auslegung der Worte ,,in freier Entscheidung" vorrangig erforderlich zu sein. Trotzdem ist der Weg auf die Volksabstimmung wegen der repräsentativen Demokratie nicht gesper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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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tler:
Sie bezeichnen das Grundgesetz als Gedächtnis der Demokratie. Wir haben in den letzten 50 Jahren bereits 100 Artikel in unserer Verfassung geändert. Wie sehen Sie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Anpassung heute?
Prof. Kirchhof:
Ich meine, dass wir möglichst wenig in diesem Grundgesetz ändern sollten, weil dieses
Grundgesetz die erprobten Werte, die guten Institutionen, die in der Vergangenheit viel geleistet haben, auch die politische Erfahrung an die Gegenwart und Zukunft weitergibt.
Wir hatten ja nach dem Glück der Wiedervereinigung 1989/90 in Deutschland eine große
Diskussion, ob wir ein neues Grundgesetz brauchen. Dieser Diskussion habe ich bewusst mein Buch mit dem Titel „Brauchen wir ein erneuertes Grundgesetz?“ entgegengestellt, um deutlich zu machen, dass diese Verfassung in ihren Grundprinzipien nicht zur Disposition des Parlaments, des Staatsvolkes oder wessen immer steht.
Die Diskussion damals, die sich ja vorstellte, an einem Sonntag sollen alle Bürger in
Deutschland über diese Verfassung abstimmen, hat im Grunde den Kerngedanken der
Demokratie nicht verstanden. Denn stellen Sie sich einmal vor, wir hätten nach sorgfältiger Vorbereitung am kommenden Sonntag eine solche Abstimmung über unsere Verfassung. Da würde also gefragt – ich vereinfache bewusst ein bisschen: Wollen Sie Demokratie oder Diktatur? Dann werden selbstverständlich di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sich für die Demokratie entscheiden. Aber ich nehme den Abstimmungsvorgang juristisch ernst und unterstelle wider besseres Wissen, es könnten beide Ergebnisse herauskommen, weil der Wähler, der Abstimmende, ja frei ist. Und jetzt unterstelle ich, die Wähler hätten sich entschieden für die Diktatur. Dann wäre diese Verfassung, diese Demokratie keinesfalls bereit, sich selbst aufzugeben, nur deshalb weil in einem Abstimmungsvorgang der Abstimmungsberechtigte die Funktion der Demokratie nicht erkannt hat.
Ich will damit sagen, dass es bestimmte Grundsatz-Wertungen gibt für jedes Gemeinwesen, die niemand in Frage stellen darf, auch nicht die überwältigende Mehrheit der demokratischen Wähler.
Art. 20 II GG schreibt vor, dass alle Staatsgewalt vom Volk ausgeht. Daraus ergibt sich die Volksherrschaft. Art. 146 sieht außerdem eine Ablösung vom GG vor, wonach es seine Gültigkeit an dem Tag verliert, an dem eine Verfassung in kraft tritt, die von dem deutschen Volke in freier Entscheidung beschlossen worden ist. Obwohl die Meinungen im Schrifttum dazu aufgespaltet sind, ob der Bundestag zuvor einen Beschluss zur Volksabstimmung vorgenommen worden sein müsse, (Vgl. Peter M. Huber, in: Sachs(hrsg.), GG, Art. 146) scheint die Auslegung der Worte ,,in freier Entscheidung" vorrangig erforderlich zu sein. Trotzdem ist der Weg auf die Volksabstimmung wegen der repräsentativen Demokratie nicht gesper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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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tler:
Sie bezeichnen das Grundgesetz als Gedächtnis der Demokratie. Wir haben in den letzten 50 Jahren bereits 100 Artikel in unserer Verfassung geändert. Wie sehen Sie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Anpassung heute?
Prof. Kirchhof:
Ich meine, dass wir möglichst wenig in diesem Grundgesetz ändern sollten, weil dieses
Grundgesetz die erprobten Werte, die guten Institutionen, die in der Vergangenheit viel geleistet haben, auch die politische Erfahrung an die Gegenwart und Zukunft weitergibt.
Wir hatten ja nach dem Glück der Wiedervereinigung 1989/90 in Deutschland eine große
Diskussion, ob wir ein neues Grundgesetz brauchen. Dieser Diskussion habe ich bewusst mein Buch mit dem Titel „Brauchen wir ein erneuertes Grundgesetz?“ entgegengestellt, um deutlich zu machen, dass diese Verfassung in ihren Grundprinzipien nicht zur Disposition des Parlaments, des Staatsvolkes oder wessen immer steht.
Die Diskussion damals, die sich ja vorstellte, an einem Sonntag sollen alle Bürger in
Deutschland über diese Verfassung abstimmen, hat im Grunde den Kerngedanken der
Demokratie nicht verstanden. Denn stellen Sie sich einmal vor, wir hätten nach sorgfältiger Vorbereitung am kommenden Sonntag eine solche Abstimmung über unsere Verfassung. Da würde also gefragt – ich vereinfache bewusst ein bisschen: Wollen Sie Demokratie oder Diktatur? Dann werden selbstverständlich di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sich für die Demokratie entscheiden. Aber ich nehme den Abstimmungsvorgang juristisch ernst und unterstelle wider besseres Wissen, es könnten beide Ergebnisse herauskommen, weil der Wähler, der Abstimmende, ja frei ist. Und jetzt unterstelle ich, die Wähler hätten sich entschieden für die Diktatur. Dann wäre diese Verfassung, diese Demokratie keinesfalls bereit, sich selbst aufzugeben, nur deshalb weil in einem Abstimmungsvorgang der Abstimmungsberechtigte die Funktion der Demokratie nicht erkannt hat.
Ich will damit sagen, dass es bestimmte Grundsatz-Wertungen gibt für jedes Gemeinwesen, die niemand in Frage stellen darf, auch nicht die überwältigende Mehrheit der demokratischen Wähler.
還有這筆錢
大家都說經濟不景氣；大家也都不敢推測，燕子什麼時候會飛回來。勒緊褲袋，節省支出，已經是最基本的渡日法門。然而，若你突然發現，你家附近的教堂，根據亨利八世時期公布的法律，要你拿錢出來整修，不知你會作何反應與感想？
在昨天Tagesthemen的報導中，出現了這則新聞「Private Grundstücksbesitzer zu Kirchensanierung verpflichtet（不動產佔有人負擔整修教堂的義務）」。一對繼承父親不動產遺產的英國夫婦，因為這個亨利八世以來的法律，要對教堂的修繕，支付三十萬英鎊的費用，這不但讓他們不敢置信，竟然有人拿伊莉沙白一世女王爸爸的法律來要求他們遵守，也傷害他們對於教會的情感。經過多年的爭訟，不但律師跟他們說抱歉，這個法律還繼續有效，英國的House of Lord的判決，也說根據這個有效的法律，他們必須要支付這筆款項，這讓多年省吃節用，想要過個好日子的英國夫婦，不知該如何怨嘆。而教會呢？英國沒有教會稅，他們也真的需要錢修繕百年以來的教堂，司法上，只能不斷表示：「法律就是法律！」
我先貼上來，有空候補！
在昨天Tagesthemen的報導中，出現了這則新聞「Private Grundstücksbesitzer zu Kirchensanierung verpflichtet（不動產佔有人負擔整修教堂的義務）」。一對繼承父親不動產遺產的英國夫婦，因為這個亨利八世以來的法律，要對教堂的修繕，支付三十萬英鎊的費用，這不但讓他們不敢置信，竟然有人拿伊莉沙白一世女王爸爸的法律來要求他們遵守，也傷害他們對於教會的情感。經過多年的爭訟，不但律師跟他們說抱歉，這個法律還繼續有效，英國的House of Lord的判決，也說根據這個有效的法律，他們必須要支付這筆款項，這讓多年省吃節用，想要過個好日子的英國夫婦，不知該如何怨嘆。而教會呢？英國沒有教會稅，他們也真的需要錢修繕百年以來的教堂，司法上，只能不斷表示：「法律就是法律！」
我先貼上來，有空候補！
2008年12月22日星期一
,,Demokratie will gelebt sein": Wähler
Prof. Paul Kirchhof, der ein ehemaliger Verfassungsrichter des BVerfG ist, hat in vergangenen Jahren einen Interview bei der Bayerischen Rundfunk gegeben. Während des Interviews versuchte er in verschiedenen Richtungen einige Elemente der Demokratie einschließlich ihres Systems einzuleuchten.
Im ersten Teil des Interviews behandelte er die Kernrolle der Wähler im demokratischen Staat. Dabei handelt es sich darum, wie die Wähler tun sollen oder welche Verantwortung sie tragen sollen, damit ein demokratisches System, vor allen die Demokratie BRDs, gut funktionieren kann.
:::::::::::::::::::::::::::::::::::::::::::::::::::::::::::::::::::::::::::::::::::::::::::::::::::::::::
Autorin: Elisabeth Bachtler
Redaktion: Rudolf Vogel
Bachtler:
Herr Professor Kirchhof, Demokratie ohne politisch interessierte und informierte Staats bürger gibt es nicht. Müssen wir alle, Politiker und zur Wahl Gehende, nicht immer wieder bereit sein, uns manchmal um der Demokratie willen auch zu langweilen? Stichwort „das schier endlose Gerede“ in Gremien und im Parlament.
Prof. Kirchhof:
Im Mittelpunkt der Demokratie steht der Wähler. Das heißt, die Demokratie baut darauf, dass di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wie in jeder anderen Demokratie, sich prinzipiell persönlich interessieren für das, was unser Gemeinwesen betrifft, sich in der Politik einschalten, sich kritikfähig machen. Das ist ein hohes Vertrauen auf den einzelnen Wähler. Normalerweise müssen wir in unserem Staat, wenn wir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vorher nachweisen, dass wir diese Verantwortung tragen können. Etwa wenn wir im Straßenverkehr mit dem Auto fahren wollen, müssen wir vorher einen Führerschein machen, wenn wir einen Beruf ausüben wollen, müssen wir vorher die Berufsqualifikation im Examen nachweisen. Anders bei der fundamentalen Funktion des Wählens in einer
Demokratie.
Der Staat setzt voraus, dass der Bürger aus eigenem Antrieb sich informiert, sich prinzipiell interessiert, sich auch nicht entmutigen lässt, wenn wir gelegentlich Parlamentsdebatten haben, die möglicherweise nicht jedermann ansprechen, die auch den Eindruck erwecken könnten, dass sie mehr Reden zum Fenster hinaus sind als unmittelbare Reden unter den Parlamentariern. Da müssen wir jeden Tag, jede Woche unsere demo-
kratische Kultur wieder neu zurückgewinnen.
Im ersten Teil des Interviews behandelte er die Kernrolle der Wähler im demokratischen Staat. Dabei handelt es sich darum, wie die Wähler tun sollen oder welche Verantwortung sie tragen sollen, damit ein demokratisches System, vor allen die Demokratie BRDs, gut funktionieren k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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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in: Elisabeth Bachtler
Redaktion: Rudolf Vogel
Bachtler:
Herr Professor Kirchhof, Demokratie ohne politisch interessierte und informierte Staats bürger gibt es nicht. Müssen wir alle, Politiker und zur Wahl Gehende, nicht immer wieder bereit sein, uns manchmal um der Demokratie willen auch zu langweilen? Stichwort „das schier endlose Gerede“ in Gremien und im Parlament.
Prof. Kirchhof:
Im Mittelpunkt der Demokratie steht der Wähler. Das heißt, die Demokratie baut darauf, dass di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wie in jeder anderen Demokratie, sich prinzipiell persönlich interessieren für das, was unser Gemeinwesen betrifft, sich in der Politik einschalten, sich kritikfähig machen. Das ist ein hohes Vertrauen auf den einzelnen Wähler. Normalerweise müssen wir in unserem Staat, wenn wir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vorher nachweisen, dass wir diese Verantwortung tragen können. Etwa wenn wir im Straßenverkehr mit dem Auto fahren wollen, müssen wir vorher einen Führerschein machen, wenn wir einen Beruf ausüben wollen, müssen wir vorher die Berufsqualifikation im Examen nachweisen. Anders bei der fundamentalen Funktion des Wählens in einer
Demokratie.
Der Staat setzt voraus, dass der Bürger aus eigenem Antrieb sich informiert, sich prinzipiell interessiert, sich auch nicht entmutigen lässt, wenn wir gelegentlich Parlamentsdebatten haben, die möglicherweise nicht jedermann ansprechen, die auch den Eindruck erwecken könnten, dass sie mehr Reden zum Fenster hinaus sind als unmittelbare Reden unter den Parlamentariern. Da müssen wir jeden Tag, jede Woche unsere demo-
kratische Kultur wieder neu zurückgewinnen.
2008年12月20日星期六
三人成眾
正所謂「三人成眾」、「無三不成事」、「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似乎一旦數字超過三，就是眾志成城的時刻。在法學院的生活中，似乎周遭的一切，也跟這樣的比喻相互呼應。
盤根錯節的慕尼黑情節
長久以來，慕尼黑大學似乎因其身處Bayern，又因其為Oberbayern政經所在之地，無形之中猶如天之驕子般，不但對於自己所出品的人才有著高度的信心外，非為該校所培育，似乎難以打如歃血為盟的黑幫集團。這樣的循環關係，似乎使慕尼黑大學法學院的教授聘用上，反映了此種鎖鍊般的血緣關係；若無在這所學校做過博士或教授資格論文，想要成為此地法學院的教席教授，簡直為天方夜譚。
當然，鐵律也是有鬆動的一天，面對強大的競爭，慕尼黑大學法學院開始轉為掠奪其他學校培養的出類拔萃者，獻上教席教授的頭銜，維持其一方之霸的地位。可是，自從有教席教授別抱琵琶後，邊陲效應是否會繼續發作，有待觀察。
新興的Bayreuth勢力
以前台北市的補教界，流行了一個廣告口語「要進台大，先進台大」，藉此吸引鯉魚耀龍門的的學生。在慕尼黑大學法學院，曾幾何時，竟然已經累積到三位公法圈的教授，都是先到Bayreuth蹲點後，才又回到慕尼黑大學任教。
第一位，當然是Prof. Rudolf Streinz。在慕尼黑完成大學課業後，Prof. Streinz跟著Prof. Bruno Simma做完博士論文後，選擇了三河交匯口的Passau，拜在Prof. Schweitzer的旗下，撰寫其教授資格論文。此舉的目的，似乎間接牽動到之後得否一舉回到慕尼黑的安排。然而，在取得前開資格後的隔年，Prof. Streinz接受了Bayreuth大學的教席教授位置。或許因為每年令人動容的華格納音樂季，讓其停下了腳步，就這樣一待十四年，直到慕尼黑大學召喚了他，他才前往慕尼黑任教。
第二位，就是我們才氣與福氣相互輝映的Prof. Peter-Michael Huber。這位Prof. Peter Badura之高徒，對於慕尼黑不但是情有獨鍾，並且不離不棄。從大學、博士到教授資格論文，Prof. Huber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地選擇慕尼黑，完成所有作為德國教授所應有的充分且必要條件。由於Prof. Badura還有十年才會退休，Prof. Huber先是到了慕尼黑隔壁的奧格斯堡大學（Augsburg），成為C3的公法教席教授，接著北上耶拿大學揮灑其活力與精力。在將近快八、九年的東德教授生涯後，Prof. Huber回到了Bayern，逗留於Bayreuth大學。一年過後，大名鼎鼎地Prof. Badura功成身退，Prof. Huber成為他的後手，於2002年，正式成為慕尼黑大學法學院的教席教授。
第三位，就是剛來慕尼黑大學將近八個月的Prof. Jens Kersten。有別於前面兩位教授，Prof. Kersten不但與慕尼黑毫無淵源，還是一位西德與北德培養出來的新生代法學教授。另外，相較於Prof. Huber賴著慕尼黑，Prof. Kersten則是以柏林的鴻堡大學為其根據地，接續完成博士與教授資格論文。在兩年的PD生涯後，他先是去Dortmund大學當上了教授，接著南下到Bayreuth大學，成為該校的法學教授。沒隔多久，他似乎像拍「海角七號」一樣，來到了國境之東南的慕尼黑大學，繼續執掌教鞭。
吃飯相招的助理群
偶而中午休息時，你會看到幾個熟識的教席教授助理結伴前往餐廳用餐。這本來沒有什麼好打驚小怪的。看久之後，將會發現，不僅同一教席下彼此一起用餐，不同教席間，助理們也是會相互交好。有一次，我坐在法學院內的咖啡廳內，突然出現一群教授助理，想要點餐或喝點東西。仔細看看裡面的人，竟然是A教席與B教席下的助理。時間不到一分鐘，C教席的助理也出來了，他們並沒有多做交談與問好，選擇了另外一個桌子做了下來，展開原本預定的談話。
無法抵擋的東歐勢力
講完了這些德國教授，可別忽略了學生界內不斷竄起的東歐人士（俄羅斯包括在內）。隨著鐵幕降下、柏林圍牆倒塌，到現在東歐各國紛紛成為歐盟成員國，在德國境內，也來了不少唸書、求學的東歐學生。走進課堂，坐在圖書館裡，往往會因為「不是張郎是張郎」的能力，以為對方是德國人時，竟然是東歐國家的學生。這些學生從不單打獨鬥，總是相互打氣，一起唸書，並且交換、討論課業。中午休息時，出現在法學院內的小花園內，或者抽菸聊天，或者喝咖啡、聊是非，愜意不已。有時驚奇者，前腳才跟一個東歐學生，彼此用獨有的口音以德語交換意見時，後腳出現一個相同背景的人，卻跟德國人一樣，相當流利地使用德語。一時之間，有點不知這幾年到底自己在幹嘛？！
這些人到底要在德國幹嗎呢？就我所認識的東歐學生，都是來這邊攻讀國家考試學程，取得德國律師資格。我自己跟一個這樣背景的俄羅斯學生Eugen相熟。他告訴我，他在俄羅斯完成法律學業與國家考試。來到德國完成法學碩士課程，後來發現，派不上用場，因此決定在這邊念德國法學院的國家考試學程，轉眼間，他似乎要到了上戰場的時間了。至於以後會不會回到俄羅斯工作，他將答案留給未來。
最近，似乎來了一批希臘學生與法國學生來慕尼黑唸LLM碩士學程，是否會持續不斷，可以好好觀察。
游擊盤據的法學院工讀生
最後這批攻陷法學院地盤者，就是一群由德國與外籍學生組成的圖書館工讀生團體。法學院不是只有一個圖書館，每個教席，也有自己所屬的專屬圖書館。對此，總是需要有人看著圖書館，這時，這批人就派上用場了。大家你拉我，我拉你，有事相互幫忙、代班，久而久之，怎麼不同的圖書館，到處都有同一個人的身影。隨著Zentralaufsicht的設立，櫃臺及其四周，似乎變成這群工讀生的集散中心。不管是上工前的暖身，還是路過說聲Hallo，似乎變成固定的習慣。想要唸書時，似乎也不會離此地太遠，選擇附近的桌椅運用，已經是固定的模式。無論是悶得慌，想找人閒聊，還是有疑惑需要解答，地近之利，已是再明顯也不過了。
盤根錯節的慕尼黑情節
長久以來，慕尼黑大學似乎因其身處Bayern，又因其為Oberbayern政經所在之地，無形之中猶如天之驕子般，不但對於自己所出品的人才有著高度的信心外，非為該校所培育，似乎難以打如歃血為盟的黑幫集團。這樣的循環關係，似乎使慕尼黑大學法學院的教授聘用上，反映了此種鎖鍊般的血緣關係；若無在這所學校做過博士或教授資格論文，想要成為此地法學院的教席教授，簡直為天方夜譚。
當然，鐵律也是有鬆動的一天，面對強大的競爭，慕尼黑大學法學院開始轉為掠奪其他學校培養的出類拔萃者，獻上教席教授的頭銜，維持其一方之霸的地位。可是，自從有教席教授別抱琵琶後，邊陲效應是否會繼續發作，有待觀察。
新興的Bayreuth勢力
以前台北市的補教界，流行了一個廣告口語「要進台大，先進台大」，藉此吸引鯉魚耀龍門的的學生。在慕尼黑大學法學院，曾幾何時，竟然已經累積到三位公法圈的教授，都是先到Bayreuth蹲點後，才又回到慕尼黑大學任教。
第一位，當然是Prof. Rudolf Streinz。在慕尼黑完成大學課業後，Prof. Streinz跟著Prof. Bruno Simma做完博士論文後，選擇了三河交匯口的Passau，拜在Prof. Schweitzer的旗下，撰寫其教授資格論文。此舉的目的，似乎間接牽動到之後得否一舉回到慕尼黑的安排。然而，在取得前開資格後的隔年，Prof. Streinz接受了Bayreuth大學的教席教授位置。或許因為每年令人動容的華格納音樂季，讓其停下了腳步，就這樣一待十四年，直到慕尼黑大學召喚了他，他才前往慕尼黑任教。
第二位，就是我們才氣與福氣相互輝映的Prof. Peter-Michael Huber。這位Prof. Peter Badura之高徒，對於慕尼黑不但是情有獨鍾，並且不離不棄。從大學、博士到教授資格論文，Prof. Huber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地選擇慕尼黑，完成所有作為德國教授所應有的充分且必要條件。由於Prof. Badura還有十年才會退休，Prof. Huber先是到了慕尼黑隔壁的奧格斯堡大學（Augsburg），成為C3的公法教席教授，接著北上耶拿大學揮灑其活力與精力。在將近快八、九年的東德教授生涯後，Prof. Huber回到了Bayern，逗留於Bayreuth大學。一年過後，大名鼎鼎地Prof. Badura功成身退，Prof. Huber成為他的後手，於2002年，正式成為慕尼黑大學法學院的教席教授。
第三位，就是剛來慕尼黑大學將近八個月的Prof. Jens Kersten。有別於前面兩位教授，Prof. Kersten不但與慕尼黑毫無淵源，還是一位西德與北德培養出來的新生代法學教授。另外，相較於Prof. Huber賴著慕尼黑，Prof. Kersten則是以柏林的鴻堡大學為其根據地，接續完成博士與教授資格論文。在兩年的PD生涯後，他先是去Dortmund大學當上了教授，接著南下到Bayreuth大學，成為該校的法學教授。沒隔多久，他似乎像拍「海角七號」一樣，來到了國境之東南的慕尼黑大學，繼續執掌教鞭。
吃飯相招的助理群
偶而中午休息時，你會看到幾個熟識的教席教授助理結伴前往餐廳用餐。這本來沒有什麼好打驚小怪的。看久之後，將會發現，不僅同一教席下彼此一起用餐，不同教席間，助理們也是會相互交好。有一次，我坐在法學院內的咖啡廳內，突然出現一群教授助理，想要點餐或喝點東西。仔細看看裡面的人，竟然是A教席與B教席下的助理。時間不到一分鐘，C教席的助理也出來了，他們並沒有多做交談與問好，選擇了另外一個桌子做了下來，展開原本預定的談話。
無法抵擋的東歐勢力
講完了這些德國教授，可別忽略了學生界內不斷竄起的東歐人士（俄羅斯包括在內）。隨著鐵幕降下、柏林圍牆倒塌，到現在東歐各國紛紛成為歐盟成員國，在德國境內，也來了不少唸書、求學的東歐學生。走進課堂，坐在圖書館裡，往往會因為「不是張郎是張郎」的能力，以為對方是德國人時，竟然是東歐國家的學生。這些學生從不單打獨鬥，總是相互打氣，一起唸書，並且交換、討論課業。中午休息時，出現在法學院內的小花園內，或者抽菸聊天，或者喝咖啡、聊是非，愜意不已。有時驚奇者，前腳才跟一個東歐學生，彼此用獨有的口音以德語交換意見時，後腳出現一個相同背景的人，卻跟德國人一樣，相當流利地使用德語。一時之間，有點不知這幾年到底自己在幹嘛？！
這些人到底要在德國幹嗎呢？就我所認識的東歐學生，都是來這邊攻讀國家考試學程，取得德國律師資格。我自己跟一個這樣背景的俄羅斯學生Eugen相熟。他告訴我，他在俄羅斯完成法律學業與國家考試。來到德國完成法學碩士課程，後來發現，派不上用場，因此決定在這邊念德國法學院的國家考試學程，轉眼間，他似乎要到了上戰場的時間了。至於以後會不會回到俄羅斯工作，他將答案留給未來。
最近，似乎來了一批希臘學生與法國學生來慕尼黑唸LLM碩士學程，是否會持續不斷，可以好好觀察。
游擊盤據的法學院工讀生
最後這批攻陷法學院地盤者，就是一群由德國與外籍學生組成的圖書館工讀生團體。法學院不是只有一個圖書館，每個教席，也有自己所屬的專屬圖書館。對此，總是需要有人看著圖書館，這時，這批人就派上用場了。大家你拉我，我拉你，有事相互幫忙、代班，久而久之，怎麼不同的圖書館，到處都有同一個人的身影。隨著Zentralaufsicht的設立，櫃臺及其四周，似乎變成這群工讀生的集散中心。不管是上工前的暖身，還是路過說聲Hallo，似乎變成固定的習慣。想要唸書時，似乎也不會離此地太遠，選擇附近的桌椅運用，已經是固定的模式。無論是悶得慌，想找人閒聊，還是有疑惑需要解答，地近之利，已是再明顯也不過了。
2008年12月19日星期五
"Keine Demokratie kann sich das leisten"
Die Tendenz, dass die Diskussion über den Konzept ,,Demokratie" im Mittelpunkt steht, ist bereits sichtbar. Aber die Sorge darum, dass eine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untergegangen wäre, ist in vergangenen Jahren erwachsen ist, wenn sie mit den Eigenschaften ,,offen, pluralistisch und tolerant" gekennzeichnet ist. Während man taiwanesische Parlamentsabgeordneten am Eingriff in die Pressefreiheit und die Selbstverwaltung des öffentlichen Fernsehsenders der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kritisiert, indem sie die Haushaltskontrolle ausüben, ist ein Mordattentat gegen den deutschen Polizeichef durch Anhänger der Neo-Nazi in Passau aufgetaucht, wodurch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schon erschrocken ist. Auch Ein Appell daran, dass die NPD wiederum kraft der Verfassungswidrigkeit für Parteiverbot ausgesprochen werden müsse, ist in Medien schnell verbreitet. Dass das BVerfG darauf bestehen könnte, kommt natürlich in frage. Jedoch kann man nicht mehr damit rechnen, dass die Demokratie ohne Pflege und Investition stehen beleibt.
Aus der Angst vor dem Untergang der Demokratie hat Prof. Jürgen Habermas den folgenden Aufsatz geschrieben. Darin befasst er sich mit einem anderen Thema der Beziehung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Medien. Insbesondere befürchtete er,dass eine seriöse Zeitung mangels der Finanzierung in der Zukunft verschwunden wäre. Abgesehen von den vorstehenden gezeigten Richtungsverschiedenheiten haben wir uns in eine Debatte über unsere Demokratie einschließlich einer danach ausgeprägten Gesellschaft getrieben, gleichgültig freiwillig oder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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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der Angst vor dem Untergang der Demokratie hat Prof. Jürgen Habermas den folgenden Aufsatz geschrieben. Darin befasst er sich mit einem anderen Thema der Beziehung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Medien. Insbesondere befürchtete er,dass eine seriöse Zeitung mangels der Finanzierung in der Zukunft verschwunden wäre. Abgesehen von den vorstehenden gezeigten Richtungsverschiedenheiten haben wir uns in eine Debatte über unsere Demokratie einschließlich einer danach ausgeprägten Gesellschaft getrieben, gleichgültig freiwillig oder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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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 wenn die Anzeigenkrise überwunden scheint, bleiben Zeitungen mächtigen Herausforderungen ausgesetzt: Sie kämpfen auf einem kleiner werdenden Markt und müssen sich in einem auf Unterhaltung getrimmten Medienumfeld als Informationsorgane behaupten. An die Stelle patriarchalischer Verleger rücken weltweit Finanzinvestoren, die einen anderen Blick auf die Rentabilität ihrer Unternehmen haben. Der Philosoph Jürgen Habermas, 77, sorgt sich um die Zukunft der seriösen Zeitung. Sein Fazit: "Keine Demokratie kann sich ein Marktversagen auf diesem Sektor leisten."
Vor drei Wochen erschreckte die Wirtschaftsredaktion der Zeit ihre Leser mit der Überschrift "Kommt die Vierte Gewalt unter den Hammer?"Anlass ist die alarmierende Nachricht, dass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einem ungewissen ökonomischen Schicksal entgegensteuert. Die Mehrheit der Gesellschafter will sich von der Zeitung trennen.
Wenn es zu einer Auktion kommen sollte, könnte eine der beiden besten überregionalen Tageszeitungen der Bundesrepublik in die Hände von Finanzinvestoren, börsennotierten Konzernen oder großen Medienunternehmern fallen. Andere werden sagen: business as usual. Was ist alarmierend an dem Umstand, dass Eigentümer von ihrem guten Recht Gebrauch machen, Unternehmensanteile aus welchen Motiven auch immer zu veräußern?
Qualität zwischen Rationalisierung und Rendite
Die Zeitungskrise, die Anfang 2002 durch den Zusammenbruch des Anzeigenmarktes ausgelöst wurde, ist bei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wie bei ähnlichen Presseorganen inzwischen überwunden. Die verkaufswilligen Familien, die über 62,5 Prozent der Anteile verfügen, wählen einen günstigen Moment.
Trotz digitaler Konkurrenz und veränderter Lesegewohnheiten steigen die Gewinne. Vom aktuellen Wirtschaftsaufschwung abgesehen, resultieren diese in der Hauptsache aus Rationalisierungsmaßnahmen, die sich auf das Leistungsniveau und den Bewegungsspielraum der Redaktionen auswirken. Einschlägige Nachrichten aus der amerikanischen Zeitungsbranche belegen den Trend.
So hat der Boston Globe, eine der wenigen linksliberalen Zeitungen des Landes, alle Auslandskorrespondenten einsparen müssen, während die Schlachtschiffe der überregionalen Presse - wie die Washington Post oder die New York Times - die Übernahme durch Konzerne oder Fonds fürchten, die anspruchsvolle Medien mit unangemessenen Renditevorstellungen "sanieren" wollen; bei der Los Angeles Times ist die Übernahme bereits beschlossene Sach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legte die Zeit noch einmal nach und spricht von einem "Kampf von Finanzmanagern der Wall Street gegen die Presse der USA". Was steht hinter solchen Schlagzeilen? Offenbar die Befürchtung, dass die Märkte, auf denen sich nationale Zeitungsunternehmen heute behaupten müssen, nicht der doppelten Funktion gerecht werden, die die Qualitätspresse bisher erfüllt hat: die Nachfrage nach Information und Bildung hinreichend gewinnträchtig zu befriedigen.
Der bevormundete Leser?
Aber sind denn höhere Renditen nicht eine Bestätigung dafür, dass "gesund geschrumpfte" Zeitungsunternehmen die Wünsche ihrer Konsumenten besser befriedigen? Verschleiern vage Begriffe wie "professionell", "anspruchsvoll" und "seriös" nicht nur eine Bevormundung erwachsener Konsumenten, die wissen, was sie wollen? Darf die Presse unter dem Vorwand von "Qualität" die Wahlfreiheit ihrer Leser beschneiden? Darf sie ihnen spröde Berichte statt infotainment aufdrängen, sachliche Kommentare und umständliche Argumente statt entgegenkommender Inszenierungen von Ereignissen oder Personen zumuten?
Der in diesen Fragen unterstellte Einwand stützt sich auf die ohnehin kontroverse Annahme, dass Kunden nach eigenen Präferenzen selbständig entscheiden. Diese vergilbte Schulbuchweisheit ist im Hinblick auf den besonderen Charakter der Ware "kulturelle und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mit Sicherheit irreführend. Denn diese Ware stellt die Präferenzen ihrer Abnehmer zugleich auf den Prüfstand und transformiert sie.
Leser, Hörer und Zuschauer lassen sich, wenn sie die Medien nutzen, gewiss von verschiedenen Präferenzen leiten. Sie wollen sich unterhalten oder ablenken, über Themen und Vorgänge informieren oder an öffentlichen Diskussionen teilnehmen. Sobald sie sich aber auf kulturelle oder politische Programme einlassen, zum Beispiel den von Hegel gepriesenen "realistischen Morgensegen" der täglichen Zeitungslektüre empfangen, setzen sie sich - gewissermaßen auto-paternalistisch - einem Lernprozess mit unbestimmtem Ausgang aus.
Im Verlaufe einer Lektüre können sich neue Präferenzen, Überzeugungen und Wertorientierungen ausbilden. Die Metapräferenz, von der eine solche Lektüre gesteuert ist, richtet sich dann auf jene Vorzüge, die sich im professionellen Selbstverständnis eines unabhängigen Journalismus ausdrücken und das Ansehen der Qualitätspresse begründen.
TV als "Toaster"
An diesen Streit über den besonderen Charakter der Waren Bildung und Information erinnert der Slogan, der seinerzeit in den USA bei der Einführung des Fernsehens die Runde machte: Dieses Medium sei auch nur "ein Toaster mit Bildern". So meinte man, die Herstellung und den Konsum von Fernsehprogrammen getrost allein dem Markt überlassen zu können. Seitdem stellen Medienunternehmer für Zuschauer Programme her und verkaufen die Aufmerksamkeitsressourcen ihres Publikums an Auftraggeber von Werbeeinlagen.
Dieses Organisationsprinzip hat, wo immer es flächendeckend eingeführt worden ist, politisch-kulturelle Flurschäden angerichtet. Unser "duales" Fernsehsystem ist der Versuch einer Schadensbegrenzung. In den Mediengesetzen der Bundesländer, den einschlägigen Urteil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und den Programmgrundsätzen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Anstalten spiegelt sich jedenfalls die Auffassung, dass die elektronischen Massenmedien nicht nur die leichter kommerzialisierbaren Unterhaltungs- und Ablenkungsbedürfnisse von Konsumenten befriedigen sollen.
Hörer und Zuschauer sind nicht nur Konsumenten, also Marktteilnehmer, sondern zugleich Bürger mit einem Recht auf kulturelle Teilhabe, Beobachtung des politischen Geschehens und Beteiligung an der Meinungsbildung. Aufgrund dieses Rechtsanspruches dürfen die Programme, die eine entsprechende "Grundversorgung" der Bevölkerung sicherstellen, nicht von ihrer Werbewirksamkeit und der Unterstützung durch Sponsoren abhängig gemacht werden.
Leitmedium Qualitätspresse
Freilich dürften die politisch festgesetzten Gebühren, aus denen die Grundversorgung hierzulande finanziert wird, ebenso wenig von der Haushaltslage der Länder, also vom Auf und Ab der konjunkturellen Entwicklung abhängig gemacht werden. Dieses Argument machen die Rundfunkanstalten in einem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nhängigen Verfahren gegenüber den Länderregierungen zu Recht geltend.
Nun mag ein öffentlich-rechtliches Reservat für die Rolle der elektronischen Medien schön und gut sein. Aber kann das erforderlichenfalls ein Beispiel sein für die Organisationsform "seriöser" Zeitungen und Magazine wie die Süddeutsche oder die FAZ, Die Zeit oder den Spiegel - vielleicht sogar für anspruchsvolle Monatszeitschriften?
Ein Ergebnis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icher Studien is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von Interesse. Die Qualitätspresse spielt mindestens im Bereich der politischen Kommunikation - also für die Leser als Staatsbürger - die Rolle von "Leitmedien". Auch Funk und Fernsehen und die übrige Presse sind nämlich in ihrer politischen Berichterstattung und Kommentierung weitgehend abhängig von den Themen und Beiträgen, die ihnen die "räsonnierende" Publizistik vorschießt.
Motor des öffentlichen Diskurses
Nehmen wir einmal an, dass einige dieser Redaktionen unter den Druck von Finanzinvestoren geraten, die auf schnelle Profite aus sind und in unangemessen kurzen Zeithorizonten planen. Wenn dann Umorganisation und Einsparung in diesem Kernbereich die gewohnten journalistischen Standards gefährden, wird die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 im Mark getroffen.
Denn die öffentliche Kommunikation büßt ohne den Zufluss von Informationen, die sich aufwändiger Recherche verdanken, und ohne die Belebung durch Argumente, die auf einer nicht gerade kostenlosen Expertise beruhen, ihre diskursive Vitalität ein. Die Öffentlichkeit würde den populistischen Tendenzen keinen Widerstand mehr entgegensetzen und könnte die Funktion nicht mehr erfüllen, die sie im Rahmen ein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erfüllen müsste.
Wir leben in pluralistischen Gesellschaften. Das demokratische Entscheidungsverfahren kann über tiefe weltanschauliche Gegensätze hinweg nur solange eine legitimierende, alle Bürger überzeugende Bindungskraft entfalten, wie es der Kombination aus zwei Forderungen genügt. Es muss Inklusion, also die gleichberechtigte Beteiligung aller Bürger, mit der Bedingung eines mehr oder weniger diskursiv ausgetragenen Meinungsstreites verbinden.
Denn erst deliberative Auseinandersetzungen begründen die Vermutung, dass das demokratische Verfahren auf lange Sicht mehr oder weniger vernünftige Ergebnisse ermöglicht. Die demokratische Meinungsbildung hat eine epistemische Dimension, weil es dabei auch um die Kritik falscher Behauptungen und Bewertungen geht. Daran ist eine diskursiv vitale Öffentlichkeit beteiligt.
Das kann man sich intuitiv an dem Unterschied klarmachen, der zwischen konkurrierenden "öffentlichen Meinungen" und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moskopisch erfasster Meinungsverteilungen besteht. Die öffentlichen, durch Diskussion und Polemik erzeugten Meinungen, sind bei aller Dissonanz bereits durch einschlägige Informationen und Gründe gefiltert, während die Demoskopie gewissermaßen latente Meinungen in ihrem Roh- und Ruhezustand nur abruft.
Natürlich erlauben die wilden Kommunikationsflüsse einer von Massenmedien beherrschten Öffentlichkeit nicht die Art von geregelten Diskussionen oder gar Beratungen, wie sie in Gerichten oder parlamentarischen Ausschüssen stattfinden.
"Grundversorgung" der Demokratie
Das ist auch nicht nötig, weil die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 nur ein Verbindungsglied darstellt. Sie vermittelt zwischen den institutionalisierten Diskursen und Verhandlungen in staatlichen Arenen auf der einen Seite, den episodischen und informellen Alltagsgesprächen potentieller Wähler auf der anderen Seite.
Die Öffentlichkeit leistet zur demokratischen Legitimation des staatlichen Handelns ihren Beitrag, indem sie politisch entscheidungsrelevante Gegenstände auswählt, zu Problemstellungen verarbeitet und zusammen mit mehr oder weniger informierten und begründeten Stellungnahmen zu konkurrierenden öffentlichen Meinungen bündelt.
Auf diese Weise entfaltet die öffentliche Kommunikation für die Meinungs- und Willensbildung der Bürger eine stimulierende und zugleich orientierende Kraft, während sie das politische System gleichzeitig zu Transparenz und Anpassung nötigt. Ohne die Impulse einer meinungsbildenden Presse, die zuverlässig informiert und sorgfältig kommentiert, kann die Öffentlichkeit diese Energie nicht mehr aufbringen. Wenn es um Gas, Elektrizität oder Wasser geht, ist der Staat verpflichtet, die Energieversorgung der Bevölkerung sicherzustellen.
Sollte er dazu nicht ebenso verpflichtet sein, wenn es um jene andere Art von "Energie" geht, ohne deren Zufluss Störungen auftreten, die den demokratischen Staat selbst beschädigen? Es ist kein "Systemfehler", wenn der Staat versucht, das öffentliche Gut der Qualitätspresse im Einzelfall zu schützen. Es ist nur eine pragmatische Frage, wie er das am besten erreicht.
Presse am Tropf des Staats?
Die hessische Landesregierung hat seinerzeit der Frankfurter Rundschau mit einem Kredit unter die Arme gegriffen - ohne Erfolg. Einmalige Subventionen sind nur ein Mittel. Andere Wege sind Stiftungsmodelle mit öffentlicher Beteiligung oder Steuervergünstigungen für Familieneigentum in dieser Branche. Keines dieser Experimente, die es andernorts schon gibt, ist ohne Folgeprobleme. Aber zunächst ist der Gedanke der Subventionierung vo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selber gewöhnungsbedürftig.
Aus historischer Sicht hat die Vorstellung, dem Markt der Presseerzeugnisse Zügel anzulegen, etwas Kontraintuitives. Der Markt hat einst die Bühne gebildet, auf der sich subversive Gedanken von staatlicher Unterdrückung emanzipieren konnten.
Aber der Markt kann diese Funktion nur solange erfüllen, wie die ökonomischen Gesetzmäßigkeiten nicht in die Poren der kulturellen und politischen Inhalte eindringen, die über den Markt verbreitet werden. Nach wie vor ist das an Adornos Kritik der Kulturindustrie der richtige Kern. Argwöhnische Beobachtung ist geboten, weil sich keine Demokratie ein Marktversagen auf diesem Sektor leisten kann.
Quelle: http://www.sueddeutsche.de/kultur/21/404799/text/
2008年12月17日星期三
Das Internet vergisst nicht
Der folgende Vortrag wurde vom Prof. Papier gehalten, der den amtierenden Präsidenten des BVerfG ist. In Anschluss an das berühmte Volkszählungsurteil versucht er sich mit den aktuellen Problemen in der Gegenwart zu beschäftigen. Dies könnte uns bei einer Verfolgerung der Interessen aus dem Bereich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erwe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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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vortrag zur Veranstaltung aus Anlass des 25. Jahrestages der Verkündung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am 15. Dezember 2008 in Karlsruhe von Prof. Dr. Dres. h.c. Hans-Jürgen Papier, Präsident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n jenen Tagen erließ Kaiser Augustus den Befehl, alle Bewohner des Reiches in Steuerlisten einzutragen. Dies geschah zum ersten Mal; damals war Quirinius Statthalter von Syrien. Da ging jeder in seine Stadt, um sich eintragen zu lassen."
Meine sehr verehrten Damen und Herren, beim Hören dieser Ihnen sicherlich vertrauten Worte - zitiert nach dem Lukas-Evangelium - haben Sie sich vielleicht gewundert. Aber ich kann Sie beruhigen, ich habe mich nicht im Datum geirrt, es ist heute noch nicht Weihnachten. Nein, wir sind vielmehr zusammen gekommen, um den 25. Jahrestag der Verkündung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am 15. Dezember 1983 zu würdigen, das - um ein Wort meines ehemaligen Kollegen Wolfgang Hoffmann-Riem aufzugreifen - in der Folge zur "Magna Charta" des deutschen Datenschutzrechts geworden ist. Denn in diesem Urteil ha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us dem Grundgesetz erstmals ein "Grund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abgeleitet.
I. Zum Hintergrund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Wie kam es jedoch dazu, dass ausgerechnet die für das Jahr 1983 geplante Volkszählung zu einer solchen Entscheidung führte?
Die eingangs zitierte Passage aus dem Weihnachtsevangelium nach Lukas führt deutlich vor Augen, dass Volkszählungen schon vor 2000 Jahren ein übliches Mittel waren, mit dem Regierungen Informationen über ihre Bevölkerung gewannen. Insbesondere im Römischen Reich galt der sogenannte "Zensus", die Volks- und Vermögensschätzung, als ein notwendiges Instrument der Steuererhebung.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ind Volkszählungen im Zehnjahresrhythmus sogar von der Verfassung vorgeschrieben. Auch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ab es bereits vor dem Jahr 1983 Volkszählungen und für das Jahr 2011 ist ein EU-weiter Zensus geplant, der in Deutschland - anders als im Jahr 1983 - hauptsächlich registergestützt durchgeführt werden soll.
Diese Erhebungen dienen heute aber nicht mehr in erster Linie steuerlichen Zwecken, sondern sie verschaffen dem Staat die statistische Grundlage für gesellschaftspolitische, soziale, wirtschaftliche und ökologische Planungen und Entscheidungen.
Dies war auch bei der für das Jahr 1983 geplanten Volkszählung so. Gleichwohl hat damals das die Datenerhebung anordnende Gesetz auch in solchen Teilen der Bevölkerung Beunruhigung ausgelöst, die - ich zitiere das "Volkszählungsurteil" – als loyale Staatsbürger das Recht und die Pflicht des Staates respektierten, die für rationales und planvolles staatliches Handeln erforderlichen Informationen zu beschaffen.
Zu dieser Beunruhigung mag beigetragen haben, dass einige Sachkundige - wie etwa Sie verehrter Kollege Spyros Simitis als Hessischer Landesdatenschutzbeauftragter - trotz einstimmiger Verabschiedung des Volkszählungsgesetzes in den gesetzgebenden Körperschaften von Anfang an die Auffasssung vertraten, die dort geregelten Möglichkeiten der Erhebung und Verwertung von Daten genügten nicht hinreichend unserer Verfassung. Dies hat ja dann zum Teil mit der Entscheid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vom 15. Dezember 1983 auch eine Bestätigung erfahren.
Jedoch beruhte die Beunruhigung in der Bevölkerung darüber hinaus auch wesentlich darauf, dass sich im Laufe der 70er Jahre die Möglichkeiten der Datenverarbeitung erheblich weiterentwickelt hatten. Zur Datenverarbeitung wurden damals immer mehr Großrechner eingesetzt. Diese konnten aus Größen- und Kostengründen nur vom Staat und kapitalkräftigen Unternehmen betrieben werden.
Die Datenverarbeitung fand deshalb in zentralen, in der Regel gut abgeschirmten Rechenzentren statt und wurde nur von einer kleinen Schicht hochspezialisierter Fachleute beherrscht. Gerade dadurch sah wohl mancher das von George Orwell für das Jahr 1984 prognostizierte Menetekel zur Wirklichkeit werden, nämlich eine totale Beherrschung der Gesellschaft durch eine allwissende, selbst die Gedankenwelt kontrollierende Partei.
Mittlerweile haben sich die technischen Möglichkeiten der Datenverarbeitung freilich so sehr revolutioniert, dass der "Große Bruder" George Orwell's aus heutiger Sicht über die damals, gewissermaßen in der informationstechnischen Steinzeit bestehenden Möglichkeiten der Überwachung nur noch mitleidig lächeln könnte.
Die technischen Möglichkeiten von heute befinden sich allerdings nicht mehr in den Händen weniger Einzelner oder gar nur von Staaten. Die Privatisierung der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hat im Zusammenwirken mit der Globalisierung die Zahl potentieller "Big Brother" so unübersichtlich werden lassen, dass aus datenschutzrechtlicher Sicht anarchische Zustände eher zu drohen scheinen als ein totalitärer Überwachungsstaat.
Doch lassen Sie mich, bevor ich auf die heute durch den Staat und durch Private drohenden Gefahren für das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sowie weitere den Datenschutz betreffende Entwicklungen eingehen werde, zunächst die Grundaussagen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in Erinnerung rufen.
II. Grundaussagen
1. Herleitung des Rechts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verankerte das mit dem "Volkszählungsurteil" anerkannte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im Mittelpunkt unserer grundgesetzlichen Ordnung, nämlich im Wert und der Würde der Person, die in freier Selbstbestimmung als Glied einer freien Gesellschaft wirkt. Ihrem Schutz dient - neben speziellen Freiheitsverbürgungen wie dem Grundrecht auf Unverletzlichkeit der Wohnung oder dem Brief-, Post- und Fernmeldegeheimnis - das allgemeine Persönlichkeitsrecht, das unter anderem auch das Recht am eigenen Bild oder vor verfälschenden oder entstellenden Darstellungen der eigenen Person schützt.
Die Ableitung eines Maßstabs für die staatliche Informationserhebung und -verarbeitung unter Bezugnahme auf die Menschenwürde und das allgemeine Persönlichkeitsrecht war freilich nicht neu. So hatte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ereits im Jahre 1970 in seiner Entscheidung zum sogenannten "Mikrozensus" - das ist die Erstellung einer Repräsentativstatistik der Bevölkerung und des Erwerbslebens - festgestellt, dass es mit der Menschenwürde nicht zu vereinbaren wäre, wenn der Staat das Recht für sich in Anspruch nehmen könnte, den Menschen zwangsweise in seiner ganzen Persönlichkeit zu registrieren und zu katalogisieren und ihn damit wie eine Sache zu behandeln, die einer Bestandsaufnahme in jeder Beziehung zugänglich sei.
Neu war im "Volkszählungsurteil" vielmehr, dass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ie Vorgaben des allgemeinen Persönlichkeitsrechts an die modernen Bedingungen der automatischen Datenverarbeitung angepasst hat.
Die freie Entfaltung der Persönlichkeit setzt hier den Schutz des Einzelnen gegen unbegrenzte Erhebung, Speicherung, Verwendung und Weitergabe seiner persönlichen Daten voraus. Das Grund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gewährleistet daher dem Einzelnen die Befugnis, grundsätzlich selbst über die Preisgabe und Verwendung seiner persönlichen Daten zu bestimmen.
Damit wurde die zuvor vo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verwendete "Sphärenkonzeption" zum Teil aufgeben. Seit dem "Volkszählungsurteil" hängt die Beurteilung der Frage, inwieweit ein Datum als sensibel zu beurteilen ist, nicht mehr allein davon ab, ob es einen intimen Vorgang betrifft. Unter den Bedingungen der modernen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gibt es nämlich kein vornherein "belangloses Datum" mehr. Vielmehr bedarf es nun zur Feststellung der persönlichkeitsrechtlichen Bedeutung eines Datums der Kenntnis seines Verwendungszusammenhangs.
Die modernen Mittel der Datenverarbeitung geben zudem die Möglichkeit, einmal erlangte Informationen beliebig zusammenzufügen, ohne dass der Einzelne die Richtigkeit und Verwendung kontrollieren könnte. Wer jedoch nicht mehr überschauen kann, wer in einer Gesellschaft was wann und bei welcher Gelegenheit über einen weiß, wird in seiner Persönlichkeit und in der Ausübung von Freiheitsrechten, die auch für die Mitwirkung in einem demokratischen Gemeinwesen von Bedeutung sind, gefährdet.
Das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hat nach dem "Volkszählungsurteil" allerdings nicht zur Folge, dass der Einzelne ein eigentumsgleiches Recht an "seinen Daten" hat. Denn der Mensch ist Teil einer miteinander kommunizierenden Gemeinschaft. Eine Information, auch soweit sie personenbezogen ist, stellt ein Abbild sozialer Realität dar, das nicht ausschließlich dem Betroffenen allein zugeordnet werden kann. Dies hat zugleich zur Folge, dass der Einzelne Einschränkungen seines Rechts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im überwiegenden Allgemeininteresse hinnehmen muss.
2. Datenschutzrechtlichte Folgerungen
Welche konkreten Folgerungen zog das "Volkszählungsurteil" aus der genannten Einordnung des Datenschutzes als Grundrechtsschutz? Eingriffe in das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bedürfen nach dem "Volkszählungsurteil" zunächst einer hinreichend bestimmten gesetzlichen Grundlage. Dabei muss der Gesetzgeber den Verwendungszweck der zu erhebenden Daten bereichsspezifisch und präzise festlegen. Eine Weitergabe von Daten kommt grundsätzlich nur zu dem gleichen Zweck in Betracht, zu dem die Daten erhoben wurden. Die öffentliche Verwaltung ist keine "Informationseinheit", innerhalb derer im Wege der Amtshilfe jede Information beschafft werden darf. Erforderlich sind zudem verfahrensrechtliche Schutzvorkehrungen, wie Aufklärungs-, Auskunfts- und Löschungspflichten sowie im Interesse eines vorgezogenen Rechtsschutzes die Beteiligung eines unabhängigen Datenschutzbeauftragten.
III. Weitere Entwicklung des Datenschutzes
Die Vorgaben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führten dann im Jahr 1990 zu einer Novellierung des aus dem Jahr 1977 stammenden Bundesdatenschutzgesetzes. Damit war die Entwicklung des Datenschutzes freilich nicht abgeschlossen. Für die Folgezeit lassen sich vielmehr vier wichtige Entwicklungslinien identifizieren, die – wie ich meine - auch für die zukünftige Entwicklung maßgeblich sein werden.
1.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Eine Entwicklungslinie wurzelt in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Die Einführung des Binnenmarktes brachte die Notwendigkeit mit sich, die Regeln der EGMitgliedstaaten über den Schutz der Privatsphäre bei der Datenverarbeitung zu vereinheitlichen. Denn die Datenverarbeitung machte fortan nicht mehr an den Ländergrenzen Halt, wohingegen die unterschiedlichen Datenschutzregeln - sofern denn überhaupt welche existierten - die Freiheit des Verkehrs von Waren, Personen, Dienstleistungen und Kapital beeinträchtigten.
Die deshalb im Jahr 1995 erlassene allgemeine Datenschutz-Richtlinie30 kombinierte unterschiedliche juristische Ansätze und Rechtskulturen und beschränkte sich nicht - wie man annehmen könnte – auf den kleinsten gemeinsamen Nenner, sondern zielte auf ein hohes Schutzniveau ab.
Darüber hinaus erfordert nicht nur die gemeinsame Verwaltung des Binnenmarktes, sondern auch die Abschaffung der Grenzkontrollen an den Binnengrenz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urch das Schengener-Durchführungsübereinkommen und die in der Folge verstärkte Zusammenarbeit in Bereichen Justiz und Inneres einen Informationsaustausch zwischen den vielen mitgliedstaatlichen Verwaltungen und der Kommission. Dabei ist aus datenschutzrechtlicher Sicht positiv hervorzuheben, dass für die deshalb errichteten Systeme für den Datenaustausch zwischen den Mitgliedstaaten - wie etwa das Schengener Informationssystem - spezielle Regeln über den Rechtsschutz des Betroffenen und die Amtshaftung existieren.
Die europäischen Organe und Einrichtungen selbst sind durch eine Verordnung an datenschutzrechtliche Regeln gebunden. Darüber hinaus würde die Charta der Grundrecht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 sollte sie mit dem Vertrag von Lissabon in Kraft treten - dem Recht auf Schutz personenbezogener Daten - unabhängig von ersten Ansätzen hierzu in Entscheidungen des Gerichtshofs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 deutlich sichtbar den Status des Grundrechtsschutzes verleihen.
2. Konzept der informierten Öffentlichkeit
Meine Damen, meine Herren, lassen Sie mich zu einer weiteren Entwicklungslinie kommen, die allerdings dem staatlichen Datenschutz zu widersprechen scheint: Sie beruht auf dem „Konzept der informierten Öffentlichkeit". In Verfolgung dieses Konzepts wurde in den letzten Jahren mit der deutschen Arkantradition gebrochen, nach der Behördenakten - außer für die Beteiligten - grundsätzlich der Geheimhaltung unterlagen Nun gibt es auf Bundes- oder Landesebene Gesetze, die jedermann den Zugang zu Umweltinformationen, zu gesundheitsbezogenen Verbraucherinformationen oder allgemein zu jeder amtlichen Information gewährleisten.
Diese Entwicklung hin zu einem "gläsernen Amt" wurde unter anderem durch Vorschriftendder Europäischen Union sowie durch Vorbilder in anderen Staaten wie den USA oder Schweden angestoßen. In letzterem ist das Öffentlichkeitsprinzip bereits im Jahr 1766 eingeführt worden.
Das "Konzept der informierten Öffentlichkeit" hat nicht nur zur Folge, dass Sie - lieber Herr Schaar - als Bundesbeauftragter für den Datenschutz jetzt auch für die Informationsfreiheit zuständig sind.
Nein, es zielt vielmehr darauf ab, die "res publica" Wirklichkeit werden zu lassen, dass heisst, durch mehr Transparenz der Verwaltung und einen verbesserten Informationszugang der Bürger den demokratischen Meinungs- und Willensbildungsprozess zu stärken. Damit korrespondiert das Informationszugangsrecht für Jedermann - jedenfalls auf einer abstrakten Ebene – mit dem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Wie bereits erwähnt, hat ja gerade auch das "Volkszählungsurteil" d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Datenschutz und Ausübung demokratischer Freiheitsrechte deutlich aufgezeigt. Dennoch ist auch unübersehbar, dass es im konkreten Fall durchaus zu einem Konflikt zwischen Informationsfreiheit und Datenschutz kommen kann, und zwar nicht nur dann, wenn
wie im Sonderfall des Stasi-Unterlagen-Gesetzes personenbezogene Daten durch rechtsstaatswidrige Ausspähung erlangt wurden.
Ich denke jedoch, dass diese Konflikte durch eine sorgfältige und differenzierende Abwägung der jeweiligen Rechtspositionen gelöst werden können.
3. Innere Sicherheit
Freilich wurde der Staat in den Jahren nach dem "Volkszählungsurteil" nicht nur gläserner, er bekam auch selbst immer mehr Möglichkeiten zur Durchleuchtung Einzelner. So wurden in den 90er Jahren insbesondere zur Bekämpfung de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neue Ermittlungsmethoden eingeführt, wie der "kleine" und der "große Lauschangriff", und es wurden die Befugnisse des BND zur Überwachung der Telekommunikation ausgeweitet.
Und nach den Terroranschlägen vom 11. September 2001 in den USA und vom 11. März 2004 in Madrid wurden in Deutschland sowie auf EU-Ebene Maßnahmen durchgeführt oder beschlossen, wie die präventive polizeiliche Rasterfahndung nach sogenannten "Schläfern", die "Online-Durchsuchung" oder die Vorratsspeicherung von Telekommunikationsverbindungsdaten.
Damit steht das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im Vergleich zur Zeit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vor neuen Herausforderungen. Sie haben ihren Grund allerdings nicht nur in der Art der drohenden Gefahren, sondern auch in den revolutionären Veränderungen der Informations- und Kommunikationstechnologie. Es ist dabei anzuerkennen, dass der Staat - schon um seiner grundrechtlichen Pflicht zum Schutz von Leib, Leben oder Freiheit zu genügen - diese technischen Veränderungen bei der Gefahrenbekämpfung und Verfolgung von Straftaten nicht unberücksichtigt lassen kann. Gleichwohl dürfen bei der Ausbalancierung von Freiheit und Sicherheit die Gewichte nicht grundlegend verschoben werden.
Für Eingriffe in das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stellt zunächst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sgrundsatz Anforderungen an den Rang der zu schützenden Rechtsgüter sowie die Art und Intensität von deren Gefährdung. So sind beispielsweise präventive polizeiliche Rasterfahndungen ohne Vorliegen einer konkreten Gefahr für hochrangige Rechtsgüter oder automatische KFZKennzeichenüberwachungen ohne konkreten Anlass und ohne jede Konkretisierung der Verwendungszwecke mit dem Verhältnismäßigkeitsgrundsatz nicht zu vereinbaren.
Darüber hinaus darf - dies ha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eit seiner Anfangszeit immer wieder betont - der Kernbereich privater Lebensgestaltung, der sich letztlich aus der Menschenwürde ableitet, durch staatliche Überwachungsmaßnahmen nicht angestastet werden. Die Menschenwürde und der Menschenwürdegehalt spezieller Freiheitsrechte sind nämlich nicht gegenüber anderen Freiheitsrechten und den aus ihnen folgenden Schutzpflichten des Staates abwägbar oder gar "wegwägbar".
Gleichwohl stellt sich in der Praxis oft das Problem, dass vor einer Datenerhebung nicht geklärt werden kann, ob sie den Kernbereich betreffen wird. Für diese Situationen ha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n seiner Entscheidung zur "Online-Durchsuchung" ein zweistufiges Schutzkonzept durch die Unterscheidung von Erhebungs- und Auswertungsphase entwickelt, auf das ich jetzt aber nicht näher eingehen möchte.
Vielmehr möchte ich noch erwähnen, dass das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nach Maßgabe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im Alter von fast 25 Jahren mit der genannten Entscheidung zur "Online-Durchsuchung" gewissermaßen eine "Schwester" bekommen hat, nämlich das "Grundrecht auf Gewährleistung der Vertraulichkeit und Integrität informationstechnischer Systeme".
Die Geburt dieser neuen "Tochter" des allgemeinen Persönlichkeitsrechts war notwendig, weil weder die speziellen Freiheitsrechte noch die übrigen Ausprägungen des allgemeinen Persönlichkeitsrechts gegen die Gefahren hinreichend Schutz gewähren, die sich aus der für die 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 bedeutsamen Nutzung der Informationstechnik ergeben.
Das neue Grundrecht sichert den persönlichen Bereich nämlich auch dann, wenn auf das informationstechnische System insgesamt zugegriffen wird und nicht nur auf einzelne Kommunikationsvorgänge oder gespeicherte Daten.
Zudem schützt es die Vertraulichkeit und Integrität dieser Systeme insbesondere dann, wenn der Einzelne wegen ihrer technischen Komplexität gar nicht mehr in Lage ist, über ihre Vertraulichkeit und Integrität selbst bestimmen zu können. Das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liefe hier von seinem Ansatz her ins Leere.
Angesichts dieser alten und neuen grundrechtlichen Grenzen für die sicherheitsrechtliche Tätigkeit des Staates scheint mir seine Verwandlung in einen Überwachungsstaat "Orwell'scher Prägung" eine eher fernliegende Möglichkeit zu sein. Denn jenseits aller verfassungsrechtlichen Unzulänglichkeiten der bisher vo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eanstandeten Maßnahmen versuchen - nach meiner Beobachtung - die derzeit maßgeblichen politischen Akteure zumindest, sich an diese Vorgaben zu halten.
Zudem verfügt unser Gemeinwesen über rechtsstaatliche und demokratische Kontrollmechanismen, die es von totalitären Überwachungsstaaten unterscheidet, wie wir sie auch aus unserer jüngeren Geschichte kennen.
4. Gefahren für den Datenschutz durch Private
Zum 25. Jahrestag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sorge ich mich jedenfalls mehr davor, dass wir uns zu einer privaten Überwachungsgesellschaft internationalen Ausmaßes verwandeln, und dies weitgehend auch noch völlig freiwillig.
Durch den andauernden technischen Fortschritt der Informations- und Kommunikationstechnologie und die internationale Vernetzung der Informationswege haben wir alle – zumindest diejenigen von uns, die sich diesen laufenden technischen Veränderungen stellen wollen oder können - im Vergleich zur Zeit vor 25 Jahren unglaublich viele neue Handlungsmöglichkeiten hinzugewonnen.
Wir können über das Internet Briefe schreiben, die in Sekundenschnelle ankommen, Bücher und Bahntickets kaufen sowie unsere Bankgeschäfte erledigen. Wir freuen uns darüber, wenn wir beim Einkauf Bonuspunkte bekommen, für die wir später ein "Geschenk" erhalten oder geben im Internet ohne größeres Nachdenken auf verschiedensten Seiten unsere intimsten Gedanken, Gefühle oder Bilder einem uns unbekannten Publikum preis. In Zukunft könnte - wofür es sicherlich gute Gründe gibt - auch noch unsere Krankenakte digital gespeichert und versendet werden.
Würden alle diese irgendwo auf der Welt über uns gespeicherten Informationen zusammengeführt, ließe sich sehr leicht ein "Persönlichkeitsprofil" von jedem von uns erstellen. Dadurch würde der im "Volkszählungsurteil" für unzulässig befundene "Super-Gau des Datenschutzes" Wirklichkeit werden, allerdings herbeigeführt durch die Hände Privater.
Auch eine weitere, bereits eingangs zitierte Aussage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scheint auf privatem Sektor neue Aktualität zu bekommen. Die Aussage lautete: "Mit dem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wäre eine Gesellschaftsordnung und eine diese ermöglichende Rechtsordnung nicht vereinbar, in der Bürger nicht mehr wissen können, wer was wann und bei welcher Gelegenheit über einen weiß". Diesbezüglich drängt sich der Gedanke an die in letzter Zeit fast schon wöchentlich aufgetretenen Skandale betreffend den "Datendiebstahl" oder die Überwachung von Arbeitnehmern geradezu auf.
Wenn man noch berücksichtigt, dass das Internet - wie es heißt - "nichts vergisst", erscheint eine zweckwidrige Verwendung von heute im Internet kommunizierten Daten in der Zukunft geradezu programmiert.
Das Grund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im Sinne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und seine junge "Schwester", das Grundrecht auf Schutz der Vertraulichkeit und Integrität informationstechnischer Systeme, fordern auch diesbezüglich den Schutz der Bürger.
Denn die genannten Grundrechte verpflichten den Staat, im Ausgleich mit konkurrierenden Freiheitsrechten ein angemessenes Schutzregime zu schaffen und durchzusetzen sowie sich auf internationaler Ebene für ein solches Regime einzusetzen.
Dabei wird sich der Staat häufig nicht mit bloßen Selbstverpflichtungen Privater begnügen dürfen, sondern wird selbst eine verbindliche Ordnung konstituieren müssen, um der grundrechtlichen Werteordnung auch im Privatrechtsverkehr Geltung zu verschaffen.
Die nun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geplante Einführung des Einwilligungsprinzips für den Datenhandel sowie eines - allerdings freiwilligen - Datenschutzauditverfahrens mit Gütesiegel scheinen daher nahezu geboten zu sein, um dem objektiven Gehalt des Rechts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endlich auch im privaten Bereich hinreichend Rechnung zu tragen.
Allerdings befürchte ich auch, dass der grundrechtliche Schutzauftrag des Rechts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angesichts des ständigen Fortschritts der Technik wohl nie
wird abgeschlossen werden können.
5. Schluss
Meine Damen und meine Herren, Sie sehen, der Ausgangspunkt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hat in den letzten 25 Jahren erhebliche Veränderungen und Entwicklungen erfahren. Gleichwohl haben die Aussagen des "Volkszählungsurteils" nichts von ihrer Aktualität verloren.
Ich bin daher der festen Überzeugung, dass es auch in 25 Jahren - dann allerdings auch zusammen mit dem Urteil zum Schutz informationstechnischer Systeme, das dann gerade seinen 25. Geburtstag gefeiert hat - nicht nur noch pflichtschuldig zitiert, sondern auch immer wieder mit Erkenntnisgewinn gelesen werden wird.
Vielen Dank für Ihre Aufmerksamkeit.
Quelle:http://www.sueddeutsche.de/computer/895/451606/text/
馬英九的六四變成了「它」
【聯合報╱張宗智】 2008.12.16 02:41 am
曾擔任蔣經國英語 傳譯的馬英九，常提及廿二年前蔣經國向到訪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透露將終止戒嚴與開放組黨的歷史。馬英九形容當時自己「立即感受猶如電流通過身體 一般」，「我告訴我自己，我們正在改寫歷史」，「一股強烈的歷史參與感油然而生」；每回憶當時情景，「心中仍振奮不已。」
顯然，華盛頓郵報對馬英九而言，不只是外國媒體，也是和他一起參與過台灣歷史改造的夥伴。但是，若閱讀馬英九日前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的全文，看到觸及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部分，有些人不免會懷疑，當年那個懷有「強烈歷史參與感」的馬英九，和現在的馬總統是否同一人？
華 郵記者在專訪中，引用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時強調「六四不平反，統一不可能」，三度追問馬英九對「天安門大屠殺」的看法。華郵記者問的是「天安門大屠殺」， 但馬總統回答時，僅用「那」（that）和「它」（it）等最簡單的代名詞指稱六四事件。與他今年備受批評的六四談話相較，馬同樣不再提「六四不平反，統 一不可能」，反而稱許中國「有一些進步，但還很慢。」
略微不同之處是，馬總統提到「那（它）是錯誤決策的結果」，還說「中國大陸的人權和自由狀況，還有很大改進空間。」華郵記者顯然沒聽懂「那」和「它」指的是什麼，因而繼續追問「天安門議題呢？」
馬市長的「六四」，成了馬總統的「它」。馬市長慷慨激昂的「六四不平反，統一不可能」，早被馬總統六四談話中，用「我對六四的關心，主要在於關心大陸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拐彎抹角地消了音。
同樣的華盛頓郵報，卻讓人看到截然不同的馬英九。廿二年前自許和蔣經國總統參與「改寫歷史」的馬英九副局長，如今成了馬總統後，面對自己讓「六四」成了「它」這一段「歷史」，不曉得是否同樣「猶如電流通過身體一般」？
那是「振奮不已」？還是寒毛直豎？
2008年12月16日星期二
Osnanbrück大學法學博士學程
根據Osnanbrück大學法學院的網站，該校不僅提供外國人攻讀德國法碩士的學程，也給予攻讀博士的機會。
一、申請資格：
按照博士規則第四條第一項以及第六條規定，申請者應該在Osnabrück大學從就讀兩學期、德國國家考試成績為Vollbefriedigend，並且要曾成功地參加法學的Seminar，才可以允許該校的法學博士學程。
接著同條第二項規定：
Bewerberinnen oder Bewerber mit ausländischem Studienabschluss können zum Promotionsverfahren zugelassen werden, wenn sie den erfolgreichen Abschluss ein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Studiums an einer Universität außerhalb des Geltungsbereichs des Hochschulrahmengesetzes nachweisen und dieser mit dem Abschluss ein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Studiums an einer Universitä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ergleichbar ist. Über die Zulassung entscheidet die Dekanin oder der Dekan. Ablehnende Entscheidungen trifft der Fachbereichsrat.
然後，第五條第一項與第二項指出：
Zur Promotion kann auch zugelassen werden, wer einen universitären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Magisterstudiengang mit gehobenem Prädikat abgeschlossen hat.
Als Ersatz für die juristische Staatsprüfung kann der Fachbereichsrat eine mit gehobenem Prädikat (gut) bestandene volkswirtschaftliche, betriebswirtschaftliche ode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Diplomprüfung anerkennen, wenn ein ordnungsgemäß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s Studium nachgewiesen wird.
另外，第六條第二句說道，曾就讀兩學的要求，是可以免除的。
Die Bewerberin oder der Bewerber soll mindestens zwei Semester an der Universität Osnabrück studiert haben. Von diesem Erfordernis kann der Fachbereichsrat Befreiung erteilen.
因此，外國申請者如欲申請該大學法學博士學程，首先必須免除「曾就讀兩學期的形式要求」，然後可能必須具備下列資格中的任一個：
一、具有外國法學碩士之資格。
二、具有外國國家考試及格證書。
三、具備德國當地法學、經濟學、企管或社會學碩士證書。
上開資格，除經濟學、企管學與社會學碩士成績必須為「gut」j外，其餘應該只需要vollbefriedigend。
二、指導同意書：
具備上述資格後，必須找到指導教授。這部分當然是必須跟指導教授洽談。根據博士規則第六條a，形式的要求為，指導同意書上，除了教授同意指導該博士生外，並且要載明所指導的論文題目。非如此，不能成為正式的證明；也無法變成藉此在學校註冊。
Die Betreuerin oder der Betreuer teilt die Annahme der Doktorandin oder des Doktoranden unter Angabe des Dissertationsthemas der Dekanin oder dem Dekan mit und stellt darüber eine Bestätigung aus. Die Bestätigung berechtigt zur Einschreibung an der Universität.
三、學程經過
博士規則中，並沒有要求博士生完成任何事項，比方說參加幾堂Vorlesungen或者參加Seminar等等。
四、申請為博士：
（一）申請方式：根據博士規則第七條規定，必須具備以下文件
1、兩本博士論文
2、德文撰寫之履歷：該履歷必須載明出生時間、地點、國籍、學經歷
3、學業簿及所有取得的結業證明。
4、居住地警察的證明。
5、說明有無在其他學校申請博士考試或者參加過博士考試。
（二）記載下列話語：
"Ich versichere, dass ich die eingereichte Dissertation (folgt ihr Titel) selbständig und ohne unerlaubte Hilfe verfasst habe. Anderer als der von mir angegebenen Hilfsmittel und Schriften habe ich mich nicht bedient. Alle wörtlich oder sinngemäß den Schriften anderer Autoren entnommenen Stellen habe ich kenntlich gemacht."
五、結業：
（一）書面評分：
根據第十三條與第十四條規定，由法學院院長決定兩位教授來對所申請的論文予以評分。指導教授原則上為其中的一員。必須兩位教授以及格以上之成績建議法學院舉行口試，方為通過書面評分。
（二）兩週的異議期：
根據第十五條規定，在兩位評分教授建議法學院召開口試會議後，法學院院長要讓其他的教授對於已完成書面評分之博士論文，表示意見。若於兩週內，無任何教授提出異議，該博士論文就為院方所接受。若有不同意見時，必須召開會議，決定是否接受此一博士論文。此時，可再請另外的教授做書面評分。
（三）口試：
根據博士規則第二十一條，口試的方式為兩種，由考生選擇：
1、Rigorosum：考公法、民法、刑法及其歷史與哲學關聯。其中，將對考生論文所屬領域，深入提問。（博士規則第二十二條參照）
2、Disputation：針對論文的評分進行回答與討論。考生在一開始的時候，提出論文的基本命題，進行約十五分鐘的演講，然後在進行下一階段的提問。（博士規則第二十三條參照）
考試委員的組成，按照博士規則第二十四條，至少要有三位成員。除口試委員外，由院長選擇相關人員與會，原則上，由院長擔任主席。又按照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口試時間應為一個小時；若因考生眾多情形，將會進行至少兩個小時的口試。
（四）評分：
關於博士結業的分數，評分方式如下（博士規則第二十七條參照）：
1、口試成績與書面評分沒有差異者：由口試委員會確定博士論文成績。
2、口試成績與書面評分差異一個分數等級者：由博士論文成績為總成績。
3、口試成績與書面評分相差一個分數等級以上者：由超過或低於博士論文成績之成績為總成績。
(1) Sofern die mündliche Prüfung bestanden ist, wird für sie eine Note (§ 28) erteilt.
(2) Ist die mündliche Prüfung bestanden und weichen die Notenvorschläge für die Dissertation nicht
voneinander ab, so stellt die Prüfungskommission die vorgeschlagene Note für die Dissertation
fest. Weichen die Notenvorschläge voneinander ab, so entscheidet die Prüfungskommission über
die Noten der Dissertation im Rahmen der Notenvorschläge.
(3) Weicht die nach Absatz 1 für die mündliche Prüfung erteilte Note von der nach Absatz 2 für die Dissertation festgelegten Note ab, so gilt folgende Regelung: Bei Abweichung um eine Notenstufe bildet die Dissertationsnote die Gesamtnote. Bei Abweichung um mehr als eine Notenstufe bildet die oberhalb bzw. unterhalb der Dissertationsnote liegende Notenstufe die Gesamtnote.
六、評價：
Osnanbrück的法學博士學程有幾點要注意：
一、由於博士規則中沒有載明是否要補上Seminar的證明，所以必須再進一步細問。
二、因為第六條a為之後新增的規定，合理的猜測為，外國博士生固然可以用其本國法律學業的成績申請博士，但仍然必須完成一年的德國法碩士學程。
三、口試的方式算是新的德國法學博士的口試方式。
一、申請資格：
按照博士規則第四條第一項以及第六條規定，申請者應該在Osnabrück大學從就讀兩學期、德國國家考試成績為Vollbefriedigend，並且要曾成功地參加法學的Seminar，才可以允許該校的法學博士學程。
接著同條第二項規定：
Bewerberinnen oder Bewerber mit ausländischem Studienabschluss können zum Promotionsverfahren zugelassen werden, wenn sie den erfolgreichen Abschluss ein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Studiums an einer Universität außerhalb des Geltungsbereichs des Hochschulrahmengesetzes nachweisen und dieser mit dem Abschluss ein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Studiums an einer Universitä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ergleichbar ist. Über die Zulassung entscheidet die Dekanin oder der Dekan. Ablehnende Entscheidungen trifft der Fachbereichsrat.
然後，第五條第一項與第二項指出：
Zur Promotion kann auch zugelassen werden, wer einen universitären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Magisterstudiengang mit gehobenem Prädikat abgeschlossen hat.
Als Ersatz für die juristische Staatsprüfung kann der Fachbereichsrat eine mit gehobenem Prädikat (gut) bestandene volkswirtschaftliche, betriebswirtschaftliche ode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Diplomprüfung anerkennen, wenn ein ordnungsgemäß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s Studium nachgewiesen wird.
另外，第六條第二句說道，曾就讀兩學的要求，是可以免除的。
Die Bewerberin oder der Bewerber soll mindestens zwei Semester an der Universität Osnabrück studiert haben. Von diesem Erfordernis kann der Fachbereichsrat Befreiung erteilen.
因此，外國申請者如欲申請該大學法學博士學程，首先必須免除「曾就讀兩學期的形式要求」，然後可能必須具備下列資格中的任一個：
一、具有外國法學碩士之資格。
二、具有外國國家考試及格證書。
三、具備德國當地法學、經濟學、企管或社會學碩士證書。
上開資格，除經濟學、企管學與社會學碩士成績必須為「gut」j外，其餘應該只需要vollbefriedigend。
二、指導同意書：
具備上述資格後，必須找到指導教授。這部分當然是必須跟指導教授洽談。根據博士規則第六條a，形式的要求為，指導同意書上，除了教授同意指導該博士生外，並且要載明所指導的論文題目。非如此，不能成為正式的證明；也無法變成藉此在學校註冊。
Die Betreuerin oder der Betreuer teilt die Annahme der Doktorandin oder des Doktoranden unter Angabe des Dissertationsthemas der Dekanin oder dem Dekan mit und stellt darüber eine Bestätigung aus. Die Bestätigung berechtigt zur Einschreibung an der Universität.
三、學程經過
博士規則中，並沒有要求博士生完成任何事項，比方說參加幾堂Vorlesungen或者參加Seminar等等。
四、申請為博士：
（一）申請方式：根據博士規則第七條規定，必須具備以下文件
1、兩本博士論文
2、德文撰寫之履歷：該履歷必須載明出生時間、地點、國籍、學經歷
3、學業簿及所有取得的結業證明。
4、居住地警察的證明。
5、說明有無在其他學校申請博士考試或者參加過博士考試。
（二）記載下列話語：
"Ich versichere, dass ich die eingereichte Dissertation (folgt ihr Titel) selbständig und ohne unerlaubte Hilfe verfasst habe. Anderer als der von mir angegebenen Hilfsmittel und Schriften habe ich mich nicht bedient. Alle wörtlich oder sinngemäß den Schriften anderer Autoren entnommenen Stellen habe ich kenntlich gemacht."
五、結業：
（一）書面評分：
根據第十三條與第十四條規定，由法學院院長決定兩位教授來對所申請的論文予以評分。指導教授原則上為其中的一員。必須兩位教授以及格以上之成績建議法學院舉行口試，方為通過書面評分。
（二）兩週的異議期：
根據第十五條規定，在兩位評分教授建議法學院召開口試會議後，法學院院長要讓其他的教授對於已完成書面評分之博士論文，表示意見。若於兩週內，無任何教授提出異議，該博士論文就為院方所接受。若有不同意見時，必須召開會議，決定是否接受此一博士論文。此時，可再請另外的教授做書面評分。
（三）口試：
根據博士規則第二十一條，口試的方式為兩種，由考生選擇：
1、Rigorosum：考公法、民法、刑法及其歷史與哲學關聯。其中，將對考生論文所屬領域，深入提問。（博士規則第二十二條參照）
2、Disputation：針對論文的評分進行回答與討論。考生在一開始的時候，提出論文的基本命題，進行約十五分鐘的演講，然後在進行下一階段的提問。（博士規則第二十三條參照）
考試委員的組成，按照博士規則第二十四條，至少要有三位成員。除口試委員外，由院長選擇相關人員與會，原則上，由院長擔任主席。又按照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口試時間應為一個小時；若因考生眾多情形，將會進行至少兩個小時的口試。
（四）評分：
關於博士結業的分數，評分方式如下（博士規則第二十七條參照）：
1、口試成績與書面評分沒有差異者：由口試委員會確定博士論文成績。
2、口試成績與書面評分差異一個分數等級者：由博士論文成績為總成績。
3、口試成績與書面評分相差一個分數等級以上者：由超過或低於博士論文成績之成績為總成績。
(1) Sofern die mündliche Prüfung bestanden ist, wird für sie eine Note (§ 28) erteilt.
(2) Ist die mündliche Prüfung bestanden und weichen die Notenvorschläge für die Dissertation nicht
voneinander ab, so stellt die Prüfungskommission die vorgeschlagene Note für die Dissertation
fest. Weichen die Notenvorschläge voneinander ab, so entscheidet die Prüfungskommission über
die Noten der Dissertation im Rahmen der Notenvorschläge.
(3) Weicht die nach Absatz 1 für die mündliche Prüfung erteilte Note von der nach Absatz 2 für die Dissertation festgelegten Note ab, so gilt folgende Regelung: Bei Abweichung um eine Notenstufe bildet die Dissertationsnote die Gesamtnote. Bei Abweichung um mehr als eine Notenstufe bildet die oberhalb bzw. unterhalb der Dissertationsnote liegende Notenstufe die Gesamtnote.
六、評價：
Osnanbrück的法學博士學程有幾點要注意：
一、由於博士規則中沒有載明是否要補上Seminar的證明，所以必須再進一步細問。
二、因為第六條a為之後新增的規定，合理的猜測為，外國博士生固然可以用其本國法律學業的成績申請博士，但仍然必須完成一年的德國法碩士學程。
三、口試的方式算是新的德國法學博士的口試方式。
2008年12月15日星期一
怎樣都可以ㄠ
陳水扁剛起訴，抽到了審判長周占春法官。馬上就有媒體寫到，這下子陳水扁恐怕跟他的女婿一樣，難逃被制裁的命運。豈知隔沒幾天，似乎泛藍的名嘴不滿審判長當庭釋放的裁定，不但將周法官打成泛綠，馬上出現了邱大委員，到監察院舉發這位法官瀆職，還說是司法體系裡的伏兵，真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啊！（更逗趣的是，沒想到此一舉動，也意外地昭示大眾，邱毅委員長久以來已為人知的秘密。）接下來，本來決定不抗告的特偵組，好像接到神喻一般，要提抗告了！其實何必這麼麻煩呢？就直接把陳水扁一家推出去斬了，不就大快人心了？為什麼會這樣？當然跟這幾年台灣的媒體干政的狀態有關。事實上，真正的問題，還是司法體系工作人員的心態。
首先，民主憲政國家中，司法權或司法體系，乃是權力分立的一環，其目的乃是制衡立法與行政二權的專擅。因此，當行政體系若對人民有所作為，侵害到人民基本權利，非經法院允許與同意不得為之，這就是為什麼在檢察官要羈押被告時，必須要得到法院的同意；這也是為什麼德國新出爐的的BKA法律草案，在進行電腦網路控管時，也必須有法院的參與與決定。從這個角度，法務部體制下的檢察官，儘管他們是透過所謂司法官考試取得任用工作的資格，但是檢察官從來不是法官，也不是司法權的一環。講得更白一點，檢察官，只不過是國家聘請的律師罷了。按照刑事訴訟法課程開宗明義的說法，檢察官及其指揮的檢調系統的工作，乃是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定國家刑罰權有無存在，並以此發動相關刑事訴訟程序。至於檢察官要如何比照司法權下的法官，建立一套獨立系統，使其不適用一般行政體系下的規則，乃是另外一個課題。
其次，司法權的運作，既非皇后的貞操，不容質疑；法官判案，亦非在做神做的事情。毋寧是在權力分立的架構下，根據憲法與國會通過的法律，認事用法，以人的角度，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可惜的是，很多法官相信這樣的說法，也因為相信，造成兩種極端：不是造就了像蘇建和案的最高法院法官，開記者會，不認為自己及其下級審法院的判決有任何錯誤或瑕疵存在，就是逼著一些剛處於中年的法官，在五至十年的刑庭法官的生涯後，或多或少地開始吃齋唸佛。有趣的是，隨著近幾年的政治情勢，在地方法院的法官中，出現了兩種法官：一種就像我們的周占春審判長，在台開案中，將判決當作道德文章來寫；另外一種，就是向我們的蔡守訓審判長，在馬英九的特別費案中，研究起法制史。這兩種法官的作法，都不足效法與稱讚。
道德文章，這種東西我們大概從小唸到高中，一篇比一篇深刻，程度也越來越艱深。帝制時期之所以需要這種文章，是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皇帝之上，大概也只有神了吧！在這樣的前提下，除了道德文章外，人世間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制衡君權嗎？況且在君權最高性原則下，後面的皇帝，當然可以推翻前面皇帝所做的任何律令。在進入民主共和後，整個基礎思想已經改變，主權者從君主變成人民或者人民的代表，這也造就了國民主權與國會主權的理論。接著就是按照權力分立的想法，形成各國的體制。這樣的框架，使台灣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此處，如何解釋「法律」二字，是當然的要務。有人表示要連結到憲法第一百七十條對於法律的定義；有人接著表示，憲法及其所賴以存續的基本原則，也應該包括在內；更有進者，認為法官不應只考慮實證法的規範，重要的道德原則，諸如人性尊嚴等，也應該為依法審判的範圍。無論採取哪種見解，都是在試圖釐清「法律」二字的範圍與內涵，從來沒有人從規範上要求法官，要依照道德文章的形式來論述自己的判決，表達自己的看法。一旦有法官如此為之，早已遠離憲法第八十條的規範原義，自曝於社會的輿論之中。
從這樣的看來，研究法制史的法官，似乎還是合於法學操作的範疇。我承認，法制史是一門長期自我對話的學問，也是一個需要耗費心力才能得到結果的學科。無論是實務工作者，還是學術圈的研究者，若有心致力於此，當必須予以欽佩。可是，當有法官將民主法治國家的特別費制度與帝制時期官僚體系的「養廉銀」等予以比擬，毋寧是戕害民主的憲政體制。無論是台灣還是歐洲，公法法制史與民法、刑法法制史最大的不同者，乃是公法法制史與國家概念與君主專制思想緊密地結合。隨著民主化的腳步，整個公法法制史的面貌才開始漸漸地不同。最大的轉捩點，莫過於民主憲政體制的確立。從此，就是一個告別君主至上，進入人民為主的國家與社會；也從此，司法體系討論的標準也跟著轉變。遺憾的是，有時候人們無法體察這樣的界分點，在任意地連結舊有的狀態之後，得出一種似是而非的結論。在之前「德國總統」的部分講過，威瑪時期，就有主張共和國的總統其實就是帝制時期君主的替身，用此來闡述共和國總統的作為。疑問的是，真的是如此嗎？可以這樣連結類比嗎？若可以為之，其實帝制時期，皇帝的「大內」，也是有供皇帝任意支配的金錢，我們可以以此論證國務機要費其實是自有皇帝以來就施行的制度嗎？
相反地，透過法制史的研究，也可能產生顛覆現行制度的問題。就如之前在「薩維尼錯誤」所述，物權行為的獨立性與無因性，其實是一個法制史上判讀的錯誤，羅馬法中，並不是如此。可是前述獨立性與無因性已然為德國民法的立法原則，並且也是受德國法影響之台灣所深信的基礎原則，難道法院可以以法制史的研究結果為由，在個案判決的法律基礎嗎？大家都知道，除非立法者更動整個民法，物權無因性與獨立性，是無法撼動的！
綜上所述，陳水扁的案子，已經進入法院了，敬請我們的法官大人，好好地按照法律來審判。如果法律不夠，最高法院做的判例彙編，也請繼續參考，如果覺得還是不足，台灣的碩、博士論文也可以找來參考，看看有無其他針對法規範解釋與論證的可能性。寫道德文章，做法制史研究，還是等公餘時間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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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民主憲政國家中，司法權或司法體系，乃是權力分立的一環，其目的乃是制衡立法與行政二權的專擅。因此，當行政體系若對人民有所作為，侵害到人民基本權利，非經法院允許與同意不得為之，這就是為什麼在檢察官要羈押被告時，必須要得到法院的同意；這也是為什麼德國新出爐的的BKA法律草案，在進行電腦網路控管時，也必須有法院的參與與決定。從這個角度，法務部體制下的檢察官，儘管他們是透過所謂司法官考試取得任用工作的資格，但是檢察官從來不是法官，也不是司法權的一環。講得更白一點，檢察官，只不過是國家聘請的律師罷了。按照刑事訴訟法課程開宗明義的說法，檢察官及其指揮的檢調系統的工作，乃是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定國家刑罰權有無存在，並以此發動相關刑事訴訟程序。至於檢察官要如何比照司法權下的法官，建立一套獨立系統，使其不適用一般行政體系下的規則，乃是另外一個課題。
其次，司法權的運作，既非皇后的貞操，不容質疑；法官判案，亦非在做神做的事情。毋寧是在權力分立的架構下，根據憲法與國會通過的法律，認事用法，以人的角度，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可惜的是，很多法官相信這樣的說法，也因為相信，造成兩種極端：不是造就了像蘇建和案的最高法院法官，開記者會，不認為自己及其下級審法院的判決有任何錯誤或瑕疵存在，就是逼著一些剛處於中年的法官，在五至十年的刑庭法官的生涯後，或多或少地開始吃齋唸佛。有趣的是，隨著近幾年的政治情勢，在地方法院的法官中，出現了兩種法官：一種就像我們的周占春審判長，在台開案中，將判決當作道德文章來寫；另外一種，就是向我們的蔡守訓審判長，在馬英九的特別費案中，研究起法制史。這兩種法官的作法，都不足效法與稱讚。
道德文章，這種東西我們大概從小唸到高中，一篇比一篇深刻，程度也越來越艱深。帝制時期之所以需要這種文章，是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皇帝之上，大概也只有神了吧！在這樣的前提下，除了道德文章外，人世間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制衡君權嗎？況且在君權最高性原則下，後面的皇帝，當然可以推翻前面皇帝所做的任何律令。在進入民主共和後，整個基礎思想已經改變，主權者從君主變成人民或者人民的代表，這也造就了國民主權與國會主權的理論。接著就是按照權力分立的想法，形成各國的體制。這樣的框架，使台灣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此處，如何解釋「法律」二字，是當然的要務。有人表示要連結到憲法第一百七十條對於法律的定義；有人接著表示，憲法及其所賴以存續的基本原則，也應該包括在內；更有進者，認為法官不應只考慮實證法的規範，重要的道德原則，諸如人性尊嚴等，也應該為依法審判的範圍。無論採取哪種見解，都是在試圖釐清「法律」二字的範圍與內涵，從來沒有人從規範上要求法官，要依照道德文章的形式來論述自己的判決，表達自己的看法。一旦有法官如此為之，早已遠離憲法第八十條的規範原義，自曝於社會的輿論之中。
從這樣的看來，研究法制史的法官，似乎還是合於法學操作的範疇。我承認，法制史是一門長期自我對話的學問，也是一個需要耗費心力才能得到結果的學科。無論是實務工作者，還是學術圈的研究者，若有心致力於此，當必須予以欽佩。可是，當有法官將民主法治國家的特別費制度與帝制時期官僚體系的「養廉銀」等予以比擬，毋寧是戕害民主的憲政體制。無論是台灣還是歐洲，公法法制史與民法、刑法法制史最大的不同者，乃是公法法制史與國家概念與君主專制思想緊密地結合。隨著民主化的腳步，整個公法法制史的面貌才開始漸漸地不同。最大的轉捩點，莫過於民主憲政體制的確立。從此，就是一個告別君主至上，進入人民為主的國家與社會；也從此，司法體系討論的標準也跟著轉變。遺憾的是，有時候人們無法體察這樣的界分點，在任意地連結舊有的狀態之後，得出一種似是而非的結論。在之前「德國總統」的部分講過，威瑪時期，就有主張共和國的總統其實就是帝制時期君主的替身，用此來闡述共和國總統的作為。疑問的是，真的是如此嗎？可以這樣連結類比嗎？若可以為之，其實帝制時期，皇帝的「大內」，也是有供皇帝任意支配的金錢，我們可以以此論證國務機要費其實是自有皇帝以來就施行的制度嗎？
相反地，透過法制史的研究，也可能產生顛覆現行制度的問題。就如之前在「薩維尼錯誤」所述，物權行為的獨立性與無因性，其實是一個法制史上判讀的錯誤，羅馬法中，並不是如此。可是前述獨立性與無因性已然為德國民法的立法原則，並且也是受德國法影響之台灣所深信的基礎原則，難道法院可以以法制史的研究結果為由，在個案判決的法律基礎嗎？大家都知道，除非立法者更動整個民法，物權無因性與獨立性，是無法撼動的！
綜上所述，陳水扁的案子，已經進入法院了，敬請我們的法官大人，好好地按照法律來審判。如果法律不夠，最高法院做的判例彙編，也請繼續參考，如果覺得還是不足，台灣的碩、博士論文也可以找來參考，看看有無其他針對法規範解釋與論證的可能性。寫道德文章，做法制史研究，還是等公餘時間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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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案偵結／扁抽到籤王了？落在周占春手裡不好過？
(2008/12/13 12:15)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扁家洗錢弊案，將由周占春擔任審判長，值得注意的是，審判長周占春也是陳水扁女婿趙建銘台開案的審判長。雖然當時周占春也讓趙建銘交保，一審卻重判趙建銘6年，因此，法界看陳水扁雖然無保獲釋，但認為以周占春審案犀利的風格，認為陳水扁是「抽中籤王」了。
周占春講起話來音調輕柔，不過每字每句都充滿批判的味道，5年前的周占春身為司法院人事處長，議懲8名積案嚴重的法官，引發爭議；而現在的周占春更引人矚目，因為他是承審扁家弊案的審判長。
周占春是司法官訓練所二十四期結業，被稱為「改革派法官」中的領導級人物，以維護審判獨立為職志，曾經擔任司法院人事處長，在回任高院法官之後，還創下先例，再當一審法官。
個子不高的周占春，卻是渾身充滿幹勁，不但是法訓所專科出身，還有「改革派先鋒」之稱，審案風格相當犀利。而扁案抽到他，真的是很巧，因為周占春 也是扁婿趙建銘台開案的承審法官，雖然當時讓趙建銘以1000萬交保，但296頁的判決書一共23萬字，其中更引用莊子胠篋(ㄑㄩ ㄑ一ㄝˋ)篇，「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以古諷今，痛批趙家父子權貴犯罪，不知潔身自愛，重判趙建銘6年重罪。
而現在陳水扁的命運也交到周占春的手中；至於陳水扁雖然無保獲釋，但依照周占春下手絕不輕饒的審案風格來說，陳水扁和趙建銘恐怕命運下場相同，真的是關關難過。(新聞來源：東森新聞)
扁案偵結／扁當庭釋放 法官要求勿挾持民意干涉司法
(2008/12/13 01:19)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扁家弊案首波偵結，特偵組12日起訴前總統陳水扁14人等，特偵組以陳前總統知法犯法，請求予以最嚴厲之制裁，吳淑珍則以夫人干政、敗壞官箴，請 求從重量刑，陳致中與黃睿靚也以共同犯罪，請求從重量刑，其餘被告則從輕量刑，由於全案尚有未偵結部分，因此，陳水扁在移審台北地方法院後，檢方也聲請繼 續羈押陳水扁，但經過3個多小時的延押庭審理，以及激烈的攻防，合議庭法官決定讓扁當庭釋放，但限制住居。
扁案首波偵結，檢方的起訴書厚達281頁，根據起訴書內容，檢方認為，扁擔任2屆中華民國總統，依就職時憲法宣言，必須恪遵憲法，盡忠職務，增進 人民福利，保衛國家，無負國民負託，如違誓言，願受嚴厲之制裁，但其知法犯法，犯行重大，犯後一再攻擊司法，並無悔意，請求予以最嚴厲的制裁。
檢方也認為，吳淑珍以總統夫人身分，大肆幹政、搜括財物、紊亂體制、敗壞官箴，請求從重量刑。陳致中、黃睿靚以直系血親共犯洗錢罪本得減輕其刑，惟其未交代海外資產，惡性不輕，亦請求從重量刑。
扁案4大弊案在12日下午偵結後，檢方將陳水扁移審，特偵組在下午5時40分將相關起訴卷證送達台北地院，北院收到卷證之後，在晚間6時20分抽 籤分案，因為此案屬於重大案件，院長楊隆順立即召集行政庭長黃俊明、重金組庭長陳興邦、劉慧芬等人開會，決定由重金庭3個合議庭抽籤決定承審合議庭及承辦 法官，結果由重大金融專庭衛股抽中，合議庭由審判長周占春、受命法官何俏美，陪席法官則是林伯泓，其中，周占春辦案經驗豐富，巧合的是他曾負責審理前駙馬 爺趙建銘的台開案。
收押一個月的陳水扁頭髮長長了，臉上還有鬍渣，穿著深色西裝外套、白襯衫和白布鞋步出台北看守所，雙手銬著手銬，坐上特偵組的偵防車，在國安單位 和警方的戒護下，到達台北地方法院。延押庭在晚上9時30分在有名人法庭之稱的第七法庭召開，由於是對外公開，包括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黃慶林和扁家護衛 隊成員等約20位支持者，特別到場聲援。
陳水扁一踏入法庭，旁聽席上的支持者即喊出「總統好」，在場的法警立即制止，扁則回以微笑，扁坐定後，法警隨即解開他的手銬，等到律師鄭文龍抵達 後，扁又微笑向他打招呼，鄭文龍當場大聲表示，「今天要把陳水扁帶回來」，引起支持者叫好，現場一陣騷動，還有人拿起手機拍照，因而遭到法警制止。
原本就對法律嫻熟的阿扁，在候審的4小時當中，已把厚達200多頁的起訴書仔細看過，他還在重點的部份，以摺頁方式做記號。面對法官的詢問，他以 沙啞的聲音，搬出「大水庫」理論，全程用台語積極為自己辯護。法官周占春首先詢問他是否有把國務機要費搬到官邸的情事，扁則回答，過去在前總統李登輝時 代，就已經疑似有把國務機要費用於大溪鴻禧山莊開銷之上，馬英九總統也有類似情事，他只是參照先前模式。
法官隨後又問及陳鎮慧過去按月把國務費收支表交給吳淑珍，還透過馬永成、吳淑珍指示辦理申請，但扁馬上進行切割，表示對國務費收支表完全不知情， 至於吳淑珍是否看過收支表，他也完全不知道，另外，阿扁也告訴法官他已因公支出2億元，並非如特偵組所認定的詐領1億415萬元等等，甚至愈講中氣愈足。
扁委任律師鄭勝助則當庭將司法案件提升為藍、綠對抗與政治迫害，他提出3點不應繼續羈押扁的理由，他表示，一、再押形同押人取供，二、扁是唯一可 以和執政黨抗衡者，再關扁就是政治利用，三、人權組織都在看此案的發展，鄭文龍則訴諸感性陳述，他說，他剛接下此案時，內心交戰不已，但過了30天，他愈 來愈相信扁是無辜的。
檢方則態度強硬，堅持扁應延押，特偵組表示，因為扁惡行重大，所犯屬於本刑5年以上的重罪，且有勾串、滅證之虞，檢察官越方如並指出，這是一個非 常特例的案例，因為扁具有前元首身份，掌握很多的資料，尚有相關案件未偵結，並有潛在證人還未曝光，若不延押將影響很多人生計 ，甚至可能遭到脅迫，而進行串證作假。越方如並舉例說，包括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前扁辦公室主任林德訓和前總統府出納陳鎮慧，以及一些企業界人士，都 有類似的情形。
扁律師和檢察官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從12日晚間9點半到13日凌晨0時都無法取得共識，但經過扁40分鐘慷慨激昂的爭辯後，法官態度漸趨軟化。 承審法官詢問阿扁兩個問題，一是扁的群眾魅力很大，若不再羈押他，是否會利用群眾不來開庭，對此，扁回答說，他絕不會不來，如果他不來，可以拘提他，二是 過去扁會「四處取暖」，若不延押，仍會持續類似活動嗎？對於這個問題，扁並未鬆口，僅向法官保證，未來開庭，他一定會來。
最後，法官詢問扁律師，如果不延押，要用何種方式處理？扁律師表示，雖然認為具保或限制住居，有損卸任總統的尊嚴，當庭釋放才是最佳選擇，但若法官裁定具保或限制住居，仍可以接受。
合議庭法官隨後裁示進行10分鐘休息，除讓法官進行評議，也讓扁和委任律師可以相互商議。之後，結果果然如延押庭進行一陣子後，外界所揣測的，法官態度出現轉圜，決定讓扁當庭釋放，但限制住居，不過，法官也做出但書，即提醒阿扁不要挾持群眾干涉司法。
而根據法院裁定書內容，雖然公訴檢方認為陳水扁涉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重罪，掌握其他證人相關不法事證，可能影響其他證人日後證言，且扁所犯的犯罪 所得金額龐大，惡性重大，符合串證、重罪等羈押事由，也可能影響日後有裁判上一罪的犯罪事實調查，但檢察官所指裁判上一罪的事實為何，以及此部分相關證人 為何人，均未顯現於起訴書及相關卷證上，檢察官在法院審理時，也未做具體陳明，因此，難以認定有繼續羈押事由。
裁定書並指出，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項規定「具保之被告逃匿者，應命具保人繳納指定之保證金額，並沒入之。」由此可見，具保的前提要件為「被 告有逃亡之虞」，具保作為羈押的替代處分，必須以被告有「逃匿之可能」，是以，羈押作為最後保全手段，當然要有被告有「逃亡之虞」為前提，但依檢察官所述 理由，看不出被告有逃亡之虞，檢方也未釋明被告有逃亡的可能，依扁以往在偵查時，均遵守日期到場，且被告身為卸任元首身分，應無逃亡之虞，無羈押必要。
裁定書也表示，法院審酌目前此案情節、訴訟進行程度、被告為卸任總統身分等情況，以及被告於庭訊時，已就起訴事實及相關事實逐一陳述意見，認為以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以及被告於審判中應遵期到庭，即足以擔保本案後續審理。
出處：http://www.nownews.com/2008/12/13/11490-2380103.htm
2008年12月12日星期五
Osnanbrück大學德國法LL.M.碩士學程
Osnanbrück大學的法學院，跟歌廷根大學同處於Niedersachsen邦，是當地三所法學院中的一員。
一、學程目的：
理解德國法
二、申請資格：
跟之前的德國法碩士一樣，在專業知識上，成功地結束台灣的大學法律系學業。..., wenn der erfolgreiche Abschluß ein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Studiums an einer Universität außerhalb des Geltungsbereichs des Hochschulrahmengesetzes nachgewiesen wird.
以及足夠的德語能力。這裡應該就是DSH或TestDaF證明。
三、申請時間與方式：
Die jährlichen Bewerbungsfristen sind der 15.7. für das Wintersemester bzw. der 15.1. für das Sommersemester (nicht Diplomstudiengang und Bachelor). Ein Studienortwechsel nach Osnabrück ist jeweils zum Semesterbeginn möglich.
按照法學院網站上所顯示的上述訊息，容許冬季或夏季學期入學：冬季學期為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截止；夏季學期為每年的一月十五日。
Die Erstimmatrikulation erfolgt nur zum Wintersemester (Oktober). Bewerbungsschluss ist der 15. Juli des jeweiligen Jahres. Die Bewerbungsnterlagen werden durch das Studierendensekretariat der Universität Osnabrück herausgegeben und stehen generell ab Mai auf der Homepage zum Download bereit.
可是，法學院的另一個網頁上又說道，第一次註冊，只有在冬季學期。所以到底如何，可能要請有興趣的人寫信問問看法學院的意思。
我猜應該是冬季與夏季學期都可以入學。
申請地址：
Universität Osnabrück
Dezernat Studentische Angelegenheiten
Neuer Graben 27 (StudiOS)
49074 Osnabrück Raum 19/E 17 (A-D)
Tel. +49 541 969 7777 (Info-Line)
Fax +49 541 969 4850
E-Mail: studierendensekretariat@uni-osnabrueck.de
學生事務處的網站上，有線上申請。我猜應該是要求申請者在網站上填妥報名表後，列印並附上申請文件，寄給他們。申請文件應該就是之前其他德國法學院所要的學歷與語文證明。
四、學程
課程開始之初，即分發指導教授，討論修課方式。
整個學程為兩個學期。參與者必須要證明有二十個小時的上課時數。這二十個小時，有十六個小時是義務課程，分別為：
（一）憲法（六個小時）：包括國家組織法與憲法史
（二）任選民法、刑法或公法與歐洲法（十小時）
另外，在法學院的網站上表示，Prof. Dr. Ahrens會提供一堂德國法導論的課。
按照Studienordnung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參與的課程，必須透過「填寫入學業簿（Eintragung in das Studienbuch」來做證明，並沒有講到是否要用口試、筆試或家庭作業的方式取得證明。非常詭異！！！
五、結業：
根據Prüfungsordnung第七條第二項，在第一學期結束時，就可以提出結業考試申請。此時根據第三項，必須要將論文題目交給院方。
（一）碩士論文：題目經教授同意，用德文撰寫。三個月的撰寫期。經指導教授同意者，可多延長一個月。論文由兩個教授評分，第一個評分者為自己的指導教授。要碩士論文及格後，才可以開口試。
（二）口試：口試的範圍為
1、憲法基礎知識
2、所選擇的專業領域
3、碩士論文成績
上面兩個是沒有什麼多大的問題，是按照整個課程編排而來。第三項口試科目，則有點啼笑皆非！成績都出來了，不知道要如何根據成績來口試？？？由於第十條第二項明白記載指導教授在口試中負責碩士論文成績，其他兩個口試委員負責其他科目。合理的推測，是要將已經評分好的碩士論文成績連同評分意見，在口試中提出，看看考生的應變能力。
六、畢業：
根據第十三條第三項：Für die Festsetzung der Gesamtnote der Magisterprüfung zählen die Benotungen der Magisterarbeit und die Benotungen der mündlichen Prüfung für jeden der in § 10 Abs. 1 erwähnten Prüfungsgegenstände zu jeweils 20 v. H.
我猜應該是碩士論文成績與口試成績相加處以二。
七、評價：
（一）在學生事務處的網頁上，並沒有特別說明，是否要收學費。按照Niedersachsen的規定，應該是要繳交五百歐元的學費。可是我在之前歌廷根大學的部分也有說過，忘了希望爭取多一點的外國人前來就讀，歌廷根法學院向大學提出免收學費的要求，所以有可能會比照辦理。
（二）修課方式若果如Prüfungsordnung所記載，那麼是我現在看過最輕鬆的德國法碩士學程；完全不用蒐集任何證明。相對地，口試的關卡，會因為沒有前面考試歷練，變得比較嚴峻。
（三）Prüfungsordnung中有一些對於學程參與者友善的規定，比方說第六條第三項明確寫道指導教授的義務。另外參與者有可以依照同條第二項向學校建議自己的指導教授。除此之外，在口試委員的組成上，學生依照第八條第二項，也可以向院方建議名單。
一、學程目的：
理解德國法
二、申請資格：
跟之前的德國法碩士一樣，在專業知識上，成功地結束台灣的大學法律系學業。..., wenn der erfolgreiche Abschluß ein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Studiums an einer Universität außerhalb des Geltungsbereichs des Hochschulrahmengesetzes nachgewiesen wird.
以及足夠的德語能力。這裡應該就是DSH或TestDaF證明。
三、申請時間與方式：
Die jährlichen Bewerbungsfristen sind der 15.7. für das Wintersemester bzw. der 15.1. für das Sommersemester (nicht Diplomstudiengang und Bachelor). Ein Studienortwechsel nach Osnabrück ist jeweils zum Semesterbeginn möglich.
按照法學院網站上所顯示的上述訊息，容許冬季或夏季學期入學：冬季學期為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截止；夏季學期為每年的一月十五日。
Die Erstimmatrikulation erfolgt nur zum Wintersemester (Oktober). Bewerbungsschluss ist der 15. Juli des jeweiligen Jahres. Die Bewerbungsnterlagen werden durch das Studierendensekretariat der Universität Osnabrück herausgegeben und stehen generell ab Mai auf der Homepage zum Download bereit.
可是，法學院的另一個網頁上又說道，第一次註冊，只有在冬季學期。所以到底如何，可能要請有興趣的人寫信問問看法學院的意思。
我猜應該是冬季與夏季學期都可以入學。
申請地址：
Universität Osnabrück
Dezernat Studentische Angelegenheiten
Neuer Graben 27 (StudiOS)
49074 Osnabrück Raum 19/E 17 (A-D)
Tel. +49 541 969 7777 (Info-Line)
Fax +49 541 969 4850
E-Mail: studierendensekretariat@uni-osnabrueck.de
學生事務處的網站上，有線上申請。我猜應該是要求申請者在網站上填妥報名表後，列印並附上申請文件，寄給他們。申請文件應該就是之前其他德國法學院所要的學歷與語文證明。
四、學程
課程開始之初，即分發指導教授，討論修課方式。
整個學程為兩個學期。參與者必須要證明有二十個小時的上課時數。這二十個小時，有十六個小時是義務課程，分別為：
（一）憲法（六個小時）：包括國家組織法與憲法史
（二）任選民法、刑法或公法與歐洲法（十小時）
另外，在法學院的網站上表示，Prof. Dr. Ahrens會提供一堂德國法導論的課。
按照Studienordnung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參與的課程，必須透過「填寫入學業簿（Eintragung in das Studienbuch」來做證明，並沒有講到是否要用口試、筆試或家庭作業的方式取得證明。非常詭異！！！
五、結業：
根據Prüfungsordnung第七條第二項，在第一學期結束時，就可以提出結業考試申請。此時根據第三項，必須要將論文題目交給院方。
（一）碩士論文：題目經教授同意，用德文撰寫。三個月的撰寫期。經指導教授同意者，可多延長一個月。論文由兩個教授評分，第一個評分者為自己的指導教授。要碩士論文及格後，才可以開口試。
（二）口試：口試的範圍為
1、憲法基礎知識
2、所選擇的專業領域
3、碩士論文成績
上面兩個是沒有什麼多大的問題，是按照整個課程編排而來。第三項口試科目，則有點啼笑皆非！成績都出來了，不知道要如何根據成績來口試？？？由於第十條第二項明白記載指導教授在口試中負責碩士論文成績，其他兩個口試委員負責其他科目。合理的推測，是要將已經評分好的碩士論文成績連同評分意見，在口試中提出，看看考生的應變能力。
六、畢業：
根據第十三條第三項：Für die Festsetzung der Gesamtnote der Magisterprüfung zählen die Benotungen der Magisterarbeit und die Benotungen der mündlichen Prüfung für jeden der in § 10 Abs. 1 erwähnten Prüfungsgegenstände zu jeweils 20 v. H.
我猜應該是碩士論文成績與口試成績相加處以二。
七、評價：
（一）在學生事務處的網頁上，並沒有特別說明，是否要收學費。按照Niedersachsen的規定，應該是要繳交五百歐元的學費。可是我在之前歌廷根大學的部分也有說過，忘了希望爭取多一點的外國人前來就讀，歌廷根法學院向大學提出免收學費的要求，所以有可能會比照辦理。
（二）修課方式若果如Prüfungsordnung所記載，那麼是我現在看過最輕鬆的德國法碩士學程；完全不用蒐集任何證明。相對地，口試的關卡，會因為沒有前面考試歷練，變得比較嚴峻。
（三）Prüfungsordnung中有一些對於學程參與者友善的規定，比方說第六條第三項明確寫道指導教授的義務。另外參與者有可以依照同條第二項向學校建議自己的指導教授。除此之外，在口試委員的組成上，學生依照第八條第二項，也可以向院方建議名單。
2008年12月10日星期三
聯邦憲法法院救經濟？！
昨天，聯邦憲法法院針對「Pendlerpauschale」規定，做出判決，並宣告違憲。該判決做出後，聯邦政府將退還百萬名開車上班人士稅金。由於此一判決在金融危機如此嚴峻的當口來到世間，造成聯邦憲法法院網站，在公布判決後，隨即當機，以致於聯邦財政部一時之間也無法上網下載判決理由。有關此判決的德文與英文報導。
按照判決前的兩項主旨，聯邦憲法法院作了以下兩點宣示：
Der Gesetzgeber ist aufgrund der vorliegenden Rechtsprechung nicht verpflichtet, die Pendlerpauschale in ihrer alten Form einzuführen.（立法者依據本判決，並無義務回到舊有的形式）
這意謂著，有關此一規定的修改，交由立法者依據其形成自由判斷。
按照判決前的兩項主旨，聯邦憲法法院作了以下兩點宣示：
- § 9 Absatz 2 Satz 1 und Satz 2 des Einkommensteuergesetzes in der seit Inkrafttreten des Steueränderungsgesetzes 2007 vom 19. Juli 2006 (Bundesgesetzblatt I Seite 1652) geltenden Fassung ist mit Artikel 3 Absatz 1 des Grundgesetzes unvereinbar.(所得稅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一句與第二句和基本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不符）
- Bis zu einer gesetzlichen Neuregelung ist § 9 Absatz 2 Satz 2 des Einkommensteuergesetzes im Wege vorläufiger Steuerfestsetzung (§ 165 Abgabenordnung) sowie entsprechend im Lohnsteuerverfahren, hinsichtlich der Einkommensteuervorauszahlungen und in sonstigen Verfahren, in denen das zu versteuernde Einkommen zu bestimmen ist, mit der Maßgabe anzuwenden, dass die tatbestandliche Beschränkung auf „erhöhte“ Aufwendungen „ab dem 21. Entfernungskilometer“ entfällt.（在新的規定出現前，採取相關措施，讓二十一公里遠的構成要件限制不再適用）
Der Gesetzgeber ist aufgrund der vorliegenden Rechtsprechung nicht verpflichtet, die Pendlerpauschale in ihrer alten Form einzuführen.（立法者依據本判決，並無義務回到舊有的形式）
這意謂著，有關此一規定的修改，交由立法者依據其形成自由判斷。
2008年12月7日星期日
何時？
達賴的新聞看了幾天，今天又報導我們的馬總統改口滅火，真不知道我們的馬總統跟九萬兆政府到底在想什麼！！！首先，台灣的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一方面保障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確立台灣不以任何宗教為國教，並對 宗教事物的處理，保持國家的中立性。前開宗教自由，並非僅限於個別基本權主體的主觀信仰與客觀的信仰行為，宗教活動之舉辦與參與，似應也包含在內。另外， 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此一規定，確立了一個原則性議題，國家不但要確保宗教自由得以 實現，也不得以宗教為由做不平等的對待。撇開整個釋義學操作上的精確度，今天馬政府是對於邀請達賴來台的宗教團體表達拒絕的態度，還是對於達賴申請來台簽 證採取駁回的作法，已然實質上對於藏傳佛教或其團體，造成侵害或者做出不合理對待。
其次，從國家有效行使主權的角度，外國人進入國度這件事，程序上，按照台灣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因其本質的特殊性，排除行政程序法的適用。實質 上，也可以因為國家保持其自身存活的論證，拒絕特定人士進入其國度。比方說，常常在新聞上有人在各國的著名建築物上，攀岩走壁，在歌頌其完成一項人類偉大 任務後，接續而來者，就是該國政府將這個人列為「不受歡迎人物」。我相信，每個政府都有一份這樣的名單。可是，差異點在於，多數自詡為民主法治國家的政 府，除非已經確認，特定外國人進入其國度，必然有造成國家繼續存活的具體危險，不然，都是採取事後控制的立場；亦即，以特定事情發生於國家的範圍內，作為 下次拒絕入境的理由。從這樣的想法，我不禁納悶，請問馬總統、九萬兆內閣，你們是已經收到中國方面的指示與警告嗎？一旦達賴來台，所以你們簽過的協議、談 好的合作、進行的計畫，都要中止嗎？請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具體危險存在於何處？如果沒有，這樣急著表態的用意，又是為何呢？
或許會有人說，達賴不僅是宗教領袖，還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領袖。的確，由於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達賴喇嘛具備了雙重身分。可是我們台灣憲法本文第一百二十 條規定：「西藏的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不是嗎？這條規定，好像沒有被增修條文凍結吧？在這樣憲政制度的前提下，如果這位馬總統果真這麼擁戴這部憲法的 話，不是也應該承續制憲者的決定，同意並接受達賴喇嘛的雙重身分。這難道不是正式一個要「遵憲」、「行憲」的好時機嗎？
最後，說來說去，馬政府上下之所以如此「矯情」，就是達賴現在與中國處於緊張的關係中。有趣的是，若將達賴定位為「宗教領袖」，台灣政府早就主動定位達賴 來台的身分，有必要因為這個身分，而予以拒絕嗎？更重要的是，遍觀各國在達賴訪問後，都受到中國撻伐的原因，乃是各國的國家或政府元首，都接見了達賴喇 嘛。就以德國為例，德國總理Frau Merkel因為接見了達賴喇嘛，才會讓中國氣憤不已。如果Frau Merkel不見，只是單純讓達賴進行宗教活動，中國需要管這檔事嗎？今天馬政府上下，前腳說「歡迎」，後腳表示「為難」，現在馬總統跑出來說「適當時 機」，不但丟了國格，也自己坐實了「沽名釣譽」的一貫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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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改口：適當時機 歡迎達賴訪台
- 2008-12-06
- 中國時報
- 【陳洛薇、江慧真、蔡慧貞、何醒邦／台北報導】
據悉，馬和相關幕僚很早就認為，達賴此時來台並不適宜。三日與外籍記者座談時即問即答，所以馬英九話只說了一半，沒機會把話說完整，激起複雜的政治效應，讓幕僚捏了一把冷汗。在評估反應後，馬英九和國安會祕書長蘇起等四日定調「此時不宜，但適當時機時，仍歡迎達賴來台」。
民進黨立委昨日倡議發起「一人一信」邀請達賴來訪，黨主席蔡英文批評，台灣在國際備受打壓，處境艱困，但馬總統未將心比心，反配合中國打壓達賴，令人不解也難以忍受。台灣國家利益不就是尊重人權、自由與民主？達賴是上述價值的綜合體，拒絕達賴如何向世人說明台灣所堅持的價值？如果達賴願意接受由她邀請訪台，她也樂意提出。
前總統陳水扁辦公室則發出新聞稿表示，竭誠希望並歡迎達賴再度來台，並提醒國人，如今西藏已經放棄藉由與中國談判來獲得地位，西藏連追求自治都無法獲得中國認同，更何況台灣追求的是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一定要有所覺悟」。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則指出，馬英九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表態，令人意外。
台灣團結聯盟主席黃昆輝也說，達賴訪台對兩岸關係沒有負面影響，也沒有時機適宜與否的問題，馬英九太多慮、判斷不正確。
馬英九昨日接見義大利國會友台小組參議員費雷斯一行時，重申現在不是他來訪的最好時機，「當時機適當的時候，政府會非常歡迎達賴來台灣從事宗教活動」，因為達賴在台灣有非常多的信徒，「我們樂觀其成」。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高思博認為，對我方來說這是個「時機議題」，也是雙方基於「主客皆便」前提下達成的互動。達賴對整體國際情勢和兩岸關係有很深了解，如果民進黨硬要弄成達賴來訪、讓客人為難的事實，並非妥善作法。二○○三年民進黨執政時邀請達賴，當時達賴方面表達「不方便」婉拒，來不來訪需要水到渠成的氣氛，蒙藏委員會將配合政策執行。
p.s.：圖為St. -Martin-Platz旁的老人公寓牆上雕像。
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
波蘭醫學院
以前我認識的一個希臘人，他應該叫做Georg，我跟他是在歌廷根認識的。當他知道我是從台灣來時，他跟我說，他以前在醫學院唸書時，有認識一個台灣學生，是非常好的朋友，並且給我看他台灣朋友寫下來的祝福字語。然而，當我問他，有台灣學生去希臘唸醫學歐？他卻說：「我們是在波蘭認識的。我是在波蘭唸醫學院的。」那時起，我才知道原來有不少的台灣人在波蘭攻讀醫學院。
誠實地說，當我知道有這種情況時，實在納悶起來，為何要去波蘭念醫學？後來在慕尼黑認識了一些在這邊唸醫學的台灣人，我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按照我自己所得到的資訊，波蘭醫學院之所以吸引台灣人或其他外國學生前去攻讀，一方面全部的學程都以英文授課，不需要會波蘭文。另一方面，結束波蘭醫學院學業後，可以根據這個學歷，前往美國參加美國醫生的國家考試。考取之後，當然就有美國的醫生執照。這樣聽起來，似乎在德國接受醫學教育的摧殘，實在太不知道了。
今天看到下面這則新聞，好像波蘭醫學教育還有另外一面。至於實情如何，就真的不知道了。
誠實地說，當我知道有這種情況時，實在納悶起來，為何要去波蘭念醫學？後來在慕尼黑認識了一些在這邊唸醫學的台灣人，我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按照我自己所得到的資訊，波蘭醫學院之所以吸引台灣人或其他外國學生前去攻讀，一方面全部的學程都以英文授課，不需要會波蘭文。另一方面，結束波蘭醫學院學業後，可以根據這個學歷，前往美國參加美國醫生的國家考試。考取之後，當然就有美國的醫生執照。這樣聽起來，似乎在德國接受醫學教育的摧殘，實在太不知道了。
今天看到下面這則新聞，好像波蘭醫學教育還有另外一面。至於實情如何，就真的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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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波蘭學醫門檻鬆 低薪進醫界令人憂 【16:05】
〔中央社〕台灣醫學生面臨波蘭留學生回台低薪搶飯碗，有人在網站和衛生署長信箱投訴，質疑波蘭學歷過水的住院醫師良莠不齊，危害病人安全，衛生署則表示這要修法解決。
根據「批踢踢」網站內容，中部某大醫院今年招收的住院醫師名單中，出現波蘭西里西亞大學、波蘭羅茲大學、菲律賓法蒂瑪大學畢業的台灣留學生，這些人都到急診及外科部，去波蘭讀醫的人數正以倍數超過去菲律賓讀醫的人數。
網友討論認為，某些波蘭醫學院入學資格過於寬鬆，甚至有專為亞洲學生開的英語學程班，在台灣考不上醫學系的學生在波蘭過水學歷後，回台投入相對冷門的外科領域，堂堂醫師月薪新台幣5萬元，形同廉價勞力。
無獨有偶，一位中台灣的醫師匿名投書署長信箱，質疑部分波蘭醫學院入學簡單且畢業容易，台灣學生學成返台後不必經過教育部的學歷認證，可逕自醫師國考，但是水準參差不齊，這些醫師放在第一線的急診、外科，將影響急重症的醫療品質，危害病人生命安全。
衛生署醫事處指出，波蘭在2004年納入歐盟後，原本在菲律賓唸書的台灣留學生陸續轉學到波蘭，衛生署為杜絕半途轉學的問題，2年前修訂「醫師法施行細則」，增定「在九大地區取得醫學系學歷，所有學程須全程在當地修滿，否則要參加教育部學歷甄試，始得參加醫師考試」。
現行「醫師法」規定，以外國學歷參加考試者，其為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以外之外國學歷，應先經教育部學歷甄試通過，始得參加考試。因此，留學波蘭的台灣醫學生，教育部承認其學歷有效。
不過，衛生署已決定，將來不再區分「先進國家」等九大地區，改為所有外國習醫者回台一律先在台灣醫療院所實習，通過學歷甄試後，才能參加醫師國考。
衛生署長葉金川表示，這牽涉到必須修改「醫師法」，衛生署需要與教育部、考試院討論出共識，再將修正案送到立法院審查。
出處：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157009&type=%E5%8D%B3%E6%99%82%E6%96%B0%E8%81%9E
根據「批踢踢」網站內容，中部某大醫院今年招收的住院醫師名單中，出現波蘭西里西亞大學、波蘭羅茲大學、菲律賓法蒂瑪大學畢業的台灣留學生，這些人都到急診及外科部，去波蘭讀醫的人數正以倍數超過去菲律賓讀醫的人數。
網友討論認為，某些波蘭醫學院入學資格過於寬鬆，甚至有專為亞洲學生開的英語學程班，在台灣考不上醫學系的學生在波蘭過水學歷後，回台投入相對冷門的外科領域，堂堂醫師月薪新台幣5萬元，形同廉價勞力。
無獨有偶，一位中台灣的醫師匿名投書署長信箱，質疑部分波蘭醫學院入學簡單且畢業容易，台灣學生學成返台後不必經過教育部的學歷認證，可逕自醫師國考，但是水準參差不齊，這些醫師放在第一線的急診、外科，將影響急重症的醫療品質，危害病人生命安全。
衛生署醫事處指出，波蘭在2004年納入歐盟後，原本在菲律賓唸書的台灣留學生陸續轉學到波蘭，衛生署為杜絕半途轉學的問題，2年前修訂「醫師法施行細則」，增定「在九大地區取得醫學系學歷，所有學程須全程在當地修滿，否則要參加教育部學歷甄試，始得參加醫師考試」。
現行「醫師法」規定，以外國學歷參加考試者，其為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以外之外國學歷，應先經教育部學歷甄試通過，始得參加考試。因此，留學波蘭的台灣醫學生，教育部承認其學歷有效。
不過，衛生署已決定，將來不再區分「先進國家」等九大地區，改為所有外國習醫者回台一律先在台灣醫療院所實習，通過學歷甄試後，才能參加醫師國考。
衛生署長葉金川表示，這牽涉到必須修改「醫師法」，衛生署需要與教育部、考試院討論出共識，再將修正案送到立法院審查。
出處：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157009&type=%E5%8D%B3%E6%99%82%E6%96%B0%E8%81%9E
洗刷冤屈？！
由於上一則的電視專訪中，無論主持人或者Prof. Dreier本人都提到了Horst Dreier所主編的GG-Kommentar，不禁想到Prof. Dreier對於德國基本權發展所做的一段考證。如果翻閱有關闡述威瑪憲法基本權效力的見解，無論台灣還是德國，似乎都是持這樣的主流說法：「（受制於十九世紀以降的實證主義），威瑪憲法第二章的基本權規範，不是單純的『方針（Programmsatz）』，即為『空轉（leerlaufend)』的條文。」（Vgl. Carl Schmitt, Freiheitsrechte und institutionelle Garantie der Reichsverfassung, in: ders.,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4-1954, 4. Aufl. 2003, S. 140f.)這樣的看法，乃是強調一個以實證法為核心的年代。憲法的基本權規範對於立法者而言，並沒有直接的拘束力。也因為如此，基本法的制憲者，特別在基本法第一條第三項規定，基本法的基本權規範，對於行政、司法以及立法權，具有直接拘束力。這樣的規定，從呂特案開始，配合Rudolf Smend的整合理論，不但形成了基本權作為價值的基本權理論，也論證出基本權作為客觀法秩序的說法；稍後，聯邦憲法法院在有關基本法第六條之婚姻與家庭自由的規定時，闡釋基本權作為原則規範的想法。就這樣，基本權的客觀面向，不是從基本權作為價值秩序的角度，就是是作為客觀原則形式，不斷地發展出來。然而，在Prof. Dreier所撰寫的Kommentar中，似乎不盡如此。
我記得那時候，我是上完Prof. K的Grundkurs之後，請教一些上課中不理解的問題。具體的問題我是忘記了，可是Prof. K耐心地聽我講完後，略帶有自我糾正的態度說道：「我在上課的時候似乎講得有點快，有關威瑪基本權的規定，並不是全然為方針條款。如果您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翻閱Prof. Dreier主編的Kommentar，裡面有寫道對威瑪憲法基本權保障的分類。」這樣的回答，全然是我意料之外，在道謝完之後，就去圖書館看看Prof. Dreier在Kommentar中寫了什麼。Prof. Dreier在其Kommentar的看法（Dreier, Horst, in: ders., GG-Kommentar I, 1992, Vorb. Rn. 13）。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的威瑪憲法第二章，被命名為德國人的基本權與基本義務。根據當時的通說，裡面的基本權，並沒有排除外國人的自由權保障。另外，因為當時制憲會議中，由於對於工作與社會生活形成的重視，故而也將這些社會權或社會秩序當作基本權，納入威瑪憲法第二章。若用基本法的保障規格來做比較，威瑪時期的眾多因素，弱化了基本權的法學意義中。首先，與基本法相比較，威瑪憲法並沒有提供一個制度化的憲法法院審判權。當時的法官對於法律之審查權（較好的表達：非難權），有其理論上的爭議，於實務上也鮮少被使用。其次，基本權欠缺一個被承認的憲法優位性。這導致威瑪憲法的基本權落入（修憲）立法者的支配之中。然而，就這點而言，為保護憲法的基本權規範淪於空轉的窘境，學界已經提出了層級式的保障想法。分別為reichsverfassungskräfitge Gewährleistungen mit und ohne Diktaturvorbehalt, reichsgesetzkräfitge bis gesetzeskräfitge（前開用語似乎來自Gehard Anschütz與Richard Thoma，甚至Hans Kelsen。我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有正確的記憶，等確認後，再做翻譯）；而傳統上，這些基本權規範被理解為不以立法者為規範對象，而是解釋為形塑依法行政原則。最後，Prof. Dreier寫到：
An der unmittelbaren Geltung und Anwendbarkeit einiger grundrechtlicher Gewährleistungen(Verbot der Auslieferung Deutscher, Schutz bei Freiheitsentziehung, nulla poena sine lege, Freiheit der Versammlungen in geschlossenen Räumen, Gleichstellung gemäß Art. 128 II WRV, Rechtsweggarantie, Beamtenrechte, Staatshaftung, Eigentum) änderte dies aber nichts, so dass die verbreitete Rede von den Grundrechten der WRV als bloßen ,,Programmsätzen" in dieser Pauschalität unrichtig ist.
大意似為：一些基本權保障的直接效力與適用並無因為上開基本權理解而受到影響，故而將威瑪基本權說成單純的方針條款，從整體的角度，是不正確的。
p.s.：寫完這篇文章，開門看到一尊一尊的聖誕老公公立在每個人門前，這才想到，原來又到了德國聖誕老公公的節日啦！照一張與主題無關的照片，以作留念。
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
Ist der Rechtsstaat in Gefahr, Herr Dreier?
在Prof. Horst Dreier只能在聯邦憲法法院前吶喊後，接受了電視專訪。題目為「Ist der Rechtsstaat in Gefahr, Herr Dreier?」。在一開始時，主持人就問Prof. Dreier，您本來可以成為聯邦憲法法院法官，您能理解為什麼沒有實現呢？這個話題真是尖銳啊！在接下來的訪談中，Prof. Dreier主要在捍衛自己的學術意見，並且強調自己很負責地在Kommentar中寫出自己的學術意見，然而，他自己目前也無法提出有關人性尊嚴侵害的解決方案。以下是網站上整理的專訪意見。：：：：：：：：：：：：：：：：：：：：：：：
|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Das ist der Kern unseres Grundgesetzes. Aber seit einiger Zeit stellen sich neue und schwierige Abgrenzungsfragen. Ist eine befruchtete Eizelle im Reagenzglas ein Mensch, dem Würde zukommt? Und: Gilt das Folterverbot weiterhin absolut oder ist unter Umständen, etwa zur Rettung eines Entführungsopfers, körperlicher Zwang erlaubt? Die Debatten über solche Fragen waren ausschlaggebend für die Ablehnung des Würzburger Staatsrechtlers Horst Dreier als SPD-Kandidat für das Amt des Vizepräsident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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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http://www.3sat.de/
2008年12月4日星期四
英國公園的亞洲風
不是英國才有公園，在這鄉巴佬的慕尼黑城中，也有一個讓慕尼黑人到處走路有風的公園，它就是「英國公園」（Englischer Garten)。英國公園位於慕尼黑的東北方，是一座傲視全球的城市心臟。其四點一七平方公里大的面積，比紐約的中央公園以及倫敦的海德公園還要廣大。至於為何取名為這麼洋味的名字，乃是在公園設計之初，並不採取法國巴洛克式的公園造景概念，而是選取英國的風景公園概念。發展簡介
英國公園的產生，似乎也是一個歷史上的偶然。在一七七七年之時，慕尼黑落入了選帝侯Carl Theodor之手。在他嘗試將巴伐利亞與荷蘭交換不成之後，決定在慕尼黑的城市設計上，做出貢獻。在剛開始之時，這位選帝侯本是希望在所有巴伐利亞軍隊的駐紮地之處，設置所謂的「軍事公園」。藉此，讓士兵一方面能有認知野生環境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讓於此休憩。一七八九年，選帝侯Carl Theodor做了一個改變慕尼黑軍事公園的決定。按照此一決定，公園的東方將改建為第一個歐洲的民眾公園。這項任務，就交由庭園設計師 Friedrich Ludwig von Sckell，監督管理，則由著名的軍事部長Benjamin Thompson負責。由於von Sckell曾於英國研究英國風景公園的設計，也很自然地，在公園造景與規劃上，就是以英國風景公園為核心概念。有別於法國的巴洛克造景理念，英國式的風景公園，著重於人與自然事務的結合。透過自然風景的原則，使有如畫作般，且變化多端的自然風景，映入於公園中休憩人們的眼簾。由於重視視域的享受，古代的神殿或廟宇、中國式的塔樓、人工的廢墟、假山以及古代隱士所閒居的屋舍，也接續地納入此種造園設計的概念；也因此，本來名為Theodor公園的提議旋即被更換為「英國公園」。
在一七九二年，該公園正式地開放給大約四十萬慕尼黑市民使用。十八世紀尾聲，軍事公園的任務似乎不再存在，英國公園也因此跟著擴建。這使得英國公園進一步盤據了Hirschau地域。在十九世紀初， 新上任的Maximilian I. Joseph 更是對於von Sckell委以重任，這也促使英國西半部的工程，接續地完成。
中國塔（Chinesischer Turm）
就如前面所說的，中國式的塔樓，是英國風景公園重要的造園象徵。在慕尼黑的英國公園中，也有這樣的設計（如左圖）。這個名為中國塔，卻又難以理解其何以「中國」的塔樓，建造於1789/1790 之間。其原先的用意，乃是取材於中國皇帝花園中，磚造的塔樓。或許由於建材與戰爭的關係，這座中國塔在興建完成之後，多此的燒毀。不死心的市政府，也一再地按照原本的設計重新蓋了起來。現在，中國塔變成英國公園中，提供飲酒作樂的重要據點。夏天時，一眼望去，七千個座位中，座無虛席，起碼的裝備，就是人手一杯啤酒。除此之外，在塔內安排樂隊演奏，使賓主盡歡。日本茶屋(Japanesisches Teehaus)
英國公園中另外的亞洲風格，就是這座日本茶舍。興建這座茶舍，起因於一九七二年的夏季奧運和日本札幌市的城市合作，故而在英國公園中，規劃了一個日式花園，在這花園中，特別區隔出一個人工小島，並在這個小島上，就是蓋了這間日本茶舍。現在這座日本茶舍，固定提供日本有關茶道的藝術，並且在夏季時，舉辦所謂的「日本祭」。
參考：
http://de.wikipedia.org/wiki/Englischer_Garten_(M%C3%BCnchen)
http://de.wikipedia.org/wiki/Englischer_Landschaftspark
P.S.:
第一張圖為皇家花園。這座花園也被納為英國花園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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